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是解放战争时期留守坚持澄西最为艰难的一年。这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定，调动优势兵力，挑起内战，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在澄西以至整个苏南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军事“清剿”。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
一、国民党撕下和平假面具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订立《停战协定》，双方均下达了自1月13日午夜起生效的停战令。在停战令生效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通过了反映当时的人民愿望和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的五项协议。
2月上旬，陈云阁接到苏中二地委的通知去苏北开会，传达上级指示说：“停战令已生效，各级对和平要有诚意，决不先放第一枪。”“国内和平民主实现后，将成立联合政府，党的干部可以参加各级政府任职。”“有的战士要当警察，有的复员回家种田，有的可以进厂做工……”等等。
陈云阁觉得现实情况与会议精神很不协调，在长江以南国民党当局天天都在捕杀新四军留守人员，国民党反动分子根本不管什么“停战令”、“协定书”，还是在继续加紧实行“清剿”，甚至以“停战”为幌子，诱骗杀害留守人员。原武进县三区副书记蒋富生和军事干部巢兆虎就是被国民党军诱捕杀害于西夏墅的。
因此会议精神在留守人员中传达后，思想情绪上引起很大的波动。有人不愿在江南坚持，要求到苏北大部队去；有的说复员回家种田不如早点回家；有的干部听说要去当警察，思想不通，情绪抵触；有的人听了传达之后，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对国民党丧失应有的警惕性。
在澄西县，王文生将上述指示在部分干部中作过传达。在讨论中都感到澄西县境内实现和平民主的局面不现实。生活在国民党县、区、乡三级武装和主力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搜捕牺牲，要求和平与民主根本不可能，也不现实。就是要安排适当时间传达讨论这个精神，环境都不许可。5月25日，王文生不幸牺牲了。5月下旬，丹北中心县委感到实现和平民主的局面不可能，国民党没有这个诚意，有必要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改变斗争的方针和方式。于是确定由康迪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经南京乘火车至明光车站，再去华中二地委驻地。二地委决定派一支小型武装让康迪带回开展游击战争。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启己撕下了和平假面具。
二、革命人民遭残害
1.常州铁路工人遭迫害
常州火车站和铁路机务段的员工，在抗日战争时先后参加“青抗团”、“兄弟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来常州接收铁路的大员们，把派来的接收人员和后方复员归来的铁路工人分为“中华派”或“复员派”，把留在日伪统治下的铁路工人称做“留用派”、“日伪派”，前者为监工或领班，后者为苦力，并进而公开宣布“日伪派”就是汉奸，一律要清洗。引起广大工人的抗议。秘密党支部书记朱祥生立即向许云龙、黄盘林作了汇报，并经戚拯指示，朱祥生等在工人中广泛串联，宣传说：“国民党不抵抗，把大好河山让给了日本鬼子，是你们国民党把老百姓丢下不管，使工人沦为亡国奴。工人盼望8年，盼来了胜利，亡国奴竟成了汉奸，天下竟有这样不讲公道的事！”并且说：“国民党不要我们，我们只好去找共产党。”于是，沸沸扬扬，怨声载道，铁路运输也陷瘫痪。反动派看到“复员派”是少数，没法保证铁路运输畅通，又听说工人要找共产党，一时慌了手脚，又公开宣布“纠正错误”，发给每个工人2500元伪币作“安慰费”，以此平息民愤。广大工人在这场反迫害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在火车站也发生了同样的斗争。国民党派员接收后，大批裁减“华铁”工人，卖票的全部裁掉，沪宁铁路各站人心惶惶，于是由上海站发起各车站派代表去上海铁路局请愿。常州站由宋豪棠、谢汉昌二人为代表，乘南京开出的列车到上海，一下车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押到办公大楼开始谈判。代表们提出两个条件：（1）不准无故裁员；（2）待遇太低，要求提高工资。由于“华铁”人多，复员派人少，且业务不熟，几经斗争，路局同意了。谈判取得了胜利。宋豪棠回来后，被调出任新闸站副站长。
10月中旬，朱祥生等16人被召到段长室谈话。门口及楼下蒋军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段长吴耀万对16人宣称：“目前人多事少，你们暂时回去等着，需要时再叫你们来上班厂就这样，朱祥生、钱良海、陈富生、骆德行、陈毛大等16人被当场饬令脱下号衣制服，开除出铁路机务段。”
同一时期，戚机厂的骨干分子张春鸿等也以“共匪嫌疑”被开除。
反动派对于留在铁路上的同志仍不放过，随时设法对铁路的进步工人进行迫害。
陈毛大是抗战时期兄弟会骨干，1945年6月入党，由黄盘林单线领导。他看到国民党接收人员把铁路工人当汉奸对待，非常气愤，于是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对待他们。9、10月间的一天下半夜，陈毛大和兄弟会的王金元、吴兆连一起，依照同黄盘林事先研究的决定，撬开油库门，搬出机车用的干油20多块，搬到煤史村的田野里埋掉。由于行动不慎被发觉，第二天，陈、王、吴三人同时被抓，在押解上火车时，王、吴二人趁机脱逃了，只剩陈毛大一人。到了上海铁路局警卫处，敌人把陈毛大吊起来拷打，然后上老虎凳，逼陈毛大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戚志兴、许云龙、黄盘林的下落。陈毛大说：“我做工吃饭，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些人！”敌人说：“你这个贼，连黄盘林都不认识？”敌人知道陈毛大和盘林都是机务段的工人，也知道陈毛大和盘林经常来往，但不知道内情，陈毛大抱定主意一句话也不说，看你们这些坏蛋怎么办。陈毛大想：“你们最狠毒的一手就是杀掉我。我准备死就是了。”便开始绝食。绝食后，敌人就不再用刑逼供了。敌人看看从陈毛大身上捞不到油水，决定放人，但要花钱。结果，由毛大的陈母亲花去200块光洋，才释放回家。但陈毛大回来后，与朱祥生等一起以“共匪嫌疑”被赶出铁路局。
2.反动派疯狂迫害革命群众
1946年的澄西县境内，革命群众遭受的迫害连续不断。地下党员单顺大、包多生，年初先后被捕。
单顺大，西石桥单家丹村人。1944年任民兵中队长。1946年2月的一天，被反动分子李金初抓到焦溪，严刑拷打，上老虎凳，加至七块砖头，逼问新四军的情况，单顺大没一句口供。敌人把他的衣服剥光，李金初坐在他的膝盖上，用香烟头烫他的胸脯和下身，单顺大怒目而视。敌人用毛竹扁担把他夹起来，用皮鞭抽打。又施以“十指穿针”的酷刑，每钉下一根铁针，单顺大就昏死过去一次，冷水浇醒后再插，敌人还用“下馄饨”的办法折磨他，他的衣服全部被剥光，反扭手脚，用绳子拉住，沉到水里，拉上来，沉下去，折腾两个小时，没有得到口供。敌人对他没丝毫办法，关押到江阴牢房。5月7日夜单顺大串连同监难友徐银林、李银生等10多人，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越狱成功，找到武工组长刘伯铨，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包多生被捕后关押在苏州监狱，家人卖田借债央请乡长阚泽如保释出狱。同年冬季包多生得悉当地有武工队活动，与外甥潘友仁（潘诚）踏着寒霜在大风家湾找到李顺之，把买来的枪及子弹交给武工队使用。并积极地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烈军工属的迫害也不放过。许多烈军工属在同志和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机智的斗争。1946年1月24日下午，国民党江阴县政府情报头目莫振祥、情报员殷根海、谈纪明带领警察20多人到后江墅村把胡甫大的爱人、胡廷太的母亲、胡裕生的侄子胡祥金捉去，关在电港区公所一间房里。25日上午，家属请保长胡定范、乡长周和大到区公所去保人。他们对区长匡耀文说：“这几个人都没有做坏事，也没有参加新四军，他们的亲属参加新四军，他们没法把人叫回来，捉他们没有用。”经过半天交涉，匡耀文同意交保释放。释放前敌人对家属进行审讯。胡廷太的母亲和胡甫大的爱人回答敌人说，自己做不了丈夫和儿子的主，也没有办法叫他们回来，敌人无法。提审胡祥金，胡祥金说，他是裕生的领养儿子，只知道种田吃饭睡觉，管不了长辈的事。敌人对3人的审讯一无所获，只好叫他们在口供上画押，交保释放。这一次因为有乡长周和大帮忙，没花多少钱3个人就出来了。
同一天捉去的还有柏木桥村周金大的爱人李梅英，洗菜沟上的江顺和，两个人被同时保了出来。
1946年10月2日黄昏时分，莫振祥又带领警察到朱家头来抓地下党支部书记朱汝生。莫振祥等10多人破门而入，朱汝生的爱人朱杏娣刚生第二个孩子，正在家里洗碗，朱汝生抱着另一个孩子。莫振祥问他叫什么名字？朱汝生用了弟弟的名字回答莫振祥。于是莫拉住他的手要到外面去找朱汝生。在另一家的大门口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莫振祥问他可看到朱汝生在哪里。孩子无知，指着朱汝生说：“他就是朱汝生！”莫振祥打了朱汝生几个耳光，绑了起来带走。押到仇庄街槽坊店俞敖怀家。一同抓来的还有烈士陈小宝的儿子陈宝林。房间里已经有六七个人在里面了：许林生、张荣大的爱人，张兆生的二弟张保生。不到3小时，又陆续捉来几个人，也关在一起。
10月13日下午3时光景，把关在一起的人用绳子结好一连串押到西石桥街铁匠巷的庙里。一进去便看见许产玉的母亲、陈康锡的爱人、胡裕生的侄媳、陈新的爱人、陈新的弟弟陈松大和父亲陈志泉、吴翼的爱人徐绍琴抱着吃奶的儿子继成和父亲吴金福，共有二三十人。
10月14日，保长胡定范、吴章才和乡长何冠五来保朱汝生，与莫振祥谈判。莫振祥说：“朱汝生替新四军收100石米公粮，交出来再谈保释。”众人经一番请求，力为辩白。莫振祥说：“不交公粮就做100套军装罢！”胡定范对朱汝生说了保释的条件。朱汝生说，把家产卖光了也不够，请你对我家里人说：“把两个孩子带好，让我去吧！”
胡裕生的侄媳怀孕已达月，即将分娩，乡长何冠五对保长施家林说，设法把她保出来。施家林说：“嘴唇皮还没有潮哩！”于是立即请吃，用掉6石黄豆钱，才被保释出来。
10月15日下午，敌人用两辆汽车把关在庙里的二三十人分两批押去江阴。吴翼的爱人徐绍琴和吃奶的孩子，因篁村的保长许士法和乡长戴德熙的作保，到江阴后未进牢门就交保释放，抱着孩子回去了。吴翼的父亲吴金福却没有释放，仍和朱汝生等关在一起。以后花掉上百石黄豆钱才赎了出去。
保长胡定范和朱汝生的叔父朱林甫，到看守所看望朱汝生，几句话未说完，就被狱警撵走了。下午提审朱汝生。军事科的人问了姓名住址职业后，问：“为新四军做过什么事？为什么替新四军收公粮？”朱汝生说：“当保长是在抗日时期，老百姓推选出来的，没有替新四军收公粮，可以调查。”审讯人说，你可以找保人释放了。朱汝生找保长胡廷范作保人，盖章办了手续出狱回家。
朱汝生回家，爱人告诉他，借高利贷，共用去30包洋纱，搞得倾家荡产，刚生孩子未满月的妻子得了终身难治的病，弄得生活也难维持。
3.地下党员徐培生被枪杀
1946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朱家头村地下党员抗战时期的交通站站长徐培生在下午3时左右到仇庄姐姐家吃点心后去曹庄桥看戏。在曹庄桥庙前碰到了张兆生，相互打招呼，不料被区自卫队短枪队员徐志明发觉，立即举枪射击，张兆生和吴连生急速转移，徐培生腰部中弹，当场牺牲。
4.侯细苟、韩维林宁死不屈保武器
1945年10月，江南新四军奉命北撤时，为保存省庄村联防队实力，武工队员韩绍根决定将武器弹药集中保管，保管任务交给省庄村原联防队员侯细苟、韩维林负责。两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武器弹药转移隐藏，被本村一个密探发觉，向国民党区大队告密。五区军事助理张荫杰带着一伙人将侯细苟、韩维林抓去，并搜出一个地雷。敌人扩大搜查范围，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张荫杰不死心，把侯、韩两人吊起来严刑拷打，施行种种非人的折磨。两人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没有露出半点机密。张荫杰无计可施，把昏死过去的韩维林扔到外面，用铁丝拴上一个10多斤重的地雷挂在侯细苟的脖子上，押进监狱。党组织设法把侯营救出来，韩维林也被及时营救，才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