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我回答，“我认为，在战争中，一颗刺客的子弹和一个士兵的子弹没有什么区别，只会同样地爱国。不过西方的传统主张并不是这样的。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是，敌我双方的小兵在相互厮杀时，双方的领导人不应被伤害。拿破仑让欧洲遍地流血好多年，自己却毫发未损。其实，如果给他一颗刺客的子弹的话，无数生命就可获救，许多苦难也可以避免。美国内战时，由于南方联盟军的罗伯特·李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指挥天分，使战争拖了漫长的四年。刺杀固然不好，但战争同样不好。”
因为我的言论入“刀斧手”的耳，我们又干了一次杯。林很久前就停喝了。将军只一眨眼，就把白兰地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而我一定是已经喝过头了，因为开口说话时，听自己声音都觉得遥远。我说：“问一下将军，他的手下是否使用消声器。”
“消声器，那是什么？”林问。
“是这样一种东西，”我用指头描画着说，“我来自印第安纳州南部的偷猎者家庭。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装置，把它装在来复枪的枪身上。这样，当我们偷偷进入插有‘禁止打猎’牌子的树林里捕杀松鼠时，枪就不会发出声音。在美国，一些匪徒们还会把消声器装在左轮手枪上。告诉将军，如果他的人要把汪精卫干掉的话，他们应该使用消声器。”
这个话题让林有点费解。他费了一些功夫，才向将军解释清楚。最后他说：“将军问您可否做一个。”
“告诉他没问题。用曾将军从香港带来的工具和材料，我可以做个一流的东西出来。”
“将军问需要多长时间？”
“问他需要多快。”
“将军说，”林翻译道，“他离开的时间定在……”他打住了，然后接着说，“他想知道您可否两天内做好。”
“可以，”我说，“如果他有合适的枪。”我把我的枪拔出放到桌上。“这是我要的尺寸。我的枪是自动的。消声器在自动手枪上效果不是很好。我要一把扣扳机时弹仓会旋转的左轮手枪。”
在林解释时，“刀斧手”检查着我的枪。
“将军问消声器有多大的声音。”
我退出子弹匣和枪枪膛里的子弹，然后扳动扳机示范道：“不会比这更大声。”
“刀斧手”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已经了解中国的习俗，我再干了一杯后站了起来。将军送我到车旁，我们握手道别，车离开时将军鞠了个躬。
获蒋总司令接见
今天下午，在“刀斧手”缺席的情况下，曾将军带我去见了蒋总司令。会面是在昨天定下来的。林平时总是穿西服，这次接到了命令，必须改穿中山装。蒋总司令是不赞同手下穿西服的。林赶忙到裁缝那里做中山装，要求今天下午2点前交货。中午时，上装好了。下午2点时，裤子也好了。中山装的款式与一次大战时美国军官的制服一样，甚至连铜纽扣也一样，只是裤子是长裤，颜色变成了黑色或蓝黑色。
会面定在4点。3点时，我就把香港买的那套蓝色西装穿上了，里头是仅剩的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衣，专门留着这种场合穿的。与在美国洗衣房里工作的广东人不一样的是，重庆本地人从来没听说过给衬衫上浆，也不会熨领口和袖口。
4点快到时，曾将军就到我这里了，然后，我的车便尾随他的车出发了。各部门的总部办公楼大都在市中心，但曾的车却朝城郊驶去。到市区边缘时，我们驶上一座小山，停在一幢两层的灰砖屋前，屋子外面围着高高的砖墙。我们到达时，房前的空地上已经停了几部车。曾将军把一个信封交给四个哨兵中的一个。后者阅毕，招呼我们进门。走上几步台阶，进入一个巨大的前庭。墙上有瞭望台，由持枪哨兵把守着。
房子本身大概有十个房间，很朴实。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中国人一句话不说，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摆着一张空桌子和四张直背椅子，没有挡板的壁炉正烧着炭，这我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地上铺着本地产的廉价地毯，墙刷的是白色，窗上挂着廉价的遮光布。房间里没有鲜花，没有照片，也没有画。
蒋总司令众多秘书中的一位出来接待我们，他是个姓李的年轻人，用英文做了自我介绍。他穿的也是中式服饰。透过一扇敞开的对开门，我看到另有十来个身着中式服装的中国人在低声交谈。我们也是用耳语谈话。至于大家为什么都这样，我也不明所以。林因为要做翻译而非常紧张，他两手冒汗，不停在擦。我也被这种紧张的氛围感染，这种氛围直到另一个人的到来而被打破。来人身材高大魁梧，一身鲜蓝的制服上挂满了勋章。此人是法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法国人进门后，李先生就把我们引到另一个房间。在那儿给我们倒上茶，还给我们递上了必不可少的热毛巾。我尽最大的努力不停说话，希望不至于冷场。可是林和曾将军却一直紧张，一语不发。
最后，又来了一个中国人把门打开，鞠躬。林和曾将军示意我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跟着那个中国人，经过一段走廊，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的装饰同样非常简单：墙是光的，窗上挂着遮光帘。房间另一头有个敞开式的壁炉，炉边放一把有软垫的椅子，椅子前站着一个消瘦的男人。他身穿黄色卡其布军便服，脚上是双中式的布拖鞋。他没扎武装带，也没戴任何勋章、领章、肩章一类东西。
我停在门口，等待他的示意。他微微俯首致意，用右手朝沙发作个手势。大家都一言不发，也没有相互介绍。我在他的右边站了一会儿。他先示意我坐下，又让林和曾将军也坐下。入座后才发现，李先生和一个中国速记员也跟着进来了。速记员迅速坐下后，马上俯身在速记本上。我很吃惊，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原来中国字也可以速记的。
我坐的位置离蒋总司令只有三英尺，因此可以很近距离观察他。他的头发两边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或许还不到半英寸。他灰白的唇髭修得很短。感觉上，我是和一个学者或是一个哲人，而不是和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一起。
他说话时，直视我的双眼。林翻译道：“总司令问这是否是您第一次来中国？”
我告诉他是的，但是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我的回答被翻译完后，他又盯着我的眼睛接着说话。
林翻译道：“蒋总司令说，他知道您已经有很多年了。”
我想，他一定是读了我写的《美国密室》的中文版本。我倒是没收到一分钱的中文本版税。不过，现在提这事，好像不合时宜。我对林说：“在美国，连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和蒋夫人。”当林翻译时，总司令乐滋滋地笑了。
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初次见面时，总要先说一堆客套话。过去几次无不如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次，在回答总司令的问寒问暖时，我告诉他，我渴望能跟人说说英语。他听到我的请求后，马上要求李先生给我找些既信得过，又会讲英语的中国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上去很真诚，并非表面客套。蒋总司令还说：“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舒适，一定要来跟我说。”我觉得，他说这番话时，完全是真心实意的。
接着，他就问起了我的工作。在我回答时，他听得聚精会神，还不时打断我，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最后他看了看右手边小桌上的一张纸，我猜那大概是日程安排吧。随后，他便起身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道别，欠了欠身，淡淡地一笑。在门口，我仿效我的中国同伴，停步向他鞠躬。他还站在原地，瘦削而又孤单，至少我这么觉得。
仆人们帮我们穿上外套。门口的哨兵向我们敬礼。当我们离开时，看到又来了一小队士兵，我猜是换岗吧。
纳妾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这里有一个上海歌舞厅，它奇迹般地没有被轰炸破坏。它的经营者是一对有着八个子女的夫妇，自家的三个漂亮的女儿也在歌舞厅表演。这个歌舞厅和其它的不太一样。一般的歌舞厅大多有一个中式乐队，使用的乐器包括单弦儿、鼓和刺耳的唢呐。演出的中国女孩站在台上，在乐队的伴奏下，通过鼻子发音，声线又高又尖，没有任何面部表情或手势。如果顾客喜欢她，他们会暂停嗑瓜子而大叫：“要得嘛！”“好！好！”遇上心情好时，她就拿茶壶里的水漱漱口，一口吐在台上，再接着唱一段儿。
如果你给旁边的服务生十块钱，她就一定会为你再唱一曲。这钱同时把你介绍给了她的鸨母，如果你看上去还算有钱，她会请你去那女孩儿的房间喝茶。如果你真想和那女孩儿发生关系，你次晚再来。当那个女孩唱完了以后，舞台上会有人挂出数字牌子，这个牌子表示有多少人追求她，越多人追求，她的身价就越高。为了刺激你的欲望，这个程序可能会持续几天。最后，鸨母会同意一个价钱，让你把她带回家。
这个上海歌舞厅有些不同，长柄五弦琴的配乐，悠扬悦耳；女孩子们的演出，动作丰富。所以，整个表演很好看。
吴翻译、林翻译和我，在苦闷的工作之余，开始光顾这家歌舞厅。很多时候，我们会和爸爸、妈妈和他们的三个女儿（我们昵称她们为“三处女”）一起回家。他们住在河边一个建在岸边淤泥上、高于涨潮水位的竹楼里。
“三处女”不是供人一夜作乐的，要得到她们，就必须娶她们，或买下来作小妾。两者都需要供养她们衣食住行一辈子。吴在“三处女”面前为我大肆吹嘘：“他是个富有、善良的商人，他想买一个小妾。”三姐妹的年龄分别是十六、十八和十九岁，个个笑颜常开。其他的五个孩子都还小，他们透过墙的缝隙偷看，格格地笑。爸爸觉得有生意上门了，叫人去买一壶黄酒来。“处女们”只喝茶，因为是淑女，所以也不抽烟。稍有需要，她们就站起来为我们倒酒和点烟。一切都斯文到难以形容，话题也是一样：谈天谈地，就是不谈价钱。直到吴隐讳地问，他们才说让我下次来再谈。
我们下次又去了戏院，每人给了十块钱“上牌钱”。在冗长的仪式性洽谈后，爸爸终于说需要把四千块存到他的银行户口，以及三千块到他女儿的户口。
“告诉爸爸，”我对吴说，“我并不想买他们全家。”作为中国人的吴，不想得罪人，没有直译。所以，我们没有讲价就离开了。两周之后我们又回去了，时间令爸爸软化了一些，最新的价钱是三千块给他自己和两千块给他女儿，共降了两千块。因为见售出一个女儿有点戏了，妈妈便对我眉开眼笑，她问我看中哪一个。吴说：“最小的妹妹。”
我听懂了这句，忙说：“不，我要大姐。”妈妈称赞我有眼光，说最小的妹妹很反叛，但大姐的脾气很好，善良又听话。讲到这儿，“处女”老二和老三讪讪地离开了，剩下老大对我满面春风。我想，平时她逃不出妈妈的看管，但一旦成了外国人的小妾，就可以轻易地私会情人了。
五千块中国钱是大约二百金元。吴告诉他们，人家老外需要考虑考虑，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末了，吴问：“怎么让老外确信大姐从来没有沾过男人呢？”
妈妈容光焕发地说，她可以保证女儿们都是处女——是从来不让她们离开自己视线范围的。虽然她信誓旦旦，我仍有些将信将疑。不过，还是问老大，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她使劲点头道：“愿意，愿意。”
我们准备走了，爸爸、妈妈和老大脸上流露出失望神色，他们和吴、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他们同意把价钱再降一千块，”吴告诉我说，“统共只需四千块了。”
“告诉他们，”我用谈生意的口吻说，“老外需要考虑考虑。”再三地告别后，我们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戏院，想继续谈谈。三姐妹唱完歌后，妈妈接受了我十块钱的“上牌钱”，但没有邀我们一起回家。“三处女”好像已经从父母家搬出来了。我错过了机会。“三处女”被以四千块一人的优惠价，批发给了一个来这里展示驱逐机的美国飞行员。但是，她们给他带来了霉运，我们一帮人在一个掷骰子游戏里赢了他七万块。我因为后悔之前错过了机会，邀请他把老大以三千块的“折旧”价让给我。他同意了，让我给他三千块。我让他打张欠条，他就写道：“我欠你处女老大——价钱三千块，麦斯。”然后签名。
我们同意，如果他那晚上运气转好的话，他可以赎回这张欠条。俗话说得好：“借钱给人玩儿骰子，最后倒输要清仓。”他虽然没有清我们的仓，但也赢回了他那七万块的一半和那张欠条。
可能这样也好。如果我真把老大搞到手，就要永远供养她。除非我离开重庆，否则永远不能逃避这个责任。
（巩予炎 罗荔丹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