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迪与李顺之谈到留守坚持的时间问题时说，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更长的时间，要作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李顺之和爱人谢承蕴是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带着一个10个月的男孩从苏中调到澄西工作的。经康迪淡话后，李顺之感到这一别可能是长期分手了，在月光朦胧的长江堤岸上，对妻子来说，这种突然变化，思想情绪影响很大，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李顺之对她说明这次分别可能是长期的，而且江南环境险恶，生死难卜，再三嘱咐把孩子带好。妻子谢承蕴深深体会丈夫心意，表示完全理解，一定作好长期打算，带好孩子，等待胜利重逢！次日，李顺之即随康迪和陆汝耕排奔赴丹北集中，与武进、丹阳、扬中来的部队编成警卫大队，随中心县委行动。
塘里湾战斗
警卫大队的主要干部大都是抗战前期参加革命的，班长、战士是抗战后期经过武装反“清乡”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大反攻战斗考验的，武器配备也比较好，丹北根据地人民也热爱支持在江南坚持的子弟兵。但他们是在紧张时刻从各县抽调而来，相互不熟悉，亟待整顿训练，相互了解。11月上旬敌情日趋严重，大队驻地连日看到蒋军主力部队自南而北急速过境，警卫大队不得不转移上山隐蔽。对整个敌情变化，领导上并不了解，也无法主动掌握，整顿警卫大队的工作难于进行，大队的行动也陷于被动。
11月中旬，康迪和高俊杰带领警卫大队在武进的西夏墅，丹阳的窦庄庙前的艾庙、胡家桥，镇江的黄墟等地转了一圈，帮助县区干部研究坚持阵地的工作。11月24日到黄墟东面山梁西坡的塘里湾村宿营。中午部队正在休息，哨兵跑来向陆汝耕报告，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时哭时笑，像有神经病，想上山来，被哨兵抓住了。哨兵话刚说完，山脚就传来枪声。高俊杰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部署战斗。利用山坡、竹木树林的掩护，居高临下，奋力抗击来犯敌人。抓住的装神经病的敌探又乘机跑了。
敌人气焰嚣张，武器精良，以数倍之众向山上围攻。在敌众我寡、火力悬殊的情况下，部队往北山撤退，澄西排担任掩护。当撤退到半山时，曾桂生小腹上挨了一枪倒下了，不久战士钱锡林也牺牲了，徐顺正最后一个越过山头时，见排长陆汝耕背上中枪倒下。澄西排一连撤过两个山岗，敌人才停止攻击。
战斗中，敌军不断增援而警卫大队则处于后方无补给劣势，而且伤亡渐多。康迪当即下令撤出战斗，转移到花木孙家村。这次战斗警卫大队牺牲4人，重伤7人，被俘5人。国民党曾炫耀其“清剿”战果，将战斗牺牲的警卫大队战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丹阳城头示众7日。
警卫大队分散活动
陈云阁在扬中布置工作后，从八桥区迅速回到江南，11月24日晚住济宁乡的永祥庄。第二天即派通讯员到镇澄公路两边打听康迪、高俊杰的活动情况。下午听到西北方向机枪声大作，并很快看到国民党军队从白龙寺向埤城华山方向推进。陈云阁派人扩大侦察面，分路与康、高联系，傍晚接上了头，约定当夜到背岗村西会合。
陈云阁与康迪、高俊杰会合后，弄清了在塘里湾与敌“常德”部队发生战斗的经过情况，知道该部是新来镇江驻辛丰的七十四军主力，全是美式装备。同时又发现从西南向东北埤城方向前进的敌主力部队也是美式装备。又听了警卫大队指战员的汇报，立即进行讨论。小心县委一致认为警卫大队不宜集中行动，必须把各县调来的干部和武器返回原县坚持斗争。扬中县来的耿龙根，镇江县米的聂老虎，澄西县来的李顺之，丹阳路南来的吴健和短枪队员当晚就分头准备回本县。重伤员由马文钦、顾正清两人负责找担架抬到荫沙口，找到一条交通船送往江北，马、顾两人就此留在苏北工作。余下的一个短枪班和部分机枪、步枪人员50～60人由高俊杰带领在镇丹交界沿山一带活动。各县的武器也分散活动，依靠当地群众和革命骨干，深入了解敌情，掌握敌情变化，坚持斗争。
根据当时敌情，澄西排武装人员已无法回澄西，由陈云阁安排，所有武器交给当地干部严生福收藏，班长及战士则分散隐蔽，合法立脚。徐顺正被分配到一家南货店当了店员，张岳明到一所小学校当了教员，邓锡坤到乡长家当长工，陈佩度被派到一所庙里做香火杂工，陆定芳在一家药店当学徒。他们白天不动声色干活，晚上联系活动。起初几个月工作尚顺利。忽然一天晚上，乡长急急忙忙地奔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今晚要来抓你们，请立即离这里。当晚几人离开了立脚点，由于没有证件，只好白天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出外联系找组织，原来的关系都已不在了，一连几天找不到组织，眼看身边的钱即将告罄，生活难以维持，大家商量，觉得还是回家后再说。于是一同回到澄西老家。邓锡坤找到陈元度当了武工队员，徐顺正联系上汪明，当了汪明的联络员，陆定芳到上海谋取职业，但仍与陈元度有来往。
李顺之扬中脱险回澄西
李顺之遵照陈云阁的指示回澄西坚持武装斗争。根据需要挑选机枪手党员陈金生和张仁坤携带短枪一同回澄西。鉴于敌情紧张，直接去澄西无法通行，决定渡江到扬中，再到江都，沿长江经泰兴到靖西，再南渡去澄西，但三人路径不熟，又无向导，不这样又无其他妥善办法。当晚动身赶到扬中，天已亮了。
三人想到前面村庄去打探情况并问路。忽见村人惊慌四逃，是蒋军部队自南而北蜂涌而来，持枪搜索。三人急速随群众出村躲避，瞥见小路边有三间草屋，蒋军又在后面追赶群众。三人无奈，便掩人隐蔽，屋内无人，设置简陋，只有一张竹床挂顶帐子，芦笆隔墙，泥土已经剥落。只得躲到竹床后和芦笆隔墙的夹缝里，从芦笆孔洞里可看到门前的一条狭小草径，屋后是一片竹园。三人刚藏好，就见一队蒋军持枪而过。有一个士兵持枪站立草屋门口，脚跨进门向内探望，见屋内简陋，猪圈内猪粪气冲鼻难闻，掉头掩鼻便走。待敌人走过，村人也三三两两回村，三人才走出来探听关于渡江的情况。村人告知长江渡口已被封锁，无法过江。时间已是太阳落山时光，三人心情不由紧张起来。黄昏时一位村人来告知，有一位区干部有船要过江去，是本区北撤的最后一条船了。三人央求他带领找到那位区干部，乘船渡江。
船到北岸，天色将明，告别区干部登岸沿江东行不几里路，遇上扬中县长施光前和县委书记吴翼等40余人北去。三人随之一起行动。得知他们是奉华中二地委之命进入扬中。12月19日从江都县嘶马过江进入扬中，当晚宿营于封头坝。20日凌晨5时与国民党四十军二十六师一个团遭遇，发生战斗，向泰兴县永安洲转移。
李顺之等随施、吴同行不久，即分道沿江人泰兴县境后，又巧遇武进县特派员蒋建乔及徐敏等同志，当晚住在抗战时期的朋友国民党军官、地方实力派张嵩山的家中。两天后，即奔赴靖西四圩港，当时，王文生等多人也在四圩港，李顺之将陈云阁的介绍信交给王文生。
在四圩港的几天中，李顺之开始接触在江南坚持的留守的干部李汉平、郦琴、陈元度等，还有立脚在江阴北门春申镇的薛逸，大家一见如故。根据陈云阁的信，王文生与李顺之谈明，澄西的武工队和统战工作由李负责，相互密切配合行动，坚持斗争。到1946年的1月23日晚，李等三人和李汉平、郦琴、陈元度、陈展技等一行7人从四圩港渡江至芦埠港口仁和墩登陆，进入澄西坚持阵地。
4.白色恐怖的澄西“蒋管区”
新四军主力和地方党政人员渡江北撤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接踵而至，军事“清剿”和政权控制双管齐下，对抗日进步力量实行***式的统治，一片白色恐怖笼罩苏南地区，澄西和丹北自然毫无例外。
军事“清剿”
1945年10月23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汤恩伯下达的《沪战字第一九三号命令》说：“一面受降，一面清剿。”
11月初，国民党四十九军王铁汉部进驻常州、江阴及锡澄、镇澄公路沿线各集镇。驻申港缪家村一带的有3000多人，驻龙虎塘有一个团。11月25日，国民党八十九军七十九师进驻江阴，当天即会同国民党江阴县政府召开所谓“防剿奸匪会议”。他们到利城乡江市村捕捉新四军党政干部胡裕生、胡甫大、胡定太等同志的家属7人，绑在树上。当时国民党江阴县政府，责成乡保长要地方党政干部的家属，动员参加新四军的子弟丈夫自首投案悔改。保长胡定范、胡金棠通过乡长周和大（周和福）与王铁汉部的何营长交涉。提出“如果将家属捉去，要他们的子弟丈夫回来自首，我们就难做事情了”。营长说：“依你们要怎么办？”胡定范说：“取保释放。”何营长同意了，但国民党区长匡耀文、区队长吴锡生和倪阿乱（倪星耀）、殷根海等都是吸毒的“海鬼”，要什么费、什么费的提了许多，最后每个家属被敲诈掉一笔钱才算了事。
李顺之的老家利城乡的李家湾村，被恶徒带领蒋军多次包围，他们往往采用夜半包围，爬上围墙，放哨封锁路口，静候不动，待到天明，村人开门时，突人搜查，由于屡次扑空，才逐渐停止。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还配合主力“清剿”。1945年12月京沪卫戍司令无锡指挥所在常州设立办事处，军统分子王道生任主任，吴林森任副主任，两人都是当地人。吴林森驻申港、焦溪，配合四十九军在澄西各地“清剿”。1946年8月办事处撤销后，吴林森又到锡武澄三县办事处任职，带领吴永良、吴子林、华玉良、张国才等便衣特务，在澄西到处乱窜，捕捉留守坚持人员，敲诈勒索，恶行累累。
政权控制
1945年10月下旬起，国民党的县、区、乡各级政权相继成立。12月，区、乡（镇）长全部到位，恢复了保甲制。县建保安队，区、乡建自卫队，实行军政合一，由行政长官兼任保安队、区、乡自卫队的领导，另设副职专司地方“绥靖”，同时县政府及其军事科均设情报机构。江阴县政府的情报工作头目为莫振祥，军事科的情报组长为钱冬平。他们常到澄西的璜土、西石桥布置情报网，搜集地下留守坚持人员的情报。
12月，江阴和武进两县的保安队和区自卫队均告成立。江阴的保安队是“忠救军”改编的，有一个中队（连）常驻西石桥、璜土一带；武进县保安队是原保四纵队改编而来，有两个中队（连）常驻郑陆桥、羊头桥一带。两者在抗战时期即与新四军为敌，是反共特别积极的地方武装。各区、乡自卫队则在1946年上半年就普遍建立起来。整个澄西全境包括周边集镇县、区、乡三级武装据点多达41处。
12月间，国民党当局还制定了《各县区乡镇匪军动态日报办法》和《各县、区、乡镇潜伏奸匪查报办法》，加紧对留守人员的清查；还利用保甲制，实行联保联坐切结的办法，一家隐藏新四军，四邻同罪。国民党县区政权的武装人员可以任意借故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企图从此威胁群众不敢接纳坚持人员，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国民党强令甲长签字画押，保证“不通匪，不纵匪，不为匪”，并规定“窝匪者杀，济匪者杀，通匪者杀”等十余条禁令。国民党还规定：凡参加农会、民兵的人，都要自首登记，填写“自首书”，要报告武工队的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支付巨额内战经费，弥补财政赤字，便搜括民脂民膏，不断增税加赋，拼命进行经济掠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社会有流言讽刺道：“天下太贫（平）”、“国民党万税（岁）”。生产停滞，物资匮乏，物价飞涨，1945年10月2日米价每石3400元，12月6日上涨至8000元，其他生活用品，也是一日三涨。
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掠夺，对坚持留守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