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民团编制是以十户为甲、十甲为村、十村为乡作标准。甲有甲长。村有村长，且兼民团后备队长，总率壮丁百人。乡有乡长，兼民团大队长，总率一千人。有些大县设区的，则区长亲兼民团联队长。假定一区有十乡，每乡有后备队一千，一区就有万人之谱。这种组织类似管仲作内政以寄军令，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军事方面由总部到区指挥部、县民团司令部、联队、大队、中队。政治方面由省府到县政府、区、乡、村、甲。民团组织，首重基层干部训练。干部人才不但负责民团训练，而且负担国民基础教育的责任。这就是广西当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再就是村长兼任民团后备队中队长和团民基础学校校长，乡长兼任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和中等学校校长，实行“一人三长”制，使军事领袖与行政主管、学校校长合而为一。如此，既节省人员、机构的开销，又消除了政、军、教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从省到县，以至基层村、街，层层贯彻命令的严密组织，正是30年代广西建设成功的要素。这种“斯巴达式”的民团精神，由其团歌可见一斑：
谁能捍卫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谁能复兴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我们有强壮的身体，我们有热烈的肝胆。
我们要保护民族四万万，我们要巩固国防守边关。
我们不曾咬文嚼字，我们只会流血流汗。
我们不会哀求讨好，我们只会苦干硬干。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干硬干才是好汉！
快奋起，同志们莫长吁短叹，救亡救难，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们，莫偷闲苟安，强国强种，惟我民团！
民团成员，不管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是当官的（公务员自厅长以下），还是老百姓，都要普遍接受军训，每晨5点，均须集合参加早操。据当时一些到广西参观的人记述：
每晨5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5点半上操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7]
民团组织对广西建设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一书中有如此评论：
30年代的广西民团，几经李、白、黄的改造与训练，在新桂系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效力。在政治上，严密了新桂系的基层组织，巩固了其政权的基础，在推行清查户口、修筑道路、开垦荒地、建立国民基础学校、培养自治人才、推动地方自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公耕，建造公林，开挖公共池塘，奖励畜牧等方面，也有所效益。在文化上，开展成人教育，减少文盲，也比清代有所进步。在军事上，经过民团训练，一般壮丁都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常识和作战技能，一有战事，拿起武器可以打仗。这些都为新桂系统治打下基础。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民团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做了有益的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广西常备军仅有步兵二十个团。至淞沪战起后，三个月之内，即能出兵四十余团，赴前线参加作战，且能在临淮关、台儿庄诸役，予倭寇以歼灭之打击。”[8]
寓将于学
如果说“寓兵于团”是培养兵源，那么“寓将于学”便是培养军事干部，目的是“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9]父亲好学，熟读古籍，对现代的新知识，也有极大的兴趣，他仰慕的古代名将是孙武、吴起、诸葛亮、岳飞这种不但武略过人并且通达文事的“儒将”。兵书上说：“不知六韬三略，不可以为将。”“不知天文地利，不可以用兵。”可见中国古代是文武并重的。父亲批评中国宋朝以后，文武分途，文人不习武事，武人不识翰墨的弊病，所以国家积弱不振。“寓将于学”便是要恢复文武不分的风尚。
“寓将于学”的实施政策便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一律实施军训。国民中心基础学校（即高小）一律受童军训练，初中一律受青年军事训练，初中结业，更集中到军训总队接受严格的军训半年。高中生，第一学期也要受严格军训，其余各学期，仍有军事学术科，不过所占时间减少。大学规定有两年军训，专门学校一年半军训。因此，在初中结业的，可受三年半军训，高中六年，大专八年半或八年。受过这样军事教育的学生，遇到国家有事，便可充当中下级军事干部。女学生则受看护训练，广西总动员，妇女也是积极参加了的。
广西学生及民团军事训练，在父亲等人大力推动下，可谓雷厉风行，收到“武化广西，全省皆兵”的功效。外省入桂的人，到广西第一感受便是“到处都可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了广西就像进了一所大兵营”[10]，于是当时便有“斯巴达化的广西”之说。
寓征于募
中国近千年来都是行募兵制，“寓征于募”便是采取渐进式由征、募混合制而最后达到全省义务兵役制。
广西之所以如此积极武化整军，当然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情势发展使然，父亲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如此警惕：
我们认定在国难严重的今日，必须如此，才能争求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临的前夜，必须如此，才能应付国际战争。
抗日战争，广西军队的卓越表现，也就是由于多年来广西军事准备的结果，那是一支受过爱国思想的政治教育、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的军队。北伐时期广西军第七军的“钢军”传统，在抗日期间，再度发扬。[11]
自治政策
广西建设中的“自治政策”，相当于“民权主义”中的地方自治。其首要目的在澄清吏治，培养干部，也就是进入“建国大纲”中的“训政时期”。动员全省，需赖大批有热情、有理想、有干劲的干部去推动政策。于是建设广西，又以培训干部为首要。父亲特别提到宋朝王安石变法有“治法”而无“治人”，新政终归失败的教训，于是又特别创导“行新策用新人”的口号。[12]号召本省热血知识青年投入基层建设，招徕外省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广西经济文化建设。
由于广西民团干部“三位一体”担负军、政、教育、经济等多功能的责任，工作繁重，没有献身的热情，难以胜任。“苦干、硬干、实干”，便是全省党政军务部门提出的工作方针，甄选大批初、高中毕业的优秀生，进一步集训后，分发到民团以及各级政权机构中任职。这些“新人”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活力、坚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明日的认识和健全的体魄”。这批青年干部干劲大，有抱负，又肯吃苦牺牲，成为建设广西的中坚分子。据广西统计局在1932年至1933年间的调查，桂省所用人才均极年轻，各机关人员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内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批年轻干部，取代了以往的旧式官僚，1934年8月，广西省一下子免除了二十余县县长职，代之以受过高等教育、肯负责任的“新人”。对于把持地方的“土豪劣绅”，李、白等人毫不留情，一律清除。当时广西实行“灰布化”，“公务人员也是一律着制服、制帽，以灰布为主，惟所着布鞋则白底黑面，而于足背加一横带以系之，颇似女装鞋[13]”。这些新干部，朝气蓬勃，俭朴勤苦，他们也就代表了广西的新形象，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高级干部方面，“楚材晋用”是广西建设一大特色。广西将领除了李、白、黄外，唐生智部下的李品仙、叶琪、廖磊等人临时也返回广西，归队参加建设工作。但广西文化教育落后，经济、文化建设，须借重外省人才。而且“行新政，用新人”正是要打破以往的乡党观念，以“行天下事，用天下人”为号召，一时也有不少外省高级知识分子，不在乎广西待遇的清苦，远来投入广西建设行列。当时留学欧美，又被延揽来桂担任要职的外省人士，有下列几位：
邱昌渭，湖南芷江人，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出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重要职位。对于普及广西国民教育、强化“三位一体”基层政治建设，有重大贡献。邱为人刚正不阿，实事求是，而且一丝不苟，十分清廉，选拔人才一律采考选，考取者要受过训再看成绩，好的签呈主席任用，杜绝八行书私荐。他这种不买账的作风难免招怨，在党、政、军联席会上有人攻击他专擅，父亲极力维护：“我们要奖励这种人，不能动他，人家认真办事，我们要人办事便应给他用人行政权，分层负责，否则他不能放手去干了。”[14]父亲一生最欣赏这种有学问而又做事负责认真的人才。
黄季陆，四川叙永县人，先后留学日、美、加，返国后曾追随总理孙中山，后应邀到广西担任民团干部学校政治部长（父亲自兼校长），这所学校是广西培养基层干部的大本营。黄季陆对总理遗教有深刻研究，擅长组织民众。抗日后，父亲推荐黄转任中央，迁台后，黄还担任过“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职。
黄荣华，墨西哥华侨，留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学矿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对广西经济建设，如采矿、植桐、电讯、筑路等贡献极大。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留法，名艺术家。这时期徐游学广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特设桂林美术学院，请徐当院长。
李四光，湖北黄冈人，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学地质，到广西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后接马君武，出任广西大学校长。
此外还有汪士成（留德学医）当广西医学院院长，王仍之（留法，学兵工）任广西兵工厂厂长等。而广西空军重要成员如广西航空学校校长林伟成等，多为广东人，空军教官则聘请英国人及日本人。抗战时，广西空军多归中央指挥，立了许多战功，而牺牲者，十之七八。
因此，30年代的广西建设，主要干部虽都是广西人，但也有不少外省人士参与，而且贡献颇大。广西建设成功，领导人物的精诚合作以及以身作则也是重要因素。《大公报》名报人胡政之参观广西建设后对广西领导如此评论：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因为他们三个领袖皆能用各人所长，来以身作则，把勤俭朴质，刻苦耐劳的风气，树立起来，传播到全省。[15]
广西因为全省实施军训，所以男子不准留长发，那时李宗仁大部分时间在广东，留了个西装头，返桂前接到白电报：“全省实施军训，皆不留发，钧座返桂，当必为民表率。”李返广西，果然将头发剪去。[16]
自给政策
“自给政策”便是广西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有“民生主义”中社会主义的色彩，“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是广西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并且借鉴了河北定县晏阳初的实验以及山东邹县梁漱溟主持的“村治派”经验。结合广西当地农村的特点，父亲在论《“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中，对农村建设，提出下列几项重要措施：
设立村仓：每村设立村仓一所，累积农产品，一方面可以用低微的利率，放贷给贫苦农民，一方面可以救济灾荒。每年新谷登场，政府征收实物，各地建仓库，存储征来的稻谷，作为公产。来自私田的，自耕农缴百分之一，地主缴百分之五十。到了来年三四月，谷价上涨，便开仓出借干谷给其他农人、工人。俟9月收获时，再加二成归还。
公耕：对于公有土地，则实施公耕，利用民团力量，征调团丁，在闲暇时，进行耕作。在冬天，利用农民的休息时间，利用抛空的田地，集合民团后备队去共同耕作，收获的农产品，完全存入村仓，准备做公益之用。
种桐：桐油用于油漆防腐。广西土壤多石灰质，适于遍地种桐。黄绍竑主政广西时，曾通令全省每人每年种植桐木十株。此后广西桐油年产量倍增，至1937年，已占全省出口总值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凌驾牲畜、稻米，而跃居出口首位。
垦荒造林：提倡植树造林，也是广西经济建设的一大项目，30年代，广西多数乡镇、村街皆设立苗圃，为植树造林提供苗种，当时广西有众多公共林产，还有所谓“民团林”、“民团农场”，都是借民团后备队的雄厚人力，以“造产”为号召，垦植而成。
畜牧：广西荒地多，宜于牧畜，牲畜一向是广西出口货的大宗，因此牧畜业特受重视。广西当局在1933年在南宁设立兽医药液制造所和畜牧兽医养成所，由美国专家罗铎（E. A. Rodier）和菲律宾籍兽医孟高文主持，以推进现代牧畜方法。
除了农村建设外，30年代广西的交通建设颇为省内外人士所乐道，特别是公路建设，1930年时，广西公路为两千一百九十七公里，至1935年就增至六千四百四十五公里。其时，铁路交通也有发展，筑有湘桂、黔桂两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