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琐忆
周孜仁
申家公社
1965年，即“文革”肇始的前一年夏天，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四川省所有大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一律派去乡下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时间为六个月。其时笔者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遂按照学校安排去了川北达县（现达州市）的申家公社。申家地处大巴山区，很穷。
如今几十年过去，铁路和高速公路都已经很发达。从地图上看，由重庆到申家当是很近便了，但1965年那会儿实在很远。坐整整一天汽车，接下来乘小船顺那条名叫州河的山间激流，逆水而上，行五六小时许，起坡后还要步行跋涉好远才到达目的地。背着行囊走在空空荡荡的旷原野路，真有极地探险的感觉。申家公社正好在一条幽深的山峡前面。我要去的十三大队离公社还有十几里地。对于从小生长大都市的我来讲，真像到了史前社会。其落后贫穷之状可用一个例子说明：
房东听我们从重庆远道而来，曾十分吃惊地问我：几百里路，恁远！你们怎么来呀？我回答说是坐汽车来的。她好奇地又问：什么是车呀？大巴山区运货都靠人背牛驮，根本没车的概念。我想想向她解释：车，就是把一只大箱子安在四只轮子上，人都坐在箱子里，轮子一滚就来了，很快的。她又问：什么是轮子呀？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绝妙的比喻，我说：你们不是天天磨面吗？轮子就像石磨盘啊。你把石磨盘竖在地上一滚，不是跑得很快吗？房东老太太恍然大悟，连说城里人真聪明，城里人真聪明！
与偏远共生的就是穷。第十三大队共五个生产队，有两个队竟然穷得一个地主都有不起。我负责的第三生产队最糟糕，不仅地主，连富农也没有。原来看电影看小说，故事情节一发展到主人公和阶级敌人开展斗争就兴奋，所以我对分去别队的同学非常羡慕：因为他们那儿有地、富、反、坏。好在“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已经下达，文件开宗明义就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如此，那就收拾干部吧。
我在第三生产队没日没夜走村串户，宣传中央文件，搞了很久的阶级斗争，终于揪出一个“四不清干部”：生产队一把手，队长，李利全。罪名是多吃多占。赃款数额经发动群众反复揭发，这就定案了：大约十二块钱多一点。三队的日工分值约为一毛三（该队整个儿处于丘陵间的小盆地，相对比较富裕了。十三大队最穷的一个队，日工分值就七分钱）。十二元多对于如此收入水平，实在是天文数字。问题是，折算队长多吃多占的细目，全是某年某月某日，他去生产队集体粉房免费吃了多少“面坨坨”（当地叫“面鱼儿”）。进了肚子的东西是没法吐出来了，那就自个儿想办法赔吧。
某日，是个赶场天，我坐在村口一个叫进保场的幺店聊天，远远看见李利全牵一只瘦羊往公社赶。虽然我整了他，但我觉得自己公事公办，和他个人并没伤和气，于是嬉皮笑脸迎上去问：“李队长！赶场么？”他说：“是呀，你们要我限期退赔。我哪有钱赔？只好把羊牵去卖了。”李很寡言，对人从来都板着面孔。我说：“好啊！这羊一卖，你可就发财啦。”在城里人的心目中，一头羊是很值钱的。他突然受辱一般悻悻了：
“周同志你真会开玩笑！一只羊能卖多少钱？差得远呢！”
我硬着头皮又问：“你说一头羊值得多少钱？”
他说：“你自己问问去，就四、五块！”
幺店子的掌柜马上在旁边证实了这一价格。那一刻，我记得我非常尴尬。后来更让我尴尬的是，运动到了“组织建设”阶段，我终于发现第三生产队实在没有比这个多吃多占十二元多的“四不清”更合适的人选，便硬着头皮动员他继续出任队长，被他断然拒绝了——这是几个月后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地的贫穷。
才进村时候讲究访贫问苦，工作队员都零零散散安排在最穷的农民家里住，生活极为不便。后来上面政策宽松些了，住宿就相对集中。我们班三个同学和一位地方干部被统一安排在生产队的会议室。地方干部姓唐，原来在当地一间小煤窑当党委书记。听说前阶段“工厂四清”运动他被牵出问题，就派到这儿来当队员了。唐成天一副老于世故的满不在乎，说起话来总是阴阳怪气，语带机锋。我们对他很崇拜。生产队会议室是一个茅草房，一里一外，外间用来开会；里间小些，弄来两架双台床，正好四人使用。草房位于坡脚下一弯小溪环绕的半岛，远离农户，一入夜就死一般安静。
某日夜，很晚很晚了，四人正睡得熟，突然间似有细声在门外不停重复，嗫嗫嚅嚅，含糊不清。再仔细听，好像是在叫“×同志”“×同志”（当时农民见了我们都管叫同志）。我被惊醒了，小心推推上铺的张义伦，原来他也早醒；他又小心把另一个同学张中华推醒，张又把唐推醒：原来大家都早醒了——门外人的声音弱微如蝇，以我们当时的年纪、当时的嗜睡，能被惊醒，肯定是叫很久了。四人窃窃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门外人叫的肯定是“张同志”，即我的同学了。正要起身开门，唐突然表情严重地提示：“小心！深更夜半，会不会阶级敌人前来行刺杀人？”三位学生以为唐干部所言极是，遂急求方略。唐很舒服地斜躺床上，不慌不忙指挥，要我和小张手提棍棒站在门后以备不测，然后另一位小张才猛地拉开房门，大吼一声：
“干啥的？”
满以为会有一路悍匪。原来是垂垂老者一个，躬腰驮背，而个子又特高大，像戈壁滩上行将就死的骆驼。张中华已经看清了，正是他们二队的老地主某某。于是厉声喝道：
“深更半夜，你来干啥？”
老头很害怕，含糊不清地又说了些什么。其意大约是，那天张同志对全队地、富训话，要他们写“认罪书”并限期交出。该老头根本不识字，本村识字的人又怕惹麻烦不愿帮忙，只好翻山越岭，好容易找到一个识字的亲戚代笔。路太远了，怕超期受罚，故而深夜赶来交卷，说着便抖抖索索将一张皱巴巴的纸头递上。其实——张中华后来告诉我，说他确实有此训话，但说了也就说了，至于时限，他自己也已模糊——他将“认罪书”接过收好，训斥了一声：“行了。你回去吧！”
虚惊一场，我们大大松一口气，重新把门掩了。正要准备上床睡觉，干部唐突然又语意严重地提示：你们注意到他的表情了吗？夜半深更来交“认罪书”，心理压力一定大得很！万一今儿晚他寻了短见，出了人命，你们都得写小楷呢！他所谓写“小楷”，就是写检讨书。唐的威胁把我们三人吓得面面相觑。唐继续非常舒服地斜躺在床上不紧不慢指示，要我们立即出去跟踪老地主——要猫着腰走。不能让地主发现。不要打草惊蛇。过河过桥过水塘时候尤其注意。万一对方跳水，你们马上先把人救起。我们连连称是，照办不误。
后来知道，除了害得我们整夜睡不成觉的这个老家伙，这儿很多地主都不识字。地主本来应该是很有钱的，有钱人尚且连读书都没钱，遑论贫下中农？大巴山确实太穷，从古到今皆然。关于申家镇1965年的市场行情，我至今记得的是：鸡蛋每个一分半至两分钱；馄饨（当地叫“包面”）每碗三分钱——这就很贵了，相当于某些生产队整整干半天活计的收入。难怪李利全队长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去集体粉房免费吃“面坨坨”。
几十年后，这个史实已经不是秘密，即毛泽东和***的多年结怨，正是在“四清”问题上正式摊了牌，并在事实上揭开了一年后把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的“文革”序幕。当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大学四年，我们只是已被反复告知：整个世界都在堕落，全球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正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中国青年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建设一个纯洁无疵的理想社会，继而拯救世界。1965年5月末，我们就是在如此贫困的大巴山区，莫名其妙地涉入了最初的、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
贫下中农
“四清”，全称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按照上边部署和前面经验，工作步骤都从清经济入手，再轮到下面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经济问题最敏感，也最方便发动群众。
前面说到的“四不清干部”李利全，第一个被我发动起来对他进行揭发斗争的贫下中农，叫李利保，他就是从经济问题向胞兄发起进攻的。三生产队是一个盆地，主要农户都聚居在盆地两头左右相望的坡上，一为李家坝，一为罗家坝。罗家坝小，就四五户人，而且杂姓；李家坝则一律李姓，人多势众。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必须从李姓家族打开突破口。
宣传中央文件多日无果，我正在发愁，某日出村怏怏回走，突然有人气急败坏追来把我叫住了。他光着头，个子矮小，面有菜色，衣衫邋遢，怀中还抱一个沉甸甸的娃娃，抱得很吃力。当时天色尚未黑尽，他的一举一动显然都暴露在不远处李家坝的视线之内。我确信他为了向我告状，是豁出来了。还站在田埂上，他就迫不及待说道：周同志，你不知道，我们三队阶级斗争复杂着呢！“跛三爷”多着呢！“跛三爷”是农村阶级斗争题材的电影《夺印》中一号反派。他的开场白一下命中了我的兴奋点。他接着又嘟嘟哝哝说了许多。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听明白他都说些什么，但当即认定他就是我要寻找的革命骨干。我还不期然想起了小说《暴风骤雨》中那个无私无畏、为革命牺牲生命的东北贫农赵光腚。我马上决定，把他圈定为“贫协”代表（“贫协”是运动中的临时权力机构）。
他对我的力挺知恩图报，革起命来劲头十足，几个回合下来，果然把队长李利全斗倒斗垮，规规矩矩把羊牵去卖了。接着还卖些什么，不详——反正如期把十二元多退赔清爽就是了。麻烦的问题是，后来运动搞了整半年，我才发现这个面有菜色衣衫邋遢的贫下中农代表根本就不孚众，除了搞斗争，干正经事一点儿不行，老百姓干脆就说他经济困难，皆因两口子好吃懒做。我虽然很想从组织上捍卫革命运动的胜利成果，可该李完全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弄得我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捉鬼又放鬼，硬着头皮去请李利全再度出山——李理所当然断然拒绝。运动已近尾声，我只好退而求其次，从罗家坝挑出一个杂姓叫石中全的来出任队长。石中全也苦大仇深。
三队还有一个贫农，记不起名字了，也姓李，人家都管他叫“老吼班儿”。“吼班儿”是四川土话，医学名词叫“哮喘”。“老吼班儿”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物，全因为他那个呼吸道疾病根深蒂固。她老婆曾给我介绍，说老公一旦受凉，难受得无法忍受，竟会整夜整夜揪住自己头发将头往墙上撞，拖也拖不开。他一边撞墙嘴里还一边大喊大叫，说：老天爷呀！我不想活啦！你为啥不让我死呀！足见其痼疾严重已至于何种程度。
某夜天降暴雨。前面说了，三队位处盆地，一条小河环绕而过，排水量非常有限，暴雨过后就一片汪洋。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水已稍退，我急忙涉水去挨家挨户发动社员下田扶救秧苗。大家全去了，就缺“老吼班儿”两夫妇。我想是否身体不适，受凉了在家发病？盆地里白花花一派浩淼，我很容易就发现“老吼班儿”老婆正猫腰站在水中央，而“老吼班儿”的头则“漂”在暴涨的河水之上，整个身子泡在水下面干什么事，脸上笑眯眯的，显然那事他正干得惬意。见我快步过去，他俩显得很尴尬，“漂”在水面上那个头因为尴尬而笑得歉意而灿烂：这使我非常愤怒。我没好气地大叫：大家都在公社田地救灾，你们在这儿干啥私活？平时你怕凉，今儿泡在水里不怕病啦！
水面上的头对我的命令置若罔闻，依旧笑眯眯的，水下的身子依旧不紧不慢地干着什么。端着撮箕的老婆见工作同志真动了怒，忙好言好语向我解释，说绝非不关心公家事体，实因生活太困难。事实上我已知道了他俩在干什么了，在心里骂一句这个农民太自私，余下也只有无可奈何而已。
原来李家坝旁边山头上有一间小煤窑，矿洞里挖出的煤炭平日都堆在露天，一下雨，尤其大雨，山洪就会冲着煤炭往山下跑，再顺着小河把燃料或多或少留给李家坝。工作组没来的时候，凡一下雨，全村社员无一例外都会沿河道泡在水中捞煤炭。今天有我在那儿大呼小喊，社员们一个个自然变得“爱社如家”，很规矩。唯有这个一遇冷就痛苦得以头撞墙但求速死的“老吼班儿”敢于抗命。物质利益就在水中，唾手可得，还怕什么？他死都不怕，能怕冷水？遑论小小工作组！
实事求是地说，和山民们共同生活了七个月，我一点儿也不因为他们身上表现的毫无掩饰的自私自利而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他们朴实无华、他们为人厚道真诚、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所表现的顽强生命意志……这些，至今让我感念于怀。政治口号再响亮也毕竟是口号啊，而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实在得近乎残酷的油盐柴米和生老病死。我们有什么理由仅仅用动人的口号去苛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