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文明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
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寻根的意义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意思是“神明的土地”。从炎黄开始，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大约两千五百年间，对天道的敬畏，让人道合于天道，是中华大地上的主旋律。
相传，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的后代，少典是安登女娲的后代，安登女娲是上天造的。黄帝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每到一处便建筑祭坛，敬拜上天，这在历史上叫做“封禅”。据孔子说，黄帝曾著《三坟》一书，专说上天大道，可惜后来失传了。
黄帝的第五代就是尧了。《史记》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上天。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
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之中的后世之人，对这种“传贤不传子”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迂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
万章问孟子：“有没有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孟子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力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天道、畏于天道、顺于天道的古老神州！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神州恰好度过了一半岁月，突然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空前绝后的大变革。这场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大变革之后，神州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神州了。
巨大、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催生了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这一代璀璨的文化巨星们，虽然各树一帜，争鸣不已，却发出同一声叹息：大道隐没了！
那隐没了的大道，究竟是什么？她有什么魅力，那么深沉，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思前想后，竟然让老成持重的夫子们一个个魂牵梦绕、遗恨终生？
叹息之声倍加凄凉和沉重的孔子说：“大道之行的日子，我虽然没赶上，可古书里有记载。那时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啊！”垂暮之年的孔子几乎绝望地说：“凤凰不再飞来，我也梦不见周公了；天下无道已经很久，我行道的希望也破灭了！”
今天的人们大都不知道所谓的“大道隐没”，让中国人铭心刻骨的，只是自近代以来的积贫衰弱，屡受外侮。悲情之下，造成了国人普遍激烈的思维习惯。一方面，对西方人不分青红皂白恶意揣度，出口便是所谓“洋鬼子都不是好东西”，并总是以一种蔑称式命名法获得一点点心理满足；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上纲上线甚至有着恐惧之感，看到一个传统文化符号，立马就联想到皇帝登基；看到民间有人倡导汉服，立马就担心会不会导致一种复古的极端保守思想泛滥，破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到一些学校号召晨读经典，立马就怀疑“读经能读出创造精神吗”？这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表现，如若静心细想，或许自己都会觉得滑稽可笑。
那么，丧失文化自信的原因在哪里呢？让我们睁开眼睛，再来看一看两千五百年来爱恨交织的历史。
从春秋到民国，81个朝代几乎全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朝代交替之时，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毒药和囚禁。人们不是自虐便是受虐，不是恐惧便是仇恨，不是投降主义便是民族主义。
学者们感叹：自古以来，中国不是没有改良者，不是没有正义者，不是没有革命者，不是没有反省者，不是没有权威者，更不缺少智慧和道德，但是，我们民族两千五百年的主旋律，仍然不是和平宽容，长治久安，而是你死我活，翻来覆去。两千五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寻觅和文化自救，结果总是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痉挛和文化嚎哭！
自春秋战国开始，神州不再有清纯和古朴，到处是腥风血雨，唇枪舌剑，诡诈阴谋。今天的神州，虽然没有春秋风云、魏晋硝烟，然而先祖道统更被淡忘，敬畏信仰不复存在。当然，两千五百年以来，我们的民族涌现出了无数伟大的人物，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文明成果，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爱恨交织。
今天的智者已经明白：当后人们一直把春秋战国视为中华文化大摇篮、将诸子百家视为中华文化缔造者的时候，诸子们这一声痛苦的叹息，其实意味着中国人生命的本根，并不在春秋战国，还要继续向前追溯。春秋战国之前的两千五百年，那里有诸子的梦想，有祖先的微笑，有我们血脉的源头。
幸运的是，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文化巨星们不仅向往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也为我们总结了人类最美善、最本根、最悠久的经典智慧。
可惜的是，这些真正的文化精髓，由于人性的弱点，两千五百年来再也没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流。孟子说社会的大沉沦是人们背弃了天然本性；荀子却说大沉沦正是人的天然本性合乎逻辑的发展；韩非子认为孔孟那一套都是虚幻不实的玩意儿，唯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邦邦的人间正道。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直到现在都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治理思想就是儒家学说。然而历史是无情和不幸的，真正把持了神州命脉的，不是儒家，不是道家，而是法家和兵家！
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在以后的演绎中越来越被变味。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早就被扭曲为专制主义的装潢，“和为贵”的礼乐文化，早就被异化为“吃人的礼教”。两千五百年来，无论哪一朝哪一代的天下，都是靠刀枪剑戟杀出来，又总是用专政淫威来维系，以仁义道德作粉饰。两千五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的裙带腐败之风被视为正统，道与义的精神，渐渐地荡然无存。所以柏杨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的头上总是顶着一个君，顶着一个“神”，所以它又是一个官僚文化，马屁文化，屈服文化，奴隶文化。
因为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鸦片战争后，开始“洋务运动”学技术；甲午战败后，转而学习西方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使得国人特别是精英们认定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有问题，于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上了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之路。然而，不伦不类沿着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结果却是伦理道德衰败，意识形态矛盾，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是上天给人类的警示：工业文明真的是人间正道吗？
传统与现代的联系，犹如生命的血脉。盲目反传统的结果，就是民族自我主体意识的丧失。人类社会的与时俱进必然必须，但是没有文化精神的所谓创新和发展，又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时的繁荣之后，终将是一片荒芜。
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拜伦说：“不管先人是多么富贵，一个败家子就足以损坏门楣。”
所以，智慧的甘地认识到：“我希望各地的文化之风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但是我不能让它把我连根带走！”
人类真正伟大的思想，总是相通的。遗传学家在1968年发现，全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自然而然，像我们这样一个人类最为古老悠久的民族，在她的远古传说和文明因子中，必定携带着人类神圣的记忆。
不屈不挠的孔子倾其毕生精力，培育出3000弟子，留下了中华文化的火种；而诸子百家之祖老子，则以惊人的智慧洞悉了大道既废为无可为的事理，给后人留下一部以天道规范人道、让人道合乎天道的5000言的《道德经》，骑着青牛飘然而去，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谜团。
更让人惊叹的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仅有的几个太平盛世，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说。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正是得益于老子的智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孔子传承的智慧岂仅是孔子的？老子传承的智慧岂仅是老子的？倘若人类信于天道、畏于天道、顺于天道，倘若人类知本知根，我们今天会有那么多的困苦、困难、困惑、困顿、困境吗？
在面临人类生存危机的这个特殊时代，肩负历史使命的现代人，岂能不循着人类文明的经典智慧去拨乱反正，虔敬地追寻我们血脉的源头！
“木铎”的价值
仪地的长官请求见孔子，孔子说：“凡是君子来到，我从没有不见的。”这位长官与孔子会面出来，感慨万千，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几位何必为孔子丧失了官位而发愁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子为木铎来号令天下。”
铎，就是一种金属的铃铛，而中间那个舌是木制的，所以叫木铎。铃铛摇起来自然会当当作响，所起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我来了。当然，拿木铎的人可不是小贩，而是宣达政令或者下情上达的朝廷官员。仪封人把这个木铎拿来比喻孔子，意义更有了飞跃——孔子所要传达的不是普通的王侯政令，而是上天的旨意。换句话说，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
在那个年代，能成为上天代言人的，只有天的儿子——天子才有这个资格了。仪封人显然认为孔子肩负着某种神圣而伟大的使命。
有趣的是，苏格拉底也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和指派来唤醒希腊人的。当然，这在宗教界就更明显了，如摩西、耶稣，都非常明确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
《圣经》里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自从被上帝创造出来，就一直住在伊甸园里。他们听从上帝的安排，平静地在这里生活。那情形，真的如在母亲温暖的胎盘里一般，他们只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饿了，伸手一摘就有苹果吃；渴了，腿一蹲下就有泉水喝，生活无忧无虑，有始无终。这一对男女一直牢记着上帝的吩咐，不吃园子正中那棵树上能辨所谓善恶的果子。
有一天，一条蛇从遥远的远方飞来（它是受到上帝惩罚之后才永远地爬行在地上的），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为什么不吃那丰硕、美妙的果子呢？”亚当和夏娃听了蛇的一番巧言，浑身立刻烦躁不安，似乎眼、耳、鼻、喉、舌全身所有的感官统统发生了作用，终于忍不住偷吃了智慧果。
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人类有智慧？为什么在人类得到智慧以后，上帝就开始抛弃人类了呢？
最好的答案，其实早就存在于老子的《道德经》之中。“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讲的就是智慧带来的问题。人类渴望智慧，而智慧带来了高尚，也带来了自私；带来了审美，也带来了丑恶；带来了仁义，也带来了虚伪；带来了建设，也带来了毁灭！
混沌的人类变得聪明之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也就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关于“混沌”一说，庄子在其专论《混沌篇》里论述得最为精到：混沌的两个朋友为混沌发愁，以为混沌没眼没耳没鼻没嘴不能视不能听不能闻以至不能呼吸，就决定做做好事，为混沌“日凿一窍”，一共凿出七窍，结果，“七日混沌死”。
混沌死了，世界终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类社会再也没有了宁日，生活开始了动荡，竞争、斗争乃至于战争旷日持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成为永远无法恒定的概念。人类身体里的两个“我”，永远互相矛盾，互相折磨。
失去了伊甸园，人类其实一直都在外面流浪。所以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
当年的郑国人说孔子像丧家之犬，而“文化大革命”时，孔子也常常被骂做“丧家之犬”。其实，“丧家之犬”哲学意味颇深，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准确、生动、形象地描述和隐喻。我们谁不是丧家之犬？但只有孔子这样的大哲，才能对这个妙手偶得的比喻了然于心并欣然受之。
《圣经》里讲人类被赶出伊甸园，郑国人说孔子是丧家之犬，可以说道出了天下人共同的困境。哲学要解决的就是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就是“丧家之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