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体会《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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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孔子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有着超群的追求,同时又一再面对失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领悟到人类悲剧性的存在,才知道“丧家之犬”这个比喻是多么准确。这个比喻,道出了人类的可怜,当然也道出了人类的可敬。人类就是在一个不幸的境遇里,不懈地仰望着头顶的星空,寻找着昔日的美好家园。人类命运在显示其悲剧性的同时,又是一种很崇高的存在。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里,只有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悲剧性的,知道自己是“丧家之犬”,并试图改变这种处境。

孔子在鲁国从政,从51岁到55岁这几年,连齐国这样的大国,都认为他的政绩成就斐然,如果继续下去,鲁国就会强大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鲁定公和三桓决定抛弃孔子。按照礼节规定,郊祭完后,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可是这一次,鲁定公却没有把祭肉分给孔子,这就是告诉他:我们不要你这个大司寇和代理丞相了!

孔子从55岁开始游历诸侯,一直到68岁回到鲁国。14年中,孔子去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还有楚国……无论哲学意义上的家还是现实生活中物理形式的家,孔子都没有。他的家在鲁国,鲁国才是他的祖国。他非常希望回到鲁国,但是14年中,鲁国政府一直没有邀请他回去。孔子的妻子留在鲁国,儿子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弟子四处飘荡。68岁时,在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倦游回到祖国之后,孔子赞《周易》,作《春秋》。公元前481年的春天,鲁国叔孙氏的仆从口商打猎时,捕获到一只怪兽,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当时71岁的孔子看见之后掩面大哭:“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随后,他就在一片竹简上写下了“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这几个字,并决定不再继续写下去。

鲁哀公16年,73岁的孔子怀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在那个嗜血的冷酷的时代,孔子到处宣扬着他的仁德与博爱,但却到处碰壁,周游的历程充满了屈辱和无奈,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和危险。齐景公不留他,鲁定公不用他,卫灵公冷淡他,小人政客打击他,“狂狷者”们嘲笑他,畏于匡斗于蒲,一个叫做司马桓魋的人还要杀了他。然而孔子依然从容、镇静:“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鲁哀公二年,孔子师徒在陈国被人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食物全部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派兵,师徒们才免于一死。

不仅统治者对孔子不予理睬,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对孔子的追求似乎也都不以为然。

孔子在卫国击磬,一位背扛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可怜可叹呀,声音硁硁的,好像在诉说没有人了解自己。找不到知音就独善其身算了,好像涉水一样,水深就和衣泅涉,水浅就撩衣趟过,何必固执不化呢!”子路夜宿鲁国的石门,看门的人听说他从孔子那里来,挖苦讽刺说:“是那个明知行不通却还要去干的人吗?”楚国的狂人接舆故意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走过:“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这么衰弱呢?过去的已经无可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今天那些政客们太危险了!”长沮、桀溺两位隐士对子路说:“礼崩乐坏,像洪水滔滔,谁能够改变它呢?而对你来说,跟着孔丘躲避坏人,哪里比得上跟着我们躲避整个社会呢?”孔子听说后很是失望:“人啊,总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生活吧?我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也就不会呼吁什么改革了。”

但是,孔子有着一大批忠实的弟子。子路曾经对老师的追求一度不解,但面对一个老丈的揶揄,他却发出如此的感慨:“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人不为政是不对的。长幼间的人伦关系不可废弃,君臣间的秩序,又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对人伦道德不理不睬,就是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君子为政,只是为了推行道义于天下。至于推行的难度,我们早就知道了。”

孔子说的“温故”,也可理解为“温古”。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来说,要发展,要知道未来,也不能不了解过去。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继承,寻得人类远古的思想资源,我们才会有合乎大道的创新,也才能够真正的继往开来。

孔子感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就是说,天是可“则”的。

在孔子那里,“天”,有时是自然现象,有时又是感情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他最艰难最无奈的情况下,是“天”给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并支撑着他继续前行。作为一个诚实的学者,在那样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孔子高度自觉地担负起他所认定的“上天”赋予的、承上启下的文化使命。

伟大的孔子,带给了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自省自觉的精神、大仁大爱的精神、弘毅担当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试想,倘若没有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孔子抱定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怎会如此多彩?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怎会如此灿烂?人类文化中倘若少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智慧,一定会黯然失色!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毫无疑问,孔子就是我们民族关注天空的人!所以朱熹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人类所有杰出的思想家同孔子一样,都是传道天下的“木铎”。

礼之用,仁为本

1962年,周恩来总理到西郊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送行。亲王的飞机刚起飞,我国参加欢送的人群便自行散开,各自找车准备返回,而周恩来这时却依然笔直地站在原地未动,并指示工作人员立即把那些登车的人请回来。

这一次周总理发了脾气,狠狠地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倒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

当天下午,周总理就把外交部礼宾司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找去,要他们立即在《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上一条: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必须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开。

仁与礼,如一面镜子,显示出人性与人品,可以说就是人格修养的昭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

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中还提到了“礼”,孔子认为,能够约束自己来实践“礼”,那就是“仁”了。一旦都这样做了,天下便尽归入我心之仁了。为“仁”完全在于我们自己,哪里是做给外人看的啊!

孔子将“礼”与“仁”放在一起讨论,可见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如果我们实现了真正的“礼”,那么就可以成“仁”;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仁”,“礼”也就顺理成章。

“礼”与“仁”虽然关系密切,但却有先后之别,“仁”是“礼”的本质,“礼”后于“仁”而存在。

子夏问孔子:“‘笑语盈盈,美目顾盼,无须打扮,绚丽出自纯真和天然’,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说先有白底然后才可以绘画(质地不洁白,不会画出丰富多彩的图案)。”子夏又问:“那么,是不是说礼也是后于仁的事呢?”孔子非常高兴地说:“商啊,你真是能够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孔子赞扬子夏举一反三,而子夏也领悟到“仁”是美的本质和源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仅仅是美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巧笑”和“美目”,即便天天涂脂抹粉精心打扮,也只是东施效颦。因为西施的美来自天然,岂是东施可以从外表上模仿的!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抺总相宜”。苏轼这首诗,说明的正是“仁”与“礼”的关系:“仁”为本质,“礼”为形式。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仁”,所表现的“礼”也是虚伪的、做作的,甚至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曾子评价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的内涵就是“礼”与“仁”,也可以说,“忠恕”就是对“仁”与“礼”的概括。为人处世只要做到了“忠恕”,我们便可以致“礼”而达“仁”了。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无处不表现出仁义忠恕的精神。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也就是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歇宿的鸟。孔子待物都是如此,待人就可想而知了。孟子则进一步倡导“仁政”,他认为“仁者无敌”,能王天下。

周王朝征服天下,依靠的岂仅是武力!当时的人民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周如盼救星。历史从来都在证明,仁者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周以仁德感人,以礼乐治人,国泰民安,四海清平,难怪孔子念念不忘恢复周礼。

孔子认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治乱必复礼治。“从周”就是恢复周朝礼治。但是孔子并不抱残守缺,他对传统既维护又超越,所以对周礼作了适当的损益。

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说,比赛射箭的技艺,在于是否射中靶心,而不在于能否射穿皮革靶子,因为每个人的体力有所不同,这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从射礼推而广之,就是礼之用,仁为本,就是“礼之用,和为贵”,贯穿的原则,就是“忠恕”。

辅佐齐桓公的大政治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则倡导:“贫而乐,富而好礼。”

孔子曾经就“礼”的问题求教老子,据说老子讲了这么一番话:“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哪里借助了人力?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导仁义?津津于礼乐而倡导仁义,则违人之本性就远了!犹如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得愈远啊!”

老子之言,直指根本,但他并非否定仁义礼乐,只是强调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因为仁义礼乐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孔子面对现实所采取的办法,则是致力于将周礼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自觉加以把握,希望由礼而义,由义而德,由德而道,逐步进行教化,最终实现道德的回归。

礼的实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秩序,乐也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乐也是礼的一个部分。但是,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才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所以乐不可越礼,乐必须反映出人们对仁德的向往与赞颂。

没有仁德的人,居于上位却不能宽厚待人,行礼之时心怀不敬,参加丧礼无动于衷,即便讲求或者勉强参与礼与乐,也无非是虚假的典礼,矫情的作秀,孔子根本就看不下去,所以他如此感叹:“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崇尚中庸之道,既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而是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

内容是根本,但也需要自然而然的形式来表现。内容超过形式,就会显得粗野,形式超过内容,就会显得虚华;内容与形式统一,才是真正的和谐,而和谐才是大美。

对于前代礼中违反仁的基本精神的部分,孔子予以了无情的驳斥和摒弃,他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即是说第一个造木偶来殉葬的人,一定会断子绝孙的。因为偶像是人形,用来殉葬,非仁也!

孔子所赞扬的,是由尧、舜、禹一脉相承直至商、周的符合仁的标准的那一部分礼,所以他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孔子由衷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一切优秀的人才,都是本着“为社会造福”的“仁”的思想进行着“智”的活动,所以罗曼·罗兰说:“除了仁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可以超越的标记!”莎士比亚对仁德同样高度肯定:“当仁与其他争夺产业时,仁总是以它的和颜悦色首先赢得了胜利。”

关于“有知识没文化”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父母双方身体健康,体魄强壮,身材高大,智商优良,那么生育出来的后代具有相同的身体素质和智商的概率也会很高;倘若父母身体不健康,身材矮小,智商平平,生育出来的后代,各方面的素质通常都会很低。

20世纪的希特勒,为了优生的需要,下令给那些他们认为身体、智力条件较差的男女进行绝育手术,而让那些具备较高身体素质的男女成为生育的机器。

从纯知识的角度看,希特勒的所为是合乎科学的,但从文化伦理角度看,却是反人类的***暴行。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希特勒的极端作为让人类再一次懂得:知识和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利剑,善人利用知识则为善,恶人利用知识则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