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什么都是一个符号。四川的符号比方说是麻辣豆腐、是酸辣汤。我都喜欢吃，我也会自己做。我的儿子们老要求我给他们做。他们多么享受。连我的中国朋友也觉得我的酸辣汤很特别。因为它非常辣，也非常酸。不过它的秘密在于醋。好些年前，大概是2000年的秋天，我在乌镇听当地的人说他们的醋可以预防癌症。后来我在青岛发现那里的人喝醋，吃饭的时候喝小瓶。那么我学乌镇人、青岛人多“吃醋”。另外准备酸辣汤，我就多加醋。因此我的酸辣汤比不少中国饭馆儿好吃得多。此刻我的酸辣汤是我的符号。北岛写我，他写我的酸辣汤。每一次我的女儿Anna回家，她想吃酸辣汤。顾城歌颂了我酸辣汤的醋，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的醋。我还记得他1992年的秋天在我柏林房子吃我的酸辣汤时说的话“中国醋还是好”。这句话重要吗？已经过了20多年了我还记得。不是奇怪吗？好像不是。如果他少吃过我酸辣汤的醋，也可能他还会在我们中间。
鲁迅说过因为不能忘记，因此他写作。写作与纪念是分不开的。没有回忆，没有文学，应该说没有回忆就没有优秀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问题就在这。这个不多说，因为这不是我的题目。我的题目是四川。谈四川我碰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今天的四川跟我书上认识的四川不一样。四川一部分现在不再算是四川。它一部分现在叫重庆，属于重庆市。它有奥地利大，好像是小国。但是因为李白入过四川之门，这就是今天的万州，原来的万县，因此现在属于重庆的这个城市对我来说还是代表四川。要不然来四川的李白不是李白，他是另外一个人。
我谈四川，当然谈我个人的四川，我不谈别人的。我要谈我的四川形象（image）。当然某一种形象不能代表所谓的现实（reality）。如果两个人对某一个对象有同样的感觉，他们的现实可能开始形成。不过我一个人创造的形象，那么我的形象没有代表性。如果有的话，那么它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形象不光能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变老了，跟人一样。每一种形象只能告诉别人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的形象跟我们说的、要的、主张的道理、真理没有什么关系。新约的罗马帝国代表Pilatus问得很对“什么叫道理、真理呢”。
也可以说每一种形象才是一种建议，允许我们思考要怎么理解什么。因此这种建议是o开放的（open），根本不是固定的。我为什么主张这个呢？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与政治正确的理论都认为有对的和错的认识，比如对中国的认识。如果我们的立场不是非逻辑的，那就没有对的或错的了解。只能存在有意思的、没有意思的看法。这个原来跟后殖民主义或政治正确性都无关，还是应该说我们不要老从这种很有问题的理论来看我们想了解的对象。
最大的问题不一定在这儿。问题在于这两种意识状态不允许人培养什么“错的”、什么“不正确的”观点。大概2000年，我在意大利开会谈忧郁、忧郁症在中国的问题。我原来想说明辛亥革命前的中华不一定有欧洲式的忧郁、忧郁症。那么我很快倒霉了。一个美国人听我的报告后，马上就要求我应该承认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欧洲式的悲哀。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她根本没有，另外忧郁、忧郁症不一定是好的。但是这个美国汉学家为什么非要求我承认中国也有呢？因为美国汉学界讨厌我们欧洲人说“中国没有”的学术态度。按照政治正确理论“西方”有的，中华也应该“有”。虽然那个美国汉学家要求我承认“中国也有”，从思想史来看完全是错的，我为了避免其他的麻烦还是“承认了”传统中国也有忧郁、忧郁症。她就满意了。我只能说可怜的中国，更可怜的美国。
历史是复杂的，因此人家宁愿选意识状态（ideology），从意识状态看历史、看男人、看写作。意识状态允许我们用最简单的说法来谈中国。这不是一个外国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可能更是中国人的问题。因为外国汉学界还会有比较客观的日本、韩国、德国学者谈中国优秀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符号。不光对外国人，也是对中国人。比方说成都出生的巴金把中国传统的家庭看成一种代表压力与剥削的机构。不过他在国内外读者中非常成功的长篇小说《家》对儒教系统的看法太简单。孔子的学说好像全部是压迫年轻人、特别是女人的制度。从五四运动来看，儒教肯定有不得不批判的地方。但是真地可以或应该全面否定它吗？另外，年轻人离开“家”以后，他们会很容易找到一条新路吗？他们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他们追求的是现代性（modernity）。当然现代（modern times）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处：让人健康的医学，允许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个人的未来，女人的解放等。都不错，都应该有，不能否定。比方说没有女人解放，就没有现代性。不过，现代性也会有它不太理想的地方。因为什么都可以自己决定，人会越来越孤独。作出要“走”的决议后，人家去哪里呢？鲁迅提过这个问题。他从易卜生话剧的主人公娜拉（Nora）出发谈这个困境。
现代人老在路上。他的“路上”跟李白或杜甫在四川的“路上”完全不一样。两个诗人离开家想回家，回到具体的家。还是他们希望在四川能看到他们的朋友。有家、有朋友就不要发愁，因为家与朋友给他们需要的认同（identity）。不过，现代人无家可归。因为社会发展，人老要变。不光是他个人要发生很多变化，他的周围也是、也可能更是。现代城市老在变。为了扩大生活空间、生活方便，要盖好多高楼。高楼里有自来水，有暖气，有洗澡间，有地方享受看书、吃饭或看录像等。可是高楼跟旧房子非常不一样。在第36层不能看楼下的人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邻居也不一定互相认识，也可能不要互相认识。
再说，人到了现代不再会有一个“故乡”，“故乡”德文说Heimat，味道跟英文home不太一样。现代性不是一种终点，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从来不会停止的过程。所以人因为不断在过程中没有他的认同，没有固定的认同。如果还有的话，它每天不一样。比马克思早几十年的歌德时代（1770——1830），人已经发现了分工给人带来什么困难。分工的现象把人变成两种人——分工让人失去他原来有的、还是觉得有的整体感。现代的劳动方式才允许他完成部分工作。在传统时代大概是一个人能做一辆马车。在现代时代是好几个人生产一辆奔驰。原来是一个人需要掌握好几个工序来创造什么，现在一个人才掌握一个工序，就够了。这就是流水线每天给我们讲的事实。
流水线是速度，现代性是速度化。没有速度，没有现代。“文革”的中国没有发达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当时什么都慢。晚上7点后所有的饭馆关门了。人回家看新闻，然后睡去。中午的南京街上没人，郑州的中午谁都在睡觉。恐怕成都当时也是这样。巴金《家》的主人公也都睡去了吗？这个四川来的作家有一次说：“文革”最深刻的话是“你多保重”。保重什么呢？保重慢性吗？思想的慢性吗？痛苦的慢性吗？巴金要求过该建立一个“文革”文献资料站。“文革”结束了快40年了。这类的资料站中国有吗？不能够说没有，也不敢说有。因为汕头市附近有纪念当时、当地死的不少人。我去过，我在那里写过诗。汕头外的纪念馆不是全国的，只是地方的。也好。因为跟一滴水一样。了解水，一滴水够了；了解“文革”慢性的悲哀，一个纪念馆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