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秦伤感地说。“在美国也一样，女人如果被看见单独和一个中国绅士在一起，也很丢面子。这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笑道。“我还要告诉您，没有一个中国绅士会在公共场合去挽一个女人的手臂的。”
“但是，那是因为你们让中国女人走在你们的后面！”我抗议道。
“那是中国的传统。”他严肃地说。
“我没有什么恶意，”我说，“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拉车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我知道他们喊我洋鬼，外国的鬼，但是吃饭的小孩都这么喊我，颂晶发抖不会是因为这个。他们还喊了些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可以告诉您，但条件是，您必须明白，再不可以让一个良家女孩单独陪您。林帆早应该告诉您的。那些中国苦力没对您说什么，他们是在和那个女孩说话，一串您听不懂的话。”
我等着他翻译。
“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他说，“‘外国鬼的那玩意儿比我们中国男人的大吗？’”
准备工作中戴笠来电问候
重庆的纬度与埃及的开罗差不多，但入冬后，因为西边有雪山，蒸腾起大片厚雾遮住了太阳，因而比开罗冷得多。但这些雾也在一年里的不少时间保护了重庆，使它免遭日机轰炸。而随着天气转暖，雾气消散，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过，即使有遭受轰炸的危险，我还是喜欢天气暖和点，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听上去有些白痴。我现在每天都冻得发抖，要喝一加仑掺了黄酒的热柑橘汁来暖和脊梁骨。榨柑器是我自己动手设计做的，重庆本地人从来没听说过这玩意儿，无法假手他人。林倒是答应过给我找一个烧炭的铁盆，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和牛皮大王，这事说过后就不了了之。我感觉重庆的生活节奏很慢，整天无所事事，让我感到很烦躁。
我和林在众多仆人和保镖的簇拥下单独相处。“刀斧手”已派人传话说，我住的公馆将成为我的工作场所，也供我的学生们住。据林说，学生们正从长沙坐着卡车朝重庆奔。但愿他们是在长沙大火之前离开的。不久前，防守长沙的部队首长因为相信日本人正在逼近，就放火烧城，导致两千人不幸被困，最后被活活烧死。关于日本人正在逼近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谣言。为此，蒋总司令已下令将肇事的三个最高官员砍了头。
看来，我的学生们是逃过了长沙大火了，因为公馆里开始装起了桌子和黑板，纸张、毛笔、铅笔也摆了出来，还架起了不少竹制简易床。而且还有消息说，一卡车在香港为我购买的外国罐头食品、一辆供我使用的汽车已运抵南中国海沿岸，并朝着北面开来。我们就等着瞧吧。
公馆里老鼠横行。林吹嘘道，四川的老鼠在中国是最大最凶的。此话看来不假，仅仅几天前，我们一个保镖的新生儿就给老鼠咬死了。事发时，做母亲的还没来得及反应，老鼠就将婴儿的睾丸吃掉了。在我的坚持下，公馆里装了许多老鼠夹。尽管如此，老鼠还是每晚在阁楼里飞跑。我几乎每晚都被身上爬过的一两只老鼠搞醒。虽然已经把通往睡房的洞都给堵死了，老鼠还是有一个秘密的通道，我横竖找不到。我和林曾经尝试过，在睡觉前，先把灯关了，然后一听到老鼠爬行的响动，就突然打开灯，希望可以找到老鼠出没的通道。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劳而无功。要是你折腾到半夜不睡觉，与老鼠搏斗，早上就能多睡，也算是一种补偿。我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因为搞密码是非常高强度和累人的。我没有什么娱乐，手里那点时间便显得异常沉重。
尽管林并不赞成我和陆颂晶见面，但每逢林不在时，陆颂晶的偶尔到访，还是使我的无聊得到缓解。她正在教我一些中文的口头用语，还答应帮我找一本英中对照的书让我课外学。她今天穿了一件丝质的长袍，看上去非常漂亮。我觉得，通过练习，她的英语正在提高。
昨天我收到“刀斧手”的一封无线电报，看来中国密室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全文翻译如下：
专家阁下台鉴：阁下能移驾前来中国，鄙人感激万分。本当赴渝面叙，奈何军务缠身，分身乏术，至为遗憾。阁下在渝委屈，食宿是否习惯，鄙人着实牵挂。蒋总司令刻下深入前线指挥作战，一时难以回渝。一俟返驾，当携阁下面谒。
热诚的致意……
我回复道：
非常感谢您来电亲切问候。来到中国，使我深感荣幸。我会尽全力圆满完成我的任务。我对我的住所很满意，吃得也非常好。我自然非常盼望见到您，但也非常明白，基于目前的军事状况，这是不可能的。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军统“二号”送来缴获的重要文件
某日，我花了一整天研究一些缴获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由“刀斧手”的心腹，也就是我的直接上司从下江（长江下游地区——编按）带来的。由于喊他们的名字是个禁忌，林给他们起了代号：“刀斧手”是“一号”，我的上司是“二号”。
“二号”是个从来没闻过弹药味的将军。他身着卡其布军服，竖领上装，长裤，肩上挂皮肩章，腰系皮带，皮带的左边挂着一把套着皮鞘的短剑。他大概有三十五岁，长着一对长耳朵和一张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满月脸。虽然我也长了张圆脸，却感觉他不见得比我聪明到哪里去。
林郑重其事地把我介绍给他。一番礼貌的问候之后，我通过林做翻译告诉他，我需要哪些无线电设备，用以截收日本人的电报，需要什么样的方向探测器，用以追踪敌人的电台。除此之外我还需要相关的书、地图和字典来武装研究部门。我还告诉他，我必须要有每日战况汇报，这样我们才可以熟悉与战斗有关的山脉、河流、城镇的名字，知道中日两军的部队番号、名称及指挥官的名字。我还告诉他，他应该在总部指派一个专人不断更新战事地图。
他对我所说的话做了记录，然后长长地恭维了我一番，起身准备离去。
“将军命令我给您提供所有的便利。”他临行时说。
我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得到查获的文件。”
“我几乎忘了，”他说道，“我从汉口带了一些来。”
他的随从把文件拿给我，我急切地当场查看起来。我发现材料都很有价值，如果能有俘虏提供翻译的话，这些文件将更有价值。但俘虏并不总能招供，日本俘虏更是不会轻易招了。对此，我是有备而来。我来的时候带了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两种无害的药品（干扰意识的药物，常用于审讯犯人——译注）。这些药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犯罪侦查局成功地使用过。在美国，如非罪犯自愿而在他们身上用药是违法的。但在中国，我可以肯定的是，“刀斧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药的。
努力适应重庆的艰苦生活
林总算给我找来一个烧炭的铁盆。我用来做办公室的客厅终于有了些暖意。但这来得太迟了，我得了我这辈子最严重的感冒，流起了浓鼻涕。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的右眼渐渐地看不到东西了。每晚我都得把睡房的闹钟放在灯下，而且越挪越近才可以读得出上面的数字。从我的右眼看去，仆人们穿的单调蓝长衫成了紫色，还一阵阵闪出红光。视线里的物体当中都出现一个空洞，而且空洞逐日扩大。七个下江来的医生给我看过眼睛。他们全都受过海外教育，有的在美国、英国，有的在日本、德国。七个医生中，有六个说我的视神经受了损伤。第七个医生持另一种看法，坚持我是得了虹膜睫状体炎，即我的视网膜给血块盖住了。而这些症状是因为我身体某个地方感染造成的。他说，感染可能是结核、梅毒、淋病、牙炎、扁桃腺炎或其它炎症引起的。我做了两次梅毒化验，每次都是阴性。去一家教会医院照了X光，也没问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淋病的症状和任何其他感染。然而该医生并不为这些确凿的证据所动。看来我可能得了早期的结核病。虽然早期结核病可以导致虹膜睫状体炎，通过X光却检查不出来。这使我想起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约1500年至1571年，意大利雕塑家、金银工艺师、作家，著有自传《致命的百合花》——译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书中讲到，他在吃色拉时，发现碗里有闪烁的小颗粒。他马上意识到有人要暗杀他。如果小颗粒是用磨碎的钻石做的话，他就完了。但如果杀手因贪小利而用玻璃代替，将钻石拿去卖钱，那他还有活路。但是他得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结果。这期间，他除了牵挂自己的症状，无计可施。想到这，我决定还是先把我的鼻窦炎治好再说。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就飞到香港去看医生。中华航空每晚都有一个航班到香港，但当中必须飞越日本人的防线。
直到这时，重庆还未出现逃避日本人的难民，我未来的学生们同样没有到达。将领们倒是大批先拥到了，带来了他们的家眷、仆人和小老婆。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将领们不管手下曾有多少人投敌或战死，总能凭权势钱财支配所有交通工具。我的车还是没有运达，但却满眼都是汽车，里头坐满了中国官员。这景象让我很气愤。我要求林给我搞一部车。他倒是替我搞到了，让我用了两天。但第三天车子又没出现，说是在做维修。
我住的地方是条死巷，没有人力车，必须趟过泥泞的巷子走到大路上才能叫到车。可我既没有橡皮套鞋，也没有靴子。中国鞋的尺寸对我来说又太小，买不到现成的。昨晚在去看电影的路上，我终于因种种不顺，忍不住大发雷霆。没想到林听了居然大为佩服。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这样就能学到所有美式脏话。昨晚林的耳朵着实过了把瘾。从此，林的美国式词汇里，免不了会有臭袜子的气息了。我请林向“二号”转达了我的众多想法，其中包括我对那些偷了我的车的贪腐将领们的不满，我还要求“二号”收拾那些黄杂种们。我是有意发作的，期望这能起点作用。除非我使点手腕，否则永远得不到工作所需要的便利和工具。车本身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
我去了几次市中心。尽管我带着枪，可以自我保护，两个保镖还是形影不离。林不敢把他们撤了。他说，除了日本人可能搞行刺外，我每天还面临被谋杀、绑架和抢劫的危险。我相信“刀斧手”到重庆后，会对这里的治安进行整顿的。
从主路坐轿子或黄包车去市中心只需花两毛钱中国钱，相当于美元三分钱，但我还是经常步行，因为这段路不过就两英里。那段路街道很窄，两边停满了黄包车，汽车几乎无法对驶。商业楼宇都是用深色的砖或石头造的，没有一幢超过四层高。人行道上挤满了中国人，大多身穿破布衣或掉了色的长衫，中间掺杂些身着制服的军官，或穿着黑色或蓝色新衣的有钱人，他们的老婆或是小老婆则一身绫罗绸缎或裘皮大衣，一路跟在后面。这些人替街景添上一些亮点。每当有外国人在驻足朝商店橱窗观望，或点支烟抽几口时，他就成了中国人好奇心的焦点，被众人笑着观望。
在街边地摊上，可以用极其便宜的价钱买到手工制作的梳子、牙刷、苍蝇拍、袋装中式糖果、花生和西瓜子。其中最吸引我的东西是用来清耳屎用的耳挂，那是一根细棍，一头是缠上棉花的小勾。肉店的门外挂着宰好的猪和牛，同时还摆满腌制的鸭子、皮蛋、豆腐和其他美食。街边的牙医用粗糙的锤子、凿子和钳子给病人治牙，看上去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施刑场景，令人不禁毛骨悚然。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给不识字的人代写家书的。他们迅笔疾书，一笔一画地写下神秘的象形文字。
重庆有三家电影院，条件都一样地糟糕。池座是五毛钱一张票，楼座是八毛钱。为了面子，林总是买楼座的票。楼座看电影固然清楚，但看台上和过道里奔跑的老鼠也更清楚。美国的闹剧都配上了中文字幕，好让中国人可以更好地明白电影里的情节，中国人看了高兴得又叫又笑。这里放映的新片子都是两年前的了。我上一次看的是英格兰国王乔治的加冕仪式和前总统塔夫脱的葬礼。
这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氛围中，我有种很奇怪的孤立感。这个国家如此之大，人口超过四亿五千万，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或更多，想想都让人不知所措。无数的人死于洪水和饥荒，却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消失。不出几年，空白就会被填补上。在西方国家，平缓的人口增长曲线使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仅仅是种理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马尔萨斯定律却是紧迫和恐怖的现实，因为两国都崇拜祖先，坚信每个男丁都必须有儿子。当这些国家经过工业化，人口变得更稠密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该怎么办？即便水坝破堤，黄水泛滥全球，也比不过所谓的黄祸吧。幸好，两国人民都是平和的人，不轻易去征服别国。而且，除了执著于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之外，他们非常聪明，也可教育。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的旧传统及迷信之间，将有一场竞赛，看最终谁能胜出。但是要教育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和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是一个巨大的、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谁去做，又如何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