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1]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2]，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
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