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温故(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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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特稿(5)

蒋说出心中疑虑,父亲停留东北,继续战共,怕马歇尔责怪。

父亲又力辩:“马歇尔责怪可以推到我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蒋仍坚持要父亲即日回返南京,就职国防部部长。父亲无奈,只得离开长春。

父亲北伐任参谋长、抗战任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又任国防部部长,中华民国三个重要战争阶段,父亲都同任蒋中正的军事幕僚长,在北伐抗战的紧要关头,父亲向蒋氏提过的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曾获采纳。1946年5月30日,父亲在长春向蒋氏提出的这一套进军哈尔滨、肃清东北共军的计划,可能是他作为幕僚长向蒋氏所做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建议,但是这个关系国共东北战争甚至整体内战成败的建议却偏偏未能被蒋氏接受。

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6月3日,蒋返南京。4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6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战令: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6月3日已电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乃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6月21日,蒋中正应中共周恩来之请求,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6月30日中午为止。

共军溃败实况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共两军开战之惨烈状况,以及林彪部队被击败后往哈尔滨急速撤退遭国军穷追猛打之狼狈情形,当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宣扬。国民党“剿共”打胜仗时,报纸照例会大登特登。但当时马歇尔正在南京施压要国军东北停战,因此有所顾忌,不便张扬;共军吃了败仗自然不愿声张,尤其当时周恩来正在设法谈判停战,以便东北共军有喘息机会,所以对马歇尔更要隐瞒四平战败真相。马歇尔也竟然被瞒过,认为共军主力并未击散,[32]对国军以武力占领东北毫无信心,所以亟力主张停战。但苏联的情报却较正确,国军进占长春后,斯大林态度大改,频频向蒋中正示好。

“四平街会战”林彪部队溃败,整个东北共军所受到之冲击及其损失之严重性,要等到若干年后,中共公布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一些将领、干部的回忆录及中共党中央毛泽东与林彪等人互相来往的密电,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记载:“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33]

这里所谓“伤亡八千”,应该是个偏低的数目,韩先楚等人的回忆皆称此八千伤亡战士为“老骨干”,意指从关内调来的老干部、士卒。共军到东北后也收编了不少伪军以及当地的新兵,这些人的伤亡还不在此数,恐怕人数并不在“老骨干”之下。其他损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数也不少,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损失三分之二,相当可观。黄克诚一向爱说真话,国军占领长春后第二天5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痛定思痛的电报:

“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了三次……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34]

黄克诚列举的伤亡数字是一万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满本溪之役还未算在内,防守本溪的共军亦有十万余,战况同样激烈,尤其国军空军猛烈轰炸,杜聿明回忆一次飞机出击即射杀共军二千余人,本溪之役,共军“伤亡惨重”。

林彪亦承认“四平保卫战”共军伤亡重大:

“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35]

国民党估计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共军伤亡的数字是四万人。[36]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毛泽东原先下令林彪死守四平,本来就准备牺牲数万人。林彪四平兵败,果然损失数万共军,而四平并未守住,四平街并未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一仗对东北共军冲击不可谓不大,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6月1日,林彪电中央周恩来等:

“准备游击放弃哈齐。”[37]

毛泽东考虑了两天,终于在6月3日复电林、黄,同意放弃哈尔滨: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38]

此时,6月1日,国军新一军迅速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哈尔滨遥遥在望。哈尔滨城内东北局已将物件装车,准备随时弃城出走了。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晴天霹雳,峰回路转,新一军接到蒋中正停战命令,6月7日起,国军停止追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大为震惊,赶紧向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力争:国军应乘胜追击,过松花江直取哈尔滨,将日本人所筑长期防俄入侵的连线永久工事占领,逼使共军永远退缩佳木斯一带酷寒地域。[39]但当局命令终不能违,新一军只得回转陶赖昭待命。此后,国军再也没有机会越过松花江。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那些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共军老干部都说,国民党没过松花江向北进攻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40]

蒋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会战”呢?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如此评述这一仗:

“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1934)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共“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的孤注一掷,不仅输掉了四平,很可能连整个东北都险些给输掉了。但蒋中正颁第二次停战令却让了毛泽东一着棋,毛泽东终于把东北这局险棋扭转乾坤,反败为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