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个子兵接过鸡蛋，大声喊；“走吧！快走吧！”
老乡赶紧跳上乍，甩起长鞭：“叭！叭！”两声鞭哨在空中炸响，嘴里“驾！驾！”大声叱喝着，马车顺利地闯过最后一个关卡，进入绥中城里。
在挂着罗圈红布幌的王家大车店里住下。
老汉同刘浩把一个面粉袋抬到屋里，刘浩从中取出一个包袱，拿出事先藏好的“军调部”军装，立即换上，又拿出一条毛巾，浸点热水。急匆匆擦一擦脸，正一正军帽，然后大摇大摆地去闯国民党93军18师第3团团部。
说真的，刘浩还不知道3团团部驻地、他要寻个当兵的问一问。于是来到街上后，放慢了脚步，拿出烟左瞧右看。
忽然，从右边胡同里走过来两个军人，一个列兵挑个菜担，一个上士歪带帽子，嘴里叼根烟、刘浩抓住机会。迎面走过去说：“兄弟，借个火。”
两个兵一看来个当官的，立马停下来，上士忙不迭地说：“长官您早。”说着把烟头递过去。
刘浩接过烟头，点着烟，道声“谢谢。”
上士去接烟头，冷不防。见刘浩一甩手把他的烟头扔了。
“嗨呀！”上士似乎很可惜。
刘浩观察上士的表情，又拿出烟，抽出一支递过去，很随和地说，“兄弟抽我的。”
上士眼盯着烟说，“啊！‘大重九’，这可是我们家乡最好的烟呐。”
刘浩和上士抽着烟凑近唠起来。
“你是云南哪地方入呐？”刘浩问。
上土说：“我是楚雄的，他是丽江的。”
“好哇，咱们都是老乡啊，我家在昆明，可我从滇西北，绕行滇西南，正路经楚雄、丽江，那可是美丽的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善良纯朴。”
刘浩当记者时确实人过楚雄、大理、丽江、怒江等地，对那一带的风土人情很热悉，与两个兵崂起来挺近平。
列兵看这位长官很和蔼，就大胆子问，“长官您这是去哪？”
刘浩笑容可掬地说：“我来兴城办事，顺便到你们3团，看看我表弟张士明，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
“您找张团副，我们给您带路。”上士很高兴地说，“我们兄弟俩是团部伙夫，就侍候几个团官。张副团长待我们当兵的好哇。”
刘浩暗自高兴，说：“那可要谢谢两位兄弟。”说着打开包，拿出几盒大重九烟。塞到上士手里。
“这，这，”上士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好收长官的东西？”
刘浩大度地说：“见面是缘分，烟酒不分家，咱们还是云南老乡，就拿去抽吧。有时间呐，我还要请你们下馆子喝几怀呐。”
两个兵被面前这位长官的诚恳和谦和所感动，收了烟，为刘浩带路，向3团团部走去。
上士指着前面说：“长官，再过一条街，往右一拐就到团部了。那是孙家油房的后宅院，孙老板是国民党兴城县党部的委员，他主动腾出这房子给我们团部住……”
刘浩问：“你们张副团长也住团郎院里吗？”
“是的，他就住我们伙房的后院。我们团来东北打仗，团官都没带家眷，就都住在团部。”
三人唠着走过了一条街，往右一拐，就看见一个大灰门洞，两边各站着一个哨兵。到了团部门口，上士与哨兵说：“这位长官是张副团长的亲戚，我们进了。”
刘浩随两个士兵进了团部大门，两边哨兵立正敬礼。
进到院里，刘浩看到这是一座宽敞的大院，正面是九间灰砖瓦房，两边是厢房，一色木格玻璃窗，大理石板窗台，房前两排梨树，左厢房前有一口井。这时几个军官进进出出。
上士急忙跑上前，拦住一个少校军官说：“王参谋，这位长官是张副团长的亲戚，要找他，请您给通报一下。”
王参谋转过头，上下打量一番问：“您找张副团长，请跟我来。”
刘浩转身同上士和列兵打招呼：“小兄弟，再见喽。”
“长官再见！再见广两个兵从角门出去了。”
刘浩跟王参谋来到东厢房南头一个房间，里面—张八仙桌，一把水壶，几只木凳。刘浩猜测这可能是个接待室。
“您请坐。”王参谋很客气地让坐，说：“我马上去报告，您稍候。”王参谋走后，勤务兵进来倒茶。
刘浩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从外面进来一位带金丝眼睛的矮胖子中校军官。他非常客气地说：“怠慢了，张副团长正在开一个军事会议，要我先陪陪仁兄。”
“打扰了，谢谢。”刘浩礼貌地欠欠身子。
矮胖军官自我介绍：“敝人姓佟，名飞，在3团司令部做事。”说完马上问，“您贵姓？在哪个部分供职？”
刘浩看了看矮胖子军官，心中明白来者不善，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他机警地说：“勉贵姓刘，名涛，在60军任军需官。这次到兴城办事，顺便看看我表弟张士明。”
金丝眼镜后的一对黄眼珠转了转说；“贵军部驻抚顺。听说那里是煤都哇？”
“抚顺是煤都不假，不过，我们军部不住抚顺，而是住新民。”
矮胖子又问：“我有个同学，叫张健，在60军管军械，也是个中校，您认识吗？”刘浩大脑飞快地转了一圈后说：“你说的张健我不认识，倒是有个王宪军械官，是云南怒江的。”
接着，刘浩反攻为守，突然问：“听你的口音，不是云南人，倒像是浙江人，什么时候到滇军服务的？一定是身负重任吧？”
“哪里，哪里，老弟刚来一个多月，管不了什么事——”
这时张士明进来，一看矮胖子在，白了他一眼，立刻同刘浩握手：“表哥！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您是从老家来，还是从军部来呀？”
刘浩坦然地说：“我是从军部来，可是给你带来了老家的东西，”他转身打开行包，从中拿出一条大重九香烟和一本《水浒传》的书。
张士明接过烟和书，激动地说：“外婆好吗？我很想他们呀！”
暗语和接头物品都对上暗号，张士明万分高兴，他拉着刘浩就走：“快到我住室休息休息。”
在一边冷眼旁观的佟飞，没看出任何破绽，便给自己找台阶：“你们兄弟俩久别重逢，好好谈谈，我告辞了。”说完先走一步。
张土明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狗特务！”
张士明带刘浩到了住室，关上门，他猛地拥抱刘浩说：“想死我们了，日日夜夜盼你们来呀。”
“彼此彼此呀，我们也一样想你们呐。”两人都很激动。
坐下后，刘浩问：“刚才那位是什么角色？”
“上面打发下来的一条狗！”两人哈哈大笑。
原来王参谋报告有人找张副团长，佟飞闻讯赶来纠缠。张士明怕出意外，急忙下来。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几年，副团长张士明等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方针，跟随93军转战南北，好像离群的孤雁，孤独、期盼、渴望的思想感情，无时不在困扰着他们。如今，党中央派来干部领导他们的工作，就像孤身在外的孩子重又听到慈母的声音，得到关爱和指导。93军地下党的同志都感到幸福、兴奋，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副团长张士明，1931年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期，在炮科毕业，一直在滇军中服役，1936年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时关发展入党，后升任营长、副闭长。现在是93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街灯初上，照亮了辽西的小城绥中。街中的酒后二楼包间里，副团长张士明，为刘浩接风洗尘，副官、共产党员黄致平等几个地下共产党员作陪。
刘浩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和领导同志的具体要求。张士明汇报了93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及93军兵力部署情报。他们共同研究了下步工作计划和实施步骤。
为了进—步了解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情况，研究策反滇军的策略和方法，刘浩决定利用张士明等人的掩护，在3团多住些时日。
连日来，曾泽生感到十分的压抑。这一天，他从直属队巡视回来，把身佩的中正剑解下来，随手放在桌上，又点燃了一只烟，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曾泽生平时吸烟很少。一般是两种情况下吸烟。一是亲朋至交相聚，凑兴吸两支。再就是心情邮闷时吸个不停。副官处长杨重见军长回来，立即报告182师、184师和暂21师发来的电报。这3个师虽说都被东北司令长官部划归别人指挥，但3个师长还是要及时向军长报告部队情况。曾泽生仔细地看完电报，又交给杨重。
杨重早摸清军长的心思，于是说：“军座，我们不能总呆在新民，要向长官部提意见！”
曾泽生这些天一直在想如何收回部队指挥权，是发电报，还是电话请示，或是派人向长官部面陈。于是想听杨重的意见，当他说出这些想法时，杨重果断地说：“面陈没有合适的人去，再说，国军正忙于进攻，发去电报不知何时回复。最有效的办法，是军座同杜长官直接通话。”
听了杨重的意见，曾泽生又思虑再三，说；“事到如今，只好给社长官通电话。”他拿起话筒要长官部杜长官。不到一刻钟，话筒中传来了杜聿明的声音，寒暄过后，曾泽生提出；“杜长官，我这军部孤悬辽西，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此时，杜聿明非常清楚曾泽生的想法，为缓和滇军的情绪，他只叫军部靠拢暂编21师，驻抚顺矿务局的南台町宿舍区。
放下话筒，曾泽生压抑的心情稍有所放松，命令：“明天军部开始准备，三天后开拔，进驻抚顺。”
副官处长杨重一边起草命今，—边核计，这又是一个新的情报，如何向党组织和东北民主联军汇报。
杨重，是曾泽生颇为信任的副官处长，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隐蔽在60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杨重，原名杨滨，是贵州安陇人，布依族，1914年生，1931年17岁时考进云南教导团第三期，1934年毕业于步兵科。1935年初，教导团改为昆明分校，他被留校任分队长兼教官，同年，经中共地下党员费炳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他积极要求参加抗战，列第一线杀敌报国。经征得地下党领导人方文彬同意，改名杨重，经人推荐，派入滇军184师，随这个师参加了台儿庄、保卫武汉等重大战役。他作战勇敢，办事精明干练，赢得上司和同级官佐的信任，184师第一任师长张冲，第二任师长万保邦，第三任师长即后来的第60军军长曾泽生对他都很器重。他坚持与国民党军官们“同流不污”的原则，广泛交际，巧于应付。为了广交明友，他利用职权之便，也常常往返边境赶马帮，做点走私生意，给长官和太太们送点礼，捎点私货，取信于人。他还利用妻子李静悟与长官太太们打牌娱乐，结交朋友。这些活动都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做地下党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杨重胆大心细，善于应变，几次化险为夷，巩固了工作地位。蒋介石在滇军清除异己时，有人告杨重的状，曾一度引起184师师长曾泽生的怀疑，特派政工人员深入工兵营，对时任营长的杨重私下监视。杨重感到来者不善，主动应对，将来人尊为上宾，多方关照，使这个政工人员向上司汇报杨重忠实可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又得到曾的信任，并升任为贴身副官处处长兼特务营营长。经常随军长外出开会、视察，传达军长训令、指示，参与出谋划策、人事安排。就连军长本人的起居生活、家庭事务，也由他管理。
杨重利用职权之便和各方面的良好关系将，60军里的几名地下共产党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他们及时收集了许多60军重要军事、政治情报。
两天后的一个半阴半晴的日子，60军军部和直属队编成两个梯队，准备乘专列向抚顺进发。曾泽生军长和副官处长杨重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向新民城外的军列站台开去。路况不好，道路凸凹不平，车速又快，左摇右晃，颠簸厉害。杨重为军长坐这样一个车出发心里很不是滋味。
突然，路过土坎，嘭的一声，右前轮胎爆了。曾军长下车看了看，不无忧虑地说，“这又是个不祥之兆啊！”
听这话，杨重明白，这是军长联想起从越南出发的一桩事。
那是1946年4月中旬，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第60军编成4个梯队，乘美国海军舰船启运中国东北。美海军万吨级“自由轮”运输舰每艘载4个营兵员。各种登陆艇每艘运半个团人员。美军对海运监督限制严格，不把中国军队官兵当人待。所有官兵登船前，都要打开行装，脱光衣服，任身穿白大衣、手拿喷雾器的美军防疫人员向头上、身上胡乱喷洒滴滴剂，弄得官兵不像人样，许多人呛得受不了，敢怒不敢言。一顿折腾后，官兵统统像猪一样被关进底层船舱，不准随意出来。
南海4月，天气炎热，众多人挤在一个舱里，透不过气来。官兵们吃不惯美军罐头，饮水又不足，人人晕船呕吐，个个体力不支，横七竖八地倒在船舱里，其狼狈景象目不忍睹。
军部和直属部队编为第三梯队，乘“自由”轮运输舰。当军长曾泽生和副官处长等登上甲板时，舰上美军顾问迎上前，带他们进入高级贵宾舱。一行人还未坐定，只听外面“轰”的一声巨响。曾泽生、杨重急忙出来，只见舰上起重机高扬着肩膀，已经断了的钢绳在空中摇摆着。而曾军长心爱的小轿车已摔在前甲板上，破损不堪。美军顾问摇摇头，摊开双手，似乎表示歉意，而又毫无办法。曾军长看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紧皱眉头，右手捋了捋短发，说了一句只有站在身边的杨重和他自己能听到的话；“真是出师的不祥之兆啊。”
这时，司机给吉普车换上轮胎，曾泽生和杨重上车，又驶向站台。
坐在火车包厢里，曾泽生冷峻不语，杨重也找不着恰当话题。
天上乌云遮住了太阳，大地—时阴沉沉的。曾泽生心里烦闷，望着延伸的铁轨，他不知60军前进的道路是福是祸，是吉是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