那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知识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西周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主要是为贵族设的，其中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小学为童蒙之学，学的是书、数一类知识，有点儿像咱们今天的语文和数学，但还不是一码事儿；大学学的主要是礼、乐、射、御等，这些在当时礼乐制度的背景下，可都是安邦治国之术。而且，国学校址一般都设在大都市，执教的老师也都是有一定职守的王官。至于乡学吗，跟国学一比，就显得寒碜了，一般设在小城邑或都邑的近郊，吸收的学生也等而下之，都是些士和比士略微高级点儿的低级贵族。乡学的教学内容，也就是士所接受的文化知识，多为明人伦、知纲纪、定尊卑的礼节修养和从军打仗必备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千万别说“礼、乐、射、御、书、数”比不上“数、理、化”，也不要说人伦、纲纪、礼节修养不算先进知识。要知道，礼乐绝对具有教化的功能，尤其在那个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这是一套很严密的系统，对于人们思想的作用力是不容低估的。有了知识、技能，尤其是思想，那就不同于愚夫愚妇。士就是这样一批人，虽然身份已不再高贵，但是有知识、有技能、有思想，并且可以靠这个入仕，为社会服务。
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远在商周间，巫、史、祝、卜，可以看作是早期社会分工后产生的最早的士，他们是具有文化性的角色，他们服务于王权贵族的统治，也依附于王权贵族的统治。春秋制度沿西周而来，社会地位居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这些士，有的成为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有的成为捍卫社稷的武士，有的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通公务员。
然而，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也面临着解体。战争不断发生，把原有的社会秩序整个打乱，贵族与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了。老规矩谁还讲究，宠辱礼罪的标准完全根据需要来定。社会成员的身份不再是无法改变的宿命，垂直流动成为趋势，而且是势不可挡。于是，士的数量大增，内涵也泛化了。到了战国，士的成分已经五花八门了，从文到武，从雅到俗，从宫廷到市井，从豪杰到流氓，从积极谋求的智者到恬淡归隐的高士，不一而足。有人还进行了初步分类：①武士，②文士，③吏士，④方术之士，⑤技艺之士，⑥商贾之士，等等。
由上我们不难看到，社会阶级结构和文化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春秋战国间，是士阶层发展最充分的时候，也是思想言论最自由的时候，尤其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的“稷下时期”。
“稷下”是个地方，就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田齐桓公。齐宣王之时，在稷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会集于此，自由讲学、著书论辩。战国中后期各主要学派的重要人物，如：荀子、宋钘、尹文、鲁仲连、田巴、貌说、邹奭，几乎都到过稷下，《史记》描述了当时的盛况：“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厖”。
也就是说，稷下学宫是一种由官方主办、私人主持的办学模式，而且在这里，士人可以“不治而议论”，“不治”，就是“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事，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不治而议论”可以说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无疑体现了稷下学宫鲜明的政治性，但是不问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的学术自由气氛，依然是值得称道的，被公认与同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院为东西并尊。
在这样的氛围下，古代士的功能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尽管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议政事”，并且在历史的长河里如昙花一现般短暂，但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到战国末期，这些“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已经逐渐演变为统辖学术的博士了。虽然在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将被动地甚或自觉地接受改造，可是，当时所阐发的思想、提出的观念，尽可以存入我们国家民族的智慧宝库，而那个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氛围，更是后世所津津乐道，甚至引发向往和追求的。
谁说的都有理
“百家争鸣”那是学术思想极度自由和繁荣的一个时代，常为后世津津乐道，学术界还将他划入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当然，这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不单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事儿。
“轴心时代”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1949年首先提出来的，它不专指哪一个国家，而是指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间，北纬30度上下这么一个广泛的区域内，人类文明的发展状况。说是，在这一时段和区域内，人类诸多主要文明的产生以至发达，似乎经历过一个由缓慢渐进突然达成一个快速跃进，以至成熟质变的过程。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则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这种观点是外国人先起的头儿，也是近现代以来人们重新认识了地球，各自发现和了解了地球另一半的同类以后，重新审视全人类走过的道路，才得出的新论断。自然，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黑白的时候，很多学术问题也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很多学术观点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以上这个关于“轴心时代”的就是。
共识是共识，可是这个“大多数人”不管怎么说，也都是后人。后人的总结概括得看，可是当世人的见解议论也不能不重视。所谓兼听则明嘛。
外国的，我们且不去管它，中国思想嘛，咱就说中国。
这里放着现成的文献资料呢——庄子的《天下》篇。
庄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春秋战国时期，具体说是战国中期的名人，我们都知道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如果中国有西方所谓哲学的话，我们也认为他是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你可能不知道，庄子还是位哲学史家，《天下》篇就是这位哲学史家的关于哲学史的论文。至于有人说《天下》篇非庄子自作，乃庄子后学所作，这样的笔墨官司咱们不愿意打，本书开篇即言中国讲究成一家之言，这篇文章总没出庄子这一家就是了，而庄子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有人说：《天下》篇是“惟序晚周学术之源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历叙古今道术渊源之所自”（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天下》），“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序》）
那么，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呢？主要是两块儿：第一，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第二，批评诸子学派，这里的“批评”当然不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诸子百家也不能全提到，着重几家而已。
既然是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那就是说，在此之前道术是整全的，庄子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以至于百姓，皆有所宗所本，有所依归。并且，圣人已遵循这整全的道为人们设置了制度（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编著了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只是如今“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了。“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彼时，天下多是些得一孔之见就自我欣赏的人，他们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却不能相通；又像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却又都不完备和全面。他们割裂天地的完美，离析万物的道理，把古人完美的道弄得支离破碎，很少再能具备天地的完美了。
其实，诸子百家说的那些道理，古之道术早都涵盖了。比如像墨家提倡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宋尹学派倡导的“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彭蒙、田骈、慎到（稷下道法学派）提出的“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关尹、老聃追求的“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等等。
他们说的都有理。毕竟，这些也都是整全的道的一个方面嘛。但是，如果要把这一两个方面单拿出来，还放大，并且在全社会各方面广为推行，恐怕就不妥了，事实上也推行不开。
就说墨子那一套学说吧，本是从效法圣王大禹勤劳天下而来，可是，“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què）；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像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那样，学富五车，雄辩滔滔，又怎么样呢？“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
所谓“道不远人”，不仅要说得有理，还得做得到，不仅自己能做到，还得化成天下，让大多数人也能做到。这才是中国人的“道”。能做到这样，也才能称得上是“圣人”。而诸子里能称得上圣人的却没有几个。
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一大特点就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诸子的意识已经“裂”成了多种多样的国民生活的“一察自好”了。“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确实很“不幸”，但也确实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
不错，往圣先王依循天道自然之理，为人们设置了制度，编著了经典。但是，在民智未开的漫长岁月里，圣人与凡夫的智慧差距未免太大，像《易经》那样的天书，又有几人能真正看得懂呢？制度也好，经典也罢，说理说得其实还真是不够透彻，提示性的语言多，而掰开揉碎眀析道理的语言几乎没有。估计要把“道”掰开揉碎地讲清楚，即使对于圣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圣人们在自己智慧已开、悟性超群的情况下，大概都还是本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个态度治理天下。当然，我们不是从反面理解这句话，也并没有褒贬的意思。可能，在人类发展的幼年阶段，生产既落后，文字又不成熟，要想开启民智并不容易吧。
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字的成熟和学术的下移，全民的智慧渐开，起码“士”这个阶层的人大为扩充，有知识的人多了。他们慢慢会对既有的礼法、制度、思想乃至自己循此而动的行为产生怀疑，尤其是在天下大乱、社会动荡的时候，而春秋战国就提供了这个条件。
这种怀疑是人类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毕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是一个人或者全人类成长过程中必然的思想追求。
“道术为天下裂”或者可以说，正是为了“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人们要把那个囫囵的、混沌一体的“道”扒开来仔细瞧瞧，瞧个清楚。尽管，“道”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解剖成条条块块儿，但人们就是要尝试，即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也非得这么做不可。也许这就是人性——好奇。
但是，庄子的话也提醒我们，光条分缕析是不行的，那样只看部分不见全貌、只看表象无视本质，会很“不幸”。其实，有这种认识的不仅是庄子，像老子、孔子、荀子，他们都有类似的认识。
好在，我们是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文化和血液里依然流淌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合”的精神基因。“合”就是“一”，“一”就是“合”，“一而二，二而一”，“分”是为了“合”才“分”的，不是为“分”而“分”，如果最后搞到“合”不起来，那“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天地之美”也就再难重现！
中国自古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不朽”基本等同于“永生”，想永生吗，那就照这样去做吧，不一定非得去求神。
诸子中，凡是今天还被大多数人熟知的，几乎都有著作留世，也就是著书立说。当然，“立言”也好“立说”也好，总归你得立得住，不然著书也是白著，历史会把它淘汰掉；相反，要是你的“言”能立得住，最好再有德与功相配，即使你自己不动笔，你的后学也会积极地替你著书立说，甚至甘愿冠上你的大名，他们连署名权都不要，他们自觉地认为这书的思想都是宗于你，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做。
下面，我们将择要介绍春秋战国间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物和他们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