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襄阳路长乐路的十字路口有一座蓝顶的东正教堂，那是1937年时，当时年轻的约翰神父从俄罗斯来到上海住持的。当时约翰神父的家就安在教堂旁边的神父住宅里。那是一座从革命后的俄罗斯辗转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侨民合力修建的教堂，据说教堂里面画满了忧郁神秘的神像，教堂里没有座位，人们进到里面，都站着。那里的白衣耶稣长着温柔的大眼睛，红衣圣母像画在教堂外面的墙上，面对一个小公园。
后来，住在新乐路附近的五千东正教徒决定前往旧金山，约翰神父在盖瑞大街上找到一块地，他们决定要在那里建造另一座东正教堂。1956年后，他们陆续到达旧金山。
有趣的是，在上海，我的家离襄阳路只隔着两条马路。而在旧金山，我住的地方离盖瑞大街也只隔了两条马路。
旧金山也和上海一样，秋天的黄昏来得很快。当我看见盖瑞大街上的教堂时，它的金顶在暮色中仍旧闪烁光芒。见到它，才知道原来襄阳路圣母大堂的蓝顶上，要是还有金色十字架的话，也会显得高，显得苗条。教堂关门了，不过教堂对街的咖啡馆开着门，我走进去问教堂的事，咖啡馆里的人三三两两转过脸来，告诉我要早上去，早上有弥撒，八点。坐在大沙发上的一个大胖子缓慢地转过身来问：“有什么事吗？”他是现在的神父，俄罗斯移民，当年跟着父母前往英国，做了神父后，差会派他来到旧金山。
我说自己从上海来，自己的家就住在当年的东正教堂附近，那个蓝顶的教堂。自己小时候在小公园里滑滑梯，站在滑滑梯的架子上，总能看到在高高的梧桐树梢上，教堂蔚蓝色的圆顶和圆顶正中的一个黄色的小圆点。在我单调的童年情形中，它几乎是最美丽的风景。
大胖子“哦”了一声，咖啡馆里的人都哦了一声，“上海！是的，我们从前的教堂就在上海的亨利路上。”
原来圆顶上的蓝色，是东正教堂里圣母大堂的颜色。
“蓝色还在。”一个中年女人温柔地笑了，她出生在旧金山，但她是在母亲腹中从上海来的，所以她自己仍旧认为自己是属于上海的。
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用上海话说了两个路名，亨利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这条路叫新乐路。杜美路现在也没了，现在那条路叫东湖路。从前的杜美花园现在没有了，现在叫襄阳公园。这个老人叫迈克，但说着一口老式俄文，他是当年辅佐约翰神父的文神父的小儿子，离开上海时方才是个二十一岁的青年。
有人提到菲尔道特神父当年画在墙上的那幅圣母像，人人都怀念那幅圣母像。我七岁时在襄阳路见到蓝顶的圣母教堂时，外墙上已经是洁白的了。我抱歉地望着他们，但人们却没表现出太大的失望，他们只是点点头，是啊，它不可能还在原处的。我后来得以走进教堂的时候，那里改为仓库，四下的墙也全都是白色的了。
神父告诉我，明早上八点到教堂来，能见到当年从上海来的驻堂神父，他的太太一家也是从上海来的，还能看到约翰神父的遗体，他现在是东正教的圣人，名号是上海和旧金山的圣约翰。当然还能看到上海教堂荡然无存的那些神像，菲尔道特神父上半生的作品。菲尔道特神父来到旧金山后，用他的余生二十年，独自完成了盖瑞大街教堂里的圣画，与当年在襄阳路上的那些一模一样。然后，他去世了。
我说好。
旧金山的早上大雾，走去教堂的路上，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路上，我路过了一间早早就开门了的俄式面包房，橄榄形的列巴散发着热烘烘的麦香。它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路过哈尔滨食品厂面前的气味。然后我路过一间俄罗斯旧货店，从橱窗里能看到玻璃架子上陈列着发黑的银器，白底蓝花的陶瓷茶炊。这间店关着门，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就在这间店里遇到过一个大鼻子老头子，说了一口老式上海话。旧金山的盖瑞大街曾是俄国移民的街区，和上海的新乐路东湖路一带一样。
推开教堂沉重的大门，里面的圣歌和香油的气味扑面而来。
原来教堂里所有的墙壁都被各种圣像画满了，好像走进了一个温暖幽暗的子宫。
神父太太戴着一顶黑色圆帽，她等着我。“你就是那个从上海来的女士。”她向我微笑。她引我去放在教堂一侧的水晶棺木前看望约翰神父。
他像传说中的一样矮小。甚至更矮小了。
他面前的那块玻璃上沾满了女人们的唇印，人们在他旁边的烛台上点燃一根蜡烛，然后就过来向他喃喃私语，然后在他面前的玻璃上亲吻一下，将自己的吻痕用手掌擦去，才离开。
我想起小时候经过他寂静无声的住宅时，小伙伴有时似乎听到室内有什么动静，大家便惊呼一声，四下逃散。他的住宅里仿佛有种非常神秘的气氛，令一个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的中国小孩感到害怕。
今天，在静静舔着幽暗的烛光里，我见到了他本人。
我没见到菲尔道特神父，但他的画铺天盖地将我围拢着，它们在幽暗中闪闪发光，忧郁的红衣圣母，忧郁的白衣耶稣，忧郁的圣人们，那些我在襄阳路上未能够见到的画，原来都在这里等着我。生活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我七岁时看到的那些白墙，让我深深记得的白墙，在我五十岁的时候，会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完美再现于我面前。
人们向我手里紧紧攥着的照相机微笑点头，“是的，教堂里不要照相。但是你是从上海专门来看望我们，你是例外的。你好好照相，好好看看你小时候不曾看到过的，我们的教堂。”
神父正在为一位也是从上海来的教徒念经，他高龄，去世，安息在盖瑞大街的墓地里。神父一头雪白的头发在幽暗的教堂里浮动，他就是那个1937年跟着父母辗转新疆和敦煌，才来到上海安顿下来的白俄少年吗？
迈克引我到教堂正面的红衣圣母像前，“你一定要照这个圣母，她就是当年菲尔道特神父画在面对杜美公园的墙上的那幅圣像啊。”
滑滑梯高高的架子上所见到的情形从心中浮现出来，好像一只在水中睡着的天鹅一样飘飘荡荡，不可思议的，那是白色的墙，蓝色圆顶，没有十字架，所以显得比较矮和肥大。蔚蓝的圆顶，在1966年的上海是如此不同。
我心中只是惊异与恍惚。
离开教堂后，我走进对街的咖啡馆里，我需要坐一会，喝杯热茶。心中仍旧惊异与恍惚不已，我这是从童年时代那总是紧闭着的大门里走出来的？我终究不敢为圣人约翰拍一张照片，这是因为小时候的怕又活蹦乱跳地浮上心头了吗？
咖啡馆里大多数是从教堂做完早弥撒的人。
大胖子神父也来了，正在吃一碟撒满糖霜的点心。
那点心叫“俄罗斯茶点”。
我也点了这个点心。这大概就像在唐人街吃一客馄饨吧。
原来它好甜，配上不放糖的咖啡正好。
透过咖啡馆的玻璃，望着教堂，我认出盖瑞大街上的教堂墙上站着菲尔道特神父画的圣人们。襄阳路上的教堂则是雪白的一片。不知菲尔道特神父年轻时代在那里画的圣人像，是被石灰覆盖了呢，还是已被完全铲除。
这间咖啡馆的杯子有意思，当你将咖啡喝掉，便能看到一朵菲尔道特神父笔法的玫瑰花渐渐在边沿处显露出来。
这个咖啡馆气氛怡人，但经过了教堂，它便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抚慰。坐在秋天阴霾的早上显得格外温暖的店堂里，我想起了自己青少年时代，一次次与襄阳路上那座蓝顶教堂的合影。就像这块俄罗斯茶点一样，它怎么也想不到会在美国出售，会让一个中国人的舌头舔着它，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