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与慢性。它们不得不对立吗？所有的现代化只能破坏传统吗？在传统的废墟上创造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吗？这个问题难回答。我的回答不一定会有代表性，不过可以思考。德国巴瓦利亚的丁克斯比尔是小镇，人口可能不超过一万。它是中世纪全部保留下来的城市。原来有火车站，但是居民不要，怕太多旅客们会来。现在只能坐大巴来参观，但是公交车不允许进城，人应该从城外的停车场走路进去。原来日本人多参观丁克斯比尔。现在不来了，因为他们不想走路。过去他们的旅游车可以到城市的中心。现在不行了，日本人就不来了。代替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怕走一点路。路上他们越来越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回去。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们渴望的花园。到处都是花、树、仙鹤。
丁克斯比尔是一个很慢的城市，没有工业，它靠农业，旅游业。它是一个富裕的小城，没有乞丐，没有穷人。不少人整天坐在街上聊天，什么都不做。城里谁都认识谁，谁都跟谁打个招呼，也包括外地来的人在内。我最近在那里的饭馆听一个老百姓谈外国人。他讲得满有意思。他说，谁都可以来，但是他该有道德。如果有道德他是我们的，如果没有他不是。
从丁克斯比尔来看，好像财富与速度不一定应该有关系。我经常带中国朋友到这个小镇去。最近我的一个很密切的中国朋友到了以后说，这里老百姓住的家在中国只有百万富翁能住。好像丁克斯比尔完成了社会主义。它的情况很特别，完全靠它的传统。每年这里纪念几百年前的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当时救了丁克斯比尔。三十年战争时瑞典军队原来要占领这个城市。不过，城里一个四岁的男孩儿说服瑞典的统帅不要抢劫它。为了记住这件事情，城市让孩子每年游行表演当时的故事。游行活动时，好像丁克斯比尔所有的孩子在街上。因为这个纪念活动，到外地赚钱的居民都回来参加活动。他们的回乡跟李白与杜甫的回乡一样，是一个很具体的回家。为了欢迎他们，所有的房子安上了花的装饰，不能出来的老人在比较低的窗户上跟他们打个招呼聊天。
这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吗？好像是，好像。德文有一个说法：少是多，慢是快。丁克斯比尔是它最理想的代表。
林语堂描写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性的文化。他特别喜欢从北京的老头子来看它古老的文明。到最近我们还能观察老爷爷们在首都的街上打牌、下棋、看热闹。他们当然赚不了什么钱，不过对他们来说财产不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宁愿跟他们的哥儿们聊聊。他们幸福吗？大概是。我呢？我看他们的快乐，我看丁克斯比尔的小花园，我知道愉快不是能卖的，所有的得意是精神的事情。
北京胡同的老人缺少什么吗？丁克斯比尔的居民感觉到分工的压力吗？好像都不是，好像。黑格尔说过一句决定现代性特点的重要的话。他认为，人到现代时代只能够有一种自觉状态，这就是不幸福的意识。请看巴金《家》里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想离开成都。因为对他们来说，成都代表中国的传统，一个压迫人的传统。无论我们怎么看他们对儒教的理解，从黑格尔的角度看，他们是矛盾的，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自己是这种人，但是想做那种人。走了后他们得到幸福吗，能够做为“一个人”吗？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从成都到北京或到上海的路不太悲哀。在“文革”的上海对巴金和他的同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你多保重”。他们当时也许是两种人，是充满了痛苦的人，同时充满了希望的人。1979年后呢？那么，问问他们吧。
II
成都诗人翟永明在第一组诗“女人”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一个人完成了他想作的、他想写的，他想创造的，那么后来还会有什么吗？还会有什么优秀的作品、什么贡献吗？这个女诗人不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重要问题的人。德国诗人戈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可能比她早30年也问过自己：完成了20世纪最好的诗歌之一，一个作家还会写什么呢？
有些艺术家们也包括歌手在内，虽然才出了一幅图画、一支歌儿、一首诗、一篇散文，他们还是能终生有名，一辈子赚得了好多稿费。丁玲很早就主张一本书。她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能出一本谁都听说过、谁都看过的书，那么就够了。丁玲有这么一种著作吗？她有。反正在国外她写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现在有它的读者。还有成都来的张枣（1962——2010）。去世前，他在中国、在德国才有一本书，是中文的和德汉双语的。去世后他的朋友出了他的散文集等。无论如何他还在的时候，他已经算新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去世了后，他的读者不光在中国也在德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买他的一本诗集。
好像张枣出版了他唯一本诗集后，不能再创造什么。我最后一次跟他见过面，大概是2006年的九月份在北大，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写完了”。他的意思是，他几年来不能再写什么，未来也可能是这样。当时我想，他原来该翻译。他的创造力量会回来。我从1988年到1994年连一行诗写不出来。那么除了从事我的散文写作外，我当时多翻译，基本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和中国当代诗歌。到了1994年的夏天，我突然能再写诗，到现在没有停笔。我已经出了什么十本一百多页的诗集。
张枣会不少外语。他的德文跟德国人一样，他的英语流利，好像他还掌握基础俄语与法语。因此我原来老希望他能翻译到现在没有中国人注意到的德国当代诗歌。我老鼓励过他这样做，见面时他每一次答应了。不过，基本上除了学李白多喝酒以外，他去世前再没有什么大的贡献。这不是很可惜吗？老实说他浪费了他优秀的才能。
不光张枣这个人可怜，他德文版的诗集也是。这个作者觉得他太了不起。因此他想他在德国出的书应该卖它自己。无论我给他安排什么朗诵会，他不会带他的作品，也不告诉人家有我的翻译。原因大概是他怕他的一个朋友会不高兴。原来是这个朋友应该、也想出张枣的诗集，但是他从来没有。怎么办呢？沉默。沉默是中国人避免问题的好方法。我不太喜欢避免问题，因此也不爱沉默。事实是事实。事实上我翻译了张枣的诗集。不过，他的朋友写张枣的悼词说，附件里有他第一次翻译的张枣一组诗。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这不是小事儿吗？面对生死肯定是。但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连最密切的朋友与同事不知道我们译者们做什么，那么我们的工作是白做的。最可怜的不一定是我们，可能更可怜的是我们的书，是出版社。
听说他还在的时候，他德文版的、设计非常美的诗集才卖了四本。出版社不一定为了张枣而亏本儿了，但是事实是出了我的翻译后出版社很快关门了，卖了他的房子。张枣的书在一个柏林地下室失踪了。幸亏有波恩一个很能干的书店找到了它书的新主人，买了一百本。它们在莱茵河地区卖得很不错。因此该书店又订了几十本。这样地下室的张枣诗集又复活了。我高兴吗？我当然高兴，因为我没有白搞过我的翻译。不过，我同时也很难过。四川有很多有才能的作者，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天才吗？他们大概知道，但是也许他们觉得，自己的天赋是永恒的，跟他们的生命一样。今天不写，那么可以明天写吧。对张枣没有明天，连今天也没有。他已经去世五年了。少一人，多一种痛苦。恐怕张枣的早死有象征的意义。听说成都文人的兴趣首先在于玩儿。白天睡觉，晚上出去。玩儿也可能就是一种颓废。张枣最后在北京过的日子是玩儿，白天吃喝，夜里吃喝。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翻译。
一本主义有道理吗？不少1979年后的中国作家，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不过是蜉蝣，他们缺少很长的呼吸。因此老贝恩与小翟提的问题是非常重要，作者们太少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他/她们两位提到的难题不光是一个文学的，也是一个社会的。人类还在梦想自己能够克服所有生命的困境，幻想有一天会入天堂。因此人老在试试看能不能改善社会的情况，能不能提高生活的标准。但是人知道什么时候他够了吗？“More is not enough”（更多还不够），这类的口号我最近在北京机场看过。那么，再问什么是enough，什么算够呢？第二大战来大部分的国家主张现代化，歌颂现代化。这个态度大概是对的。不过，现代化后会有什么，还会有什么吗？现代化完了，历史也结束了吗？1989年有一个姓Fukuyama的美国学者公开宣布了历史的终止。那么，历史真地停止发展吗？原来的梦都会结束吗？那么就问离开四川的老子，写《四川好人》的布莱希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