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顾问在战时重庆的生活
[美]赫伯特·雅德礼
1938年，美国的密码破译专家赫伯特·雅德礼应中国军方的邀请，秘密来华传授密码破译技术，并主导破译日军密码电报的工作，历时两年，于1940年回国。回国后，雅德礼出版了回忆录《民国密码战》（本书中文版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述了自己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这里选刊的是书中的几则片段，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者
绕道海防潜入中国
我到达香港的那天，去汉口的飞机就停航了，因为汉口的沦陷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日本人正逼近广东，挤压由英国人控制的九龙。若说英国人紧张的话，我比他们更紧张。按原定计划，我应该先飞去见“我们的领袖”蒋总司令，然后去长沙建立谍报总部——这本是中国情报之父戴笠的原意。他的名字像一些部落神明一样属于禁忌，所以我们以“刀斧手”的代号称呼他。日本人的占领和轰炸，迫使我们改变了原定计划。林帆（陪同的中国军方翻译——编按）通过中方地下机构的无线电，与“刀斧手”取得了联系，之后便宣布，我们将在三小时后乘“法属印度支那号”轮船出发前往海防（越南的一个城市——编按）。
我本来就很不安，因为我用的是假名，随身隐藏武器，又带着三箱有关间谍活动、密码和解密的资料，非常害怕被捕。去海防却让我更加惶恐。万一真的被捕，这些罪名的刑期相加，无疑要超过我的寿命。乘船去海防等于去招惹日本军舰，自取灭亡。日本人很有可能登上我们的货船。真那样的话，那我就完了：我不仅使用假名，还带着假护照。
林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了所需的假文件：一本贺伯特·奥思本的护照，一份已注射霍乱和天花疫苗的医疗证明。医疗证明上的日期是十天前的日子，这是进入印度支那的必要条件。我确实打过这些防疫针，而林却从来没有注射过，也不打算注射。不过，在战争时期，这只算个小小的风险罢了。
天黑后我们溜上了货轮。旅途当中日本军舰为了炮轰中国的一个小港口，几次命令我们的货轮停驶，除此之外，我们去海防的航程可谓平静无事。但是那几次停驶都让我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每次我都屏着呼吸，直至日本军舰驶离，才透一口气。
到海防后，“刀斧手”的便衣特工和我们接上了头，且一路行贿，让我们过了海关。我的假护照没有被发现，我可以放松一下了。过中国边境时，假护照是不会出问题的。
事实也证明我的预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在等了三天之后，才赶上去昆明的窄轨火车，因为火车每周才开两班。被迫停留期间，无所不能的“刀斧手”的下属非常周到地给我们提供了娱乐消遣。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可以跳舞的低级酒吧，不断地让我们喝香槟。在那儿，我和一个黑牙齿的美丽安南舞女一起尽兴地跳舞，一直玩到凌晨2点。
“刀斧手”在海防的军统便衣特工帮了大忙。到昆明后，又有一个便衣特工出来帮忙了。虽然去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前已订满了，他还是给我们在一架运输机上弄到了座位，那架飞机满载着五加仑一听的高性能汽油。飞行员是一个叫伍兹的美国人，在中国已经飞了六年了，在这一带声名远扬。在去重庆途中，他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纵，和我谈了半小时。他非常小心地避免询问我的情况。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不想向他撒谎。在避免探听别人事情这方面，在东方的外国人与在西方时没什么区别，相互间不问私人问题。但有些事情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政治活动或犯罪活动的需要，还有什么事情能驱使我这种白人这时跑去重庆呢？伍兹出于好意，提出将我安置到泊在重庆江面的美国炮艇上，因为那里已没有别的地方适合居住了。我告诉他，这些事一概由我的翻译处理，他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并换了个话题。
一路上，飞机都在云上飞行。中国的真面貌我是一概没有窥到。最后，我们奇迹般地穿出云层，在长江当中的一个小沙洲上降落。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鳞状的淤泥、竹造的小屋、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眼前的这一派景象真令人沮丧，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未来的一切，将是充满邪恶。
行至市区时，我的抑郁心情还是无以驱散。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上岸后，我们坐上滑竿，沿着峭壁，上了三百级台阶。台阶尽头处，是一条泥泞的街道，一辆汽车等着我们。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布满黄包车的公路，穿过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可以俯瞰嘉陵江。
在重庆戴笠住所落脚
我的办公室和供我居住用的几个房间，都在公寓楼的三楼。这房子感觉像是“刀斧手”在重庆的藏匿处。他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处这样的房子。林很自豪地向我展示了卫生间。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重庆市，这样的卫生间不超过六个，属稀罕之物。一个男听差给我们递上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水。我以为那杯热水是用来洗手指的（西方人没有喝热开水的习惯——译注），刚要伸进去，却看到林用热毛巾擦了脸，并把那杯烫水一口喝了下去。见我诧异，林解释说，喝生水是很危险的，只能喝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因为那是煮开过的。我说我情愿喝苏格兰威士忌，甚至可以不加冰或凉水，而且是对着瓶口直接喝。
两个便衣工作人员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围着圆桌用筷子吃。我被安排坐在了传统的上座，这是一个正对着门的座位。所以，任何敌人都休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袭击我。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大部分的菜，我都搞不懂是什么。这顿饭吃了数小时。吃饭过程中，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说着“干杯”，即喝光的意思，把酒一口干掉，并互相亮出杯底。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而我，也并不觉得很爽。
“这顿饭要吃多久？”我最后逼问林。
“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
“那么，”我说，“贵客想睡觉了。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
“站起来就可以了。”林说。
我努力站了起来，客人们也都成功地站起来。他们向我鞠躬，拿上帽子和大衣，再次鞠躬，然后才离开。对于中国的这种习俗，我必须稍作解释：客人离开时，总是非常地干脆利落，就像赛场上的拳手，没有冗长和令人厌烦的告别仪式。尽管我喝得尽兴，客人的离开也让我很开心，但上床时，我还是忧心忡忡、情绪低落。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虽然“重庆”的意思是天堂（作者对中文的理解显然有误——译者），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
早晨也好不到哪里去。天又冷又湿，在铺了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晚后，我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到处没有一点热气，穿上外套了我还觉得冷。林不知道在哪里，厨子去了菜市场。男听差没弄明白我的手势，没给我送来吃的，却送来一瓶威士忌。
那着实让我乐了一会儿。但是我很饿，又不敢出去找吃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我和男听差们根本无法交流。我从墙上取下一张重庆的小地图，示意他们跟着。我指指地图，然后指指大门上写的中文地址。两个驻守的警卫也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告诉我公寓在地图上的位置。
没办法，我只好尽最大努力，把门牌上的中文字画了下来，然后走向大街。两个门卫跟在我的后面，摇着头示意我回去。我不管，照旧待在外面，抽着烟。当我把没抽完的香烟弹到街上时，一个半裸的黄包车苦力，像飞起来的鱼一样，一把将烟头抢到手里，脚步丝毫不乱。我又点了几支烟弹出去，并且每次都暗中跟自己下赌，看他们抢烟头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我数到的最快纪录是五秒钟。这时，头号男听差把我叫了进去，并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布长袍的漂亮中国女孩。女孩向我行了个礼，然后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告诉我，她和叔叔以及其他亲戚住在隔壁。她说，可以让她家的阿妈给我准备早饭，或者她亲自到我顶楼的厨房给我煮几只蛋。出于客气，我请求她不必如此麻烦了。没想到我大大失策了，因为她再不提到她家吃早饭的建议。她帮我把公寓的位置在地图上标了出来，陪我到街上叫了辆黄包车。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车夫，并提醒我说，坐一趟车，单程不要付超过三毛钱车资。随后，黄包车便朝着城边一个肮脏的茶馆奔去。保镖们不顾我的抗议，一路跟在车后。在茶馆里，我就着茶，吃着蘸上黑胡椒的鸭肝当早餐。两个保镖生气地在一旁看着我。
回去时，我满大街找礼物，想要回报我的女恩人。但是除了一瓶商标模糊的廉价德国香水外，我什么都没找到。我把这瓶香水送给了女孩，并夹了张纸条，邀请她与我和林共进晚餐。她的回条以不甚准确的英文写道：
亲爱的奥思本先生：我应该说声非常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家已安排了聚会。希望另找机会请您喝茶。非常感谢您的礼物。再见。
陆颂晶
（译音——译注）
林回来时，我因为实在无聊，已经喝掉半瓶威士忌了。因为我独自离开住处，林非常生气。我向他保证我非常地小心，而且还让他看了我的0.25口径的翘鼻自动小手枪。当然，这把枪他以前看过很多次了。
“噢，那玩意儿！”他厌恶地说。
为了证明小手枪也很致命，我对着“刀斧手”的门开了一枪。子弹穿门而过。这让林更生气了。
没有任何来自“刀斧手”的消息。他因为一些神秘的任务而消失了。没有学生的踪迹，也没有截获的文件要破译。但是一个叫秦莆（译音——译注）的中国学生准备把我的密码资料译成中文。秦莆刚从德国回来，说话轻声细语。为了消磨时间，我起草了一个密码使用法的基本课程。秦也将把它译成中文。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学者。英文比林的好，也了解西方的风俗。
领教了“男女授受不亲”
林和我去陆颂晶家吃过饭了。在她家，我还认识了她的两个乡下表妹。她们俩完全说不来英语，即便是中文也几乎不怎么说。她们非常害羞，在我进门的时候站起身，浑身不自然，弄得我也不自然起来。中国女孩对每个男人都表现出百依百顺的样子，我完全无法习惯。颂晶尽管在教会学校受教育，但当我给她递烟时，她就要从藤椅上站起来，向我鞠躬，致谢，却拒绝让我给她点烟，反而把我的烟给点了。
我住的公寓从上到下都是光秃秃的，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镜框画，也没有卷轴画。显而易见，这里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不是一个奢华之城。取暖的方法也简陋，只是在房间里放一个铁盆，里面装着烧得通红的炭，铁盆架在一个木头底座上。但我们有糖糕吃，有茶喝，只是茶里不加糖。一个穿褪色蓝布长衫的男听差伺候我们吃喝。
晚上，我和迷人的颂晶、林还有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在一个可以俯瞰嘉陵江的茶馆吃饭，茶馆是用竹子搭的。女孩们非常不自然，因为我这个光头的老外成了人们好奇的焦点。正在吃饭的中国食客盯着我看，我也回盯那些吃相可怖的男女食客。那些人把菜溢得满桌都是，把不吃的部分直接丢到地上，而且还不停地用水漱口，然后吐到痰盂里。
一个长着圆眼睛的四岁小孩儿，坐在妈妈的大腿上冲着我又哭又叫。我的三个客人的黄脸刷地红了。
“他在叫什么？”我问颂晶。但她尴尬地垂下头不愿回答我。
“告诉我，林，”我要求道。
林也感到很尴尬。
“顾问，希望您一定不要难过。那小孩喊您洋鬼。”
“洋鬼，”我重复道，“嗯，听起来并不太坏。”
“就是外国魔鬼的意思。”林说。
“我们难道不是吗？”我问。
“您现在是在中国内陆地区，”林解释道。“为了让孩子听话，这里的中国母亲会吓唬孩子说，外国鬼会来抓他们。她们还吓唬孩子说，外国鬼都头上长角，蓝眼睛，大鼻子和红头发。”他笑道，“不过，您好像不太像。”
颂晶看一眼我的光头，也笑了。
吃完饭后，林带着他的朋友乘烧菜油和酒精的破巴士回家。颂晶坚持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她要自己走路回家。我却坚决不肯，因为那样很危险。于是我们一起往回走，两个保镖跟着。路上经过一段泥泞的地方，我扶着她的手臂走过。这时，散坐在路边的几个车夫笑着说了些什么，她听了之后，浑身发抖。
一路到家，她再没开口说话。到家门口她才说：“您是值得尊敬的外国顾问，在中国非常受尊敬。可是，您应该了解一点中国的习俗。”
她的话，和刚才她对苦力们的反应，都让我感到迷惑不解。林回来后，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第二天，我问帮我翻译讲义的中国学者秦莆。他告诉我，一些无知的中国人，甚至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会嘲笑单独和外国人在一起的中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