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广西模范省
——白崇禧的“新斯巴达”
白先勇
北伐军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率领之广西军屡建奇功，有“钢军”之称，势力因之大涨，功高震主。蒋介石遂有“削藩”之举，1929年发生“蒋桂战争”，展开“中原大战”序幕。中央军攻打广西，李、白等人被革除国民党党籍，流亡安南（今越南）河内。后李、白重返广西，两广联盟，与中央形成对峙局面，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广西军乃重新参加抗战。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抗战前夕，六年间，白崇禧率领干部建设广西，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数管齐下，以“三民主义广西化”相标榜，创导“三自”、“三寓”基层组织，建立民团，推广“全省皆兵”。广西彼时气象一新，胡适等人南下参观，称誉广西为“模范省”。
本文节选自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有删节。
——编者
父亲虽以军事见长，但一向也有他的政治抱负。父亲身处于国家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时代，他们那一代的爱国分子莫不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中国久困于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而日本帝国主义又谋华日亟，如何振兴国家，抵御外侮，是当时有志之士苦苦思索的课题。父亲默察近世四方列强兴盛之道，他最佩服的是19世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本为软弱散漫的邦联，而在俾斯麦执政期间，以他的强人作风、铁腕政策一举而将德意志擢升为统一强大的帝国，称雄欧洲。俾斯麦治德首要在强兵，所以德国才能成为一等军事强国，慑服邻邦。中国积弱已久，一直处在挨打的地位，父亲认为要振兴中国首在强兵，有了强大军事力量，中国才能免于亡国之危。1931年至1937年，父亲领导建设广西，以广西一省为示范，实践了他的强兵之道。
事实上，父亲的政治抱负远不在局促于整饬广西一省。辛亥革命成功以及北伐完成时，父亲曾二度请缨，到新疆去屯田实边，替国家巩固边防。可惜父亲拓边的壮志始终未能实现，而历史的转折迂回，却让父亲返回广西，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1930年代全国刮目相看的“模范省”，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广州开府，为了表示两广合作，李宗仁以国府委员及参军处参军名义，居留广州，所以这个时期，广西事务，一概由父亲主持。如果说父亲是建设广西蓝图的总设计师，那么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便是执行者。自从黄绍竑离开广西后，他的位置便为黄旭初取代，而成了新的李、白、黄体制。
建设广西，有其内在的需要及外在的条件。“蒋桂战争”中，广西势力由数十万大军一夕间土崩瓦解，而且中央军穷追不舍，粤、滇、湘各军入侵广西，在广西境内作拉锯战，虽然最后都被李、白等率部驱逐出境，但连年战乱，用李宗仁的话，此时广西真是“疮痍满目，残破不堪”了。整顿广西，乃燃眉之急。广州开府，两广重修旧好，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东北，南京政府一面穷于应付日本人，一面“剿共”频频失利，已现捉襟见肘之势，两广独立，中央无可如何，广西乃暂时解除后顾之忧。
广西地处边陲，自古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内多山脉丘陵，耕地有限，当时人口约一千四百万人，汉人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复杂。这样一个地瘠人贫、偏远落后的地区，如何将它治理成中国一个有示范性的省份，这是当时广西领袖们卧薪尝胆、全力以赴的一个理想目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七年间，在李、白、黄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动下，广西从一个组织散漫、民智蔽塞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组织严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达”之誉的“模范省”。抗战军兴，李、白离开广西参加抗日，广西重归中央管辖，虽然黄旭初仍然坐镇广西，继续建设，但随即日军入侵广西，外省难民大批拥入，广西已非30年代初的面貌。
在当时，广西建设已受到国内外的注意，不少中外人士亲赴广西参观，并留下佳评。近年来，30年代的广西又颇引起欧美及大陆学者的研究兴趣，几本研究广西建设的专书皆颇可观。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学者、历史教授黛安娜·拉瑞所著的《地方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1925—1937》[1]，分析桂系的政治定性，结论是桂系远超出当时中国的所谓“地方势力”，实达到全国性的身分。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历史博士尤金·赖维奇所著的《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1931—1939》[2]，对30年代的广西建设深入研究，并以李、白、黄领导的广西与同时代毛泽东的延安政府以及蒋中正的南京政府作了一个相当发人深省的比较。大陆学者群编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3]，厚达九百二十四页，对于30年代的广西建设，有详尽的记载，这本书数据丰富，颇有参考价值，其“前言”对30年代广西建设有如此总评：
为了实现所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阶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所谓“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的进步也比较明显。特别是雷沛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范省”的美名，为新桂系投入30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建设广西的主导思想——“三民主义广西化”
作为广西建设的总工程师，父亲为了动员全省民众参加建设工作，曾经马不停蹄各处演讲，倡导建设广西的原则与目标，因此在30年代，父亲留下的演讲稿特别多，其中辑成集的以《“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4]为最重要。这本演讲论集，可说把建设广西的蓝图，具体而微地描绘了出来，尤其是其中父亲倡导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成为建设广西的政策核心。
“广西建设纲领”（俗称“广西宪法”）开宗明义便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宗旨。李、白等人此时的言论，一再重复此一目标：“建设广西”是为了“复兴中国”。李、白虽然发迹于广西，但两人均曾参加北伐大业，父亲更曾效命辛亥革命，所以他们的眼光与抱负是全国性的，始终视建设广西是建设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刻意矮化李、白等人，把李、白局限于“地方势力”，定性为“地方军阀”。因此，李、白建设广西为全国“模范省”，也暗含跟南京政府竞赛的意思。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前，广西领袖深知中日大战终不可免，建设广西，厉兵秣马，也就是为全国抗日作准备。七七抗战，广西动员最迅速。
“建设纲领”另一要旨是：建设广西是以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把三民主义落实到广西省的现实基础上，换言之，即“三民主义广西化”。父亲于1915年谒见总理孙中山，由是服膺国父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父亲曾对三民主义深入研究，他认为总理提倡三民主义，号召国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三民主义当年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可见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后来有人逐渐对三民主义产生怀疑，是因为自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国民党内一直纷争未休，国父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始终未能实践。没有一套实践的方法以及强而有力推动政策的领导群，纵有良法美意，也是徒然。因此，父亲倡导“三自”政策，以实行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蒋桂战争”中，李、白等人被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而李、白如今在广西推行总理的三民主义，也就含有继承国父遗志、继续国民党道统的意义。这与后来台湾新党虽脱离国民党，仍旧尊奉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信仰者自居，可谓异曲同工。
在《“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中，父亲将“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说明。自卫、自治、自给乃是实践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个策略。建设广西，即是要建设一个三民主义模范省。
“三自”政策，首重自卫
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在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推翻大清，进一步联合世界各弱小民族抵抗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旨还是在于富国强兵，使中国达到自卫的目的。广西建设的自卫政策，其时代背景在于九一八事变日本谋华日亟，广西整军，首要目的在于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准备工作，这是父亲等人一再强调的主题。首先，当时全国人民救亡热潮日涨，广西抗日整军，名正言顺。其次，广西连年受中央军的威胁，武化广西，全省皆兵，当然也有自保的意义。但是如何唤起广西民众敌忾同仇呢？抗日的爱国热情当然是最大的推动力。再次，父亲提倡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原本是兵农不分、文武合一的，他批评宋朝重文轻武，积弱不振，遂亡于金元。他纠正中国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错误观念。他尊崇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替洪杨翻案。太平天国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多为广西豪杰，父亲常以太平天国的悲壮激励广西人民，唤醒广西人民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引以为傲。
自卫政策还基于广西的另一现实。广西素有“多匪”之恶名，向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之说。陆荣廷时代，土匪与官兵尚且互相勾结，鱼肉人民。“匪患”是广西一大灾祸。父亲的自卫政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组织民团。1931年冬开始，父亲将广西分为若干清乡区，派遣军队配合民团，彻底肃清匪患，广西全省从此平靖。所以，自卫政策是既攘外又安内的。
三自政策，首重自卫，“自卫有成，自给与自治才得巩固”。在广西建设中，“三自”演进的程序是从“自卫”达到“自治”，最后达到“自给”，因此，“自卫”被规定为“广西一切建设之起点”。然而达成自卫的具体办法为何，这就是父亲提出的“三寓”政策。“寓兵于团是要达到兵民合一，寓将于学是要达到文武不分，寓征于募是要达到实现国民义务兵役制。”[5]
寓兵于团
广西民团是广西建设中最重要的基本组织，通过民团组织进而达到全省皆兵的整军目的。民团又同时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是一个全民组织，男子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皆须入团，“广西人口一千二百万，除了老年和妇孺外，约有团兵三百万”[6]，广西建设是靠民团组织来推动的。
父亲对于民团最为重视，并亲自担任广西民团总指挥。30年代的广西民团，可以说是父亲一手训练成的。父亲一方面观察近世欧美国家富国强兵之道，如日、法、德等都是通国皆兵，实行征兵制，另一方面，他也寻找中国历史上由组织民众而达强兵之道的成功范例。管仲治齐，给了父亲最大的启示，广西民团，可以说是管仲“轨、里、连、乡”的现代版本。
广西的民团，本有其历史渊源。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人士为了自保，组织民团，但这种旧民团并无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且多为地方豪绅所把持，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广西新民团成立于1930年9月。当时中原大战结束，李、白败退广西，中央部队之滇、粤军入侵广西，当时粤军控制桂东南，滇军控制了桂西南，包围南宁，湘军又威胁桂北，广西可谓四面楚歌，其时桂军只有十六个团的兵力，不足与中央军抗衡。同月，父亲率领第四、第七两军，由柳州南进，解南宁之危，为了防范驻宾阳一带粤军支持南宁滇军，父亲乃令第一师师长梁瀚嵩返宾阳组民团，在贵宾公路伏击敌军，结果粤军果然不敢越过昆仑关以西，与滇军建立联系，父亲因而顺利击败滇军，解了南宁之围，扭转广西覆灭的颓势。
由于这次经验，父亲感到民团大有可为，如善加运用，不仅可以御匪卫乡，且可有效动员民众协助军队打仗。于是，向李宗仁建议在广西省普遍建立民团，在南宁设立民团总指挥部，由父亲担任总指挥，梁瀚嵩任副总指挥。将全省划为十二个民团区，各区置指挥部，设正副指挥各一人，各县置民团司令部，设正副司令各一人，并派人到各县督率整理民团。从此，广西民团遍布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