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纲解纽
周朝享国800余年，不能不说是礼乐制度的伟大功效。这种制度主要考虑的，其实就是如何效法自然来安排人事秩序，安排得好那自然也就国运绵长。然而，秩序，难免会面临破坏、修复等一类挑战性的状况，也就是有序会变成失序，朝代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展，正所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自然也是合乎历史乃至自然规律的，因为“反者道之动”。
周朝也不例外，一方面原有的王权政治体制一度解散，文化格局面临“礼崩乐坏”；另一方面，既成的体制、格局又需要因时制宜，强烈希望强化自身、修复秩序。这就是西周衰殒后经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六国的一段历史画面。
西周大致经营了350年的稳定，自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平王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算作东周。东周可就没有西周那样祥和太平的氛围和景象了。东周时候，王权几乎就剩了个空架子，几个大诸侯国——齐、晋、楚等的国君继起称霸。他们打的都是“尊王攘夷”的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谁实力强谁说了算，没人再讲“礼”了。
天下乱了。君不君，臣也不臣了。按孔子写史时的定义，这就是“春秋”时代（大概历时240年）。之后，以“三家分晋”为标志，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纵横则成“战国”时代，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其间又经历了180余年。这样，终东周一代，中土动荡，合、分、合大约四五百年，也够长的了。
大家不禁会问，为什么西周维系了三百多年的“王纲”会解纽呢？那原因可多了，造成历史变动的因素本来就是多样的嘛，多因素互作，最终形成一种“合力”，造成一种“形势”或“趋势”，那么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从经济上看，西周曾依靠“井田制”来实现农业立国，保障民生安定和贡赋来源，但到了西周末年，“井田”崩溃了。一方面，经过两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人口增加了，从前划定的分配已经不适应实际；另一方面，由于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引起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生产力一提高，经济就开始发达，经济一发达，社会竞争、剥削和压迫也随之而来。土地的私有和兼并动摇了农村经济的基础，破坏了井田制度，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夺地盘，更推动聚敛夺取变本加厉，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私有欲望不断膨胀，古朴民风渐趋失落。
从社会阶级的分化对立来看，大宗主一方面不愿放弃已有的权利和偃仰享乐的生活，对于“勤民敬德慎行”的传统和方针也不再顾及；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民间的反抗又无法阻遏，于是上下之间离心离德。再加上，西周后期屡屡用兵，或征犬戎，或伐楚子，使得王室力量衰颓。
从社会组织方面看，周初立宗法制度，是依血缘系统来安排政治组织的，君权重，诸侯卿大夫依次而轻，所谓“本固枝弱，内重外轻”，但时间长了，血缘纽带逐渐疏松，君权削弱，诸侯涨破了封建均衡的格局。尤其是几个处于外围的诸侯，南方的楚、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由于处境较为优越，扩地日广，兼并弱小，分别坐大。在他们的头脑中，关于力量的观念和知识，也逐渐地凌驾于“礼义”之上，事功也就排挤了伦理的价值。这样，各诸侯可以不臣于天子，各国卿大夫也可以不臣于他们的诸侯。于是，天下乱了。弑父杀君、公子争立、公族互杀之事，在春秋战国之际不可胜数。
随着五霸迭起，吴越代兴，权谋霸术之道成了应世的主要文化智慧。崇武养士蔚然成风，学术开始下移，一个平民精神活跃的历史舞台搭建而成，历史正张开双臂，迎接此一时代的社会精英登台一展风采。
由官学到私学
在今天，大家几乎都上过学，受过教育，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那是相当高了，即便是读大学也不会太难。显然，我们这里说的教育是狭义的，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与家教、礼教、宗教那种教化的“教”，还是有分别的，尽管也有些联系。
与后世不同，在周代，那可是“学在官府”的。学在官府、宗法制度和“土地国有”（也就是周氏族为首的联盟所公有，这里的公不是天下为公之义，乃是公子公孙的氏族贵族之义）是西周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劳动力的形态主要是集团的或公社的，即以被征服的氏族（如殷民六族、七族，怀姓九宗）为单位，进行“千耦其耘”的大规模生产。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所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也当然不是国民式的，而是君子式的。具体地讲来，意识的生产或者说思想学术，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春秋末期所谓学术下民间的历史，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见证了。
我们看到，大部分金文中出现的西周官吏，有这样的名目：卿事寮，大史寮，三左三右（左：大史、大祝、大卜；右：大宰、大宗、大士），作册，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走马，左右虎臣等等。其中，大祝、大宗、大卜等官，同时即为宗教的思想家。由此可知，“氏所以别贵贱”，同时派生的东西还有“氏所以别智愚”，在那时，事业家与观念家是“不可分裂的结合”。其实，也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分工也不发达的标志。
中国古代，常见的是君子（贵族）与小人（鄙夫）的分类，而没有国民性的智愚分类，其秘密就渊源于此。你看，在古希腊，思想家被称为“智者”，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则被称为“贤人”。
而“人”在卜辞中，还没有和氏族分立，也就是，周时的人指的只是有身份的人，而不是所有的自然人。基本上，它包括这么几个含义：称氏族先王，称王者，称氏族贵族（君子），称在位的职官。与“人”相对的是“民”，那才是咱普通老百姓的一般代称。
所以，与“人”字连类的就是“圣”，这个字最早就见于西周文献。考“圣”的本义，据说与“哲”可以互训。“圣”“哲”都是指配天的美德，并没有知识教养的意义，而这种美德只是对先公先王所加的专称，从不用以形容普通百姓。很明显，“哲人”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代和希腊古代，那是名同而实不同的。
“圣贤”“贤哲”两两连用，那是后来的事。“贤”字，并没有德性的意味，最初是指在“巫术”及“射礼”方面的能手，或用作技能优异者的代称，这里所谓“技能”的领域，也只限于狩猎。狩猎中的“贤者”也就是“神射手”。
至于“贤”字之获得国民性与道德性，及其成为一般智能的代称，进而与“圣”“哲”相结合，大概是在春秋时代，由搢绅先生创始，到春秋末世及战国初年由孔、墨显学完成。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智能一体相连的“贤人”晚出，二是晚出的“贤人”又很快失去了“智能”的独立性，而与配天文德的道德概念水乳交融，也就是“智能”被“道德”淹没了。鉴于殷商的灭亡，周朝从一开始就以“天命维新”自警、自勉、自我约束，这也就是道德的起源。
对这两点进行思考，应该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深入理解。
在宗法制度下，社会阶级的贵贱是以血族传统为标准，而不以智能为标准。与此相应，氏族意识也约束着国民意识，于是，国民阶级出现难产，所有的只是服务于氏族贵族的奴隶，社会不变革，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社会终将变革，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生产力在发展。
铁器被发明和使用，那是在春秋战国时候。铁器的使用较之石器或木器（青铜器主要限于鼎彝，从未普遍用于生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石器或木器的生产力阶段上，一般地说来，难以冲破氏族制的束缚，因而不可能发生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形态，也不可能发生多种阶级关系；只有在铁器的生产力阶段上，才具有改造生产方式所依据的技术条件。
铁器的使用，在农耕文明里，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益，推动了社会物质乃至精神文明的变革或者说进步。因为铁器的使用，显然改革了农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从而促使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私有化的过程，促使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自然也就不能不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改变了它的面貌。
在春秋的文献，例如《诗·大雅》的“瞻卬”“桑柔”“抑”，《小雅》的“正月”，《曹风》的“候人”，《魏风》的“伐檀”，《北风》的“北门”等篇，以及最古的私学著作《论语》中，才看出了因土地私有，开始发生社会内部的阶级分裂，也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相反，在土地公有的西周文献中，则绝无贫富对立的字句。所以，我们说，周人的“学在官府”是和当时的“土地公有”紧密相关的，当然，这与生产力不发达也脱不了干系。
好了，现在铁器被应用于生产了，生产力算是前进了一大步，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社会关系层面、精神学术层面是必须要跟着调整的。而这一调整又谈何容易，如我们知道的，它用了好几百年。
从春秋开始的氏族组织解体，是一种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的政权逐渐下移的运动。而在这一运动过程中，自然而然也就包括了知识、人才的组织系统，因为官学体制下的教育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为西周宗法制度培养干部的。氏族组织要解体，它就没有理由存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旧“官学”统系衰败了，民间“私学”就兴起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也就是“百家争鸣”的前奏。所谓礼乐，基本可以看作古代知识、学问的总汇，它就寄托在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既然“礼崩乐坏”，那么，也就是说官学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了。所以，孔子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庄子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
春秋中晚期以后，王官权威日益分解离散，各诸侯因为自保或者对外扩张，所以人才缺口比较大；而原来的官学是垄断的，无法实现社会人才和文化上的垂直流动。怎么办？突破垄断，开办私学。也就是打破原来社会等级的固定性，为士、庶人的上升敞开门户。而且，这时候不愁师资。社会上有这么一批人，有知识，无岗位。要是在以前，他们怎么着也有个一官半职，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入仕无门。可是他们依然清高，自认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可修身志道，不愿仰禄于人，于是不少有学之士投入教育行列，私学遂兴。
私学的兴起，意义主要在于教育的独立和面向全社会，以及知识独立价值的确立。可以说，私学之兴，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春秋战国间诸子百家学术兴旺的气象，也促进了“知识阶层”的相对独立。由于私学大都由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来主持，所以私学又带有思想中心的性质。而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与办私学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旦思想理论自成体系、独树一帜，那社会影响和传播力就相当可观。
私学的核心之一是师徒关系，以私学为基础，社会上也就出现了以宗师为核心的许多学人集团，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皆有门派，墨子与其弟子的集团几近于“结社”。集团也好，门派也罢，反正不是一个人，这也就是“百家”的渊薮，而这，势必伴随着“士”阶层的扩大、独立和分化。
“士”之崛起
“士”，本来是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人（可能还专指武士），既然与贵族沾亲，那就有身份，但是身份也不能算太高贵。大约在西周时期，才出现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这应该是周代宗法制度的产物。现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周代世卿大夫以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诸弟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
看来，要想永保高贵的身份地位，就得是嫡长子，嫡长子的嫡长子……没办法，资源有限，位置有限，制度只能这么规定。那么，其他儿孙呢？对不起，逐渐下降，直到沦为庶人为止。事实上，贵族的庶孽正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余子也就是支庶。范雎原来也是“梁余子”，商鞅原来是“卫之诸庶孽公子”，韩非则出身于“韩之诸公子”。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而且这类人物的数目还不会很少。举个例子，齐靖郭君田婴一人就有40多个儿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而“士”就是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
这些“士”与第一位贵族祖先的血缘已经比较远了，身份地位也大打折扣，流于贵族阶级的最下层，到了上与下的交会处，这着实有点尴尬。不过，他们还是能够享受一项很可宝贵的氏族待遇，那就是上学，或者叫接受教育。因为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可能享受文化知识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