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有着超群的追求，同时又一再面对失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领悟到人类悲剧性的存在，才知道“丧家之犬”这个比喻是多么准确。这个比喻，道出了人类的可怜，当然也道出了人类的可敬。人类就是在一个不幸的境遇里，不懈地仰望着头顶的星空，寻找着昔日的美好家园。人类命运在显示其悲剧性的同时，又是一种很崇高的存在。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里，只有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悲剧性的，知道自己是“丧家之犬”，并试图改变这种处境。
孔子在鲁国从政，从51岁到55岁这几年，连齐国这样的大国，都认为他的政绩成就斐然，如果继续下去，鲁国就会强大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鲁定公和三桓决定抛弃孔子。按照礼节规定，郊祭完后，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可是这一次，鲁定公却没有把祭肉分给孔子，这就是告诉他：我们不要你这个大司寇和代理丞相了！
孔子从55岁开始游历诸侯，一直到68岁回到鲁国。14年中，孔子去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还有楚国……无论哲学意义上的家还是现实生活中物理形式的家，孔子都没有。他的家在鲁国，鲁国才是他的祖国。他非常希望回到鲁国，但是14年中，鲁国政府一直没有邀请他回去。孔子的妻子留在鲁国，儿子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弟子四处飘荡。68岁时，在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倦游回到祖国之后，孔子赞《周易》，作《春秋》。公元前481年的春天，鲁国叔孙氏的仆从口商打猎时，捕获到一只怪兽，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当时71岁的孔子看见之后掩面大哭：“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随后，他就在一片竹简上写下了“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这几个字，并决定不再继续写下去。
鲁哀公16年，73岁的孔子怀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在那个嗜血的冷酷的时代，孔子到处宣扬着他的仁德与博爱，但却到处碰壁，周游的历程充满了屈辱和无奈，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和危险。齐景公不留他，鲁定公不用他，卫灵公冷淡他，小人政客打击他，“狂狷者”们嘲笑他，畏于匡斗于蒲，一个叫做司马桓魋的人还要杀了他。然而孔子依然从容、镇静：“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鲁哀公二年，孔子师徒在陈国被人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食物全部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派兵，师徒们才免于一死。
不仅统治者对孔子不予理睬，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对孔子的追求似乎也都不以为然。
孔子在卫国击磬，一位背扛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可怜可叹呀，声音硁硁的，好像在诉说没有人了解自己。找不到知音就独善其身算了，好像涉水一样，水深就和衣泅涉，水浅就撩衣趟过，何必固执不化呢！”子路夜宿鲁国的石门，看门的人听说他从孔子那里来，挖苦讽刺说：“是那个明知行不通却还要去干的人吗？”楚国的狂人接舆故意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走过：“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这么衰弱呢？过去的已经无可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今天那些政客们太危险了！”长沮、桀溺两位隐士对子路说：“礼崩乐坏，像洪水滔滔，谁能够改变它呢？而对你来说，跟着孔丘躲避坏人，哪里比得上跟着我们躲避整个社会呢？”孔子听说后很是失望：“人啊，总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生活吧？我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也就不会呼吁什么改革了。”
但是，孔子有着一大批忠实的弟子。子路曾经对老师的追求一度不解，但面对一个老丈的揶揄，他却发出如此的感慨：“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人不为政是不对的。长幼间的人伦关系不可废弃，君臣间的秩序，又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对人伦道德不理不睬，就是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君子为政，只是为了推行道义于天下。至于推行的难度，我们早就知道了。”
孔子说的“温故”，也可理解为“温古”。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来说，要发展，要知道未来，也不能不了解过去。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继承，寻得人类远古的思想资源，我们才会有合乎大道的创新，也才能够真正的继往开来。
孔子感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就是说，天是可“则”的。
在孔子那里，“天”，有时是自然现象，有时又是感情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他最艰难最无奈的情况下，是“天”给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并支撑着他继续前行。作为一个诚实的学者，在那样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孔子高度自觉地担负起他所认定的“上天”赋予的、承上启下的文化使命。
伟大的孔子，带给了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自省自觉的精神、大仁大爱的精神、弘毅担当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试想，倘若没有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孔子抱定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怎会如此多彩？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怎会如此灿烂？人类文化中倘若少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智慧，一定会黯然失色！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毫无疑问，孔子就是我们民族关注天空的人！所以朱熹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人类所有杰出的思想家同孔子一样，都是传道天下的“木铎”。
礼之用，仁为本
1962年，周恩来总理到西郊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送行。亲王的飞机刚起飞，我国参加欢送的人群便自行散开，各自找车准备返回，而周恩来这时却依然笔直地站在原地未动，并指示工作人员立即把那些登车的人请回来。
这一次周总理发了脾气，狠狠地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倒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
当天下午，周总理就把外交部礼宾司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找去，要他们立即在《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上一条：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必须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开。
仁与礼，如一面镜子，显示出人性与人品，可以说就是人格修养的昭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
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中还提到了“礼”，孔子认为，能够约束自己来实践“礼”，那就是“仁”了。一旦都这样做了，天下便尽归入我心之仁了。为“仁”完全在于我们自己，哪里是做给外人看的啊！
孔子将“礼”与“仁”放在一起讨论，可见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如果我们实现了真正的“礼”，那么就可以成“仁”；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仁”，“礼”也就顺理成章。
“礼”与“仁”虽然关系密切，但却有先后之别，“仁”是“礼”的本质，“礼”后于“仁”而存在。
子夏问孔子：“‘笑语盈盈，美目顾盼，无须打扮，绚丽出自纯真和天然’，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说先有白底然后才可以绘画（质地不洁白，不会画出丰富多彩的图案）。”子夏又问：“那么，是不是说礼也是后于仁的事呢？”孔子非常高兴地说：“商啊，你真是能够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孔子赞扬子夏举一反三，而子夏也领悟到“仁”是美的本质和源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仅仅是美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巧笑”和“美目”，即便天天涂脂抹粉精心打扮，也只是东施效颦。因为西施的美来自天然，岂是东施可以从外表上模仿的！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抺总相宜”。苏轼这首诗，说明的正是“仁”与“礼”的关系：“仁”为本质，“礼”为形式。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仁”，所表现的“礼”也是虚伪的、做作的，甚至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曾子评价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的内涵就是“礼”与“仁”，也可以说，“忠恕”就是对“仁”与“礼”的概括。为人处世只要做到了“忠恕”，我们便可以致“礼”而达“仁”了。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无处不表现出仁义忠恕的精神。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也就是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歇宿的鸟。孔子待物都是如此，待人就可想而知了。孟子则进一步倡导“仁政”，他认为“仁者无敌”，能王天下。
周王朝征服天下，依靠的岂仅是武力！当时的人民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周如盼救星。历史从来都在证明，仁者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周以仁德感人，以礼乐治人，国泰民安，四海清平，难怪孔子念念不忘恢复周礼。
孔子认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治乱必复礼治。“从周”就是恢复周朝礼治。但是孔子并不抱残守缺，他对传统既维护又超越，所以对周礼作了适当的损益。
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说，比赛射箭的技艺，在于是否射中靶心，而不在于能否射穿皮革靶子，因为每个人的体力有所不同，这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从射礼推而广之，就是礼之用，仁为本，就是“礼之用，和为贵”，贯穿的原则，就是“忠恕”。
辅佐齐桓公的大政治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则倡导：“贫而乐，富而好礼。”
孔子曾经就“礼”的问题求教老子，据说老子讲了这么一番话：“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哪里借助了人力？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导仁义？津津于礼乐而倡导仁义，则违人之本性就远了！犹如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得愈远啊！”
老子之言，直指根本，但他并非否定仁义礼乐，只是强调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因为仁义礼乐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孔子面对现实所采取的办法，则是致力于将周礼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自觉加以把握，希望由礼而义，由义而德，由德而道，逐步进行教化，最终实现道德的回归。
礼的实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秩序，乐也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乐也是礼的一个部分。但是，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才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所以乐不可越礼，乐必须反映出人们对仁德的向往与赞颂。
没有仁德的人，居于上位却不能宽厚待人，行礼之时心怀不敬，参加丧礼无动于衷，即便讲求或者勉强参与礼与乐，也无非是虚假的典礼，矫情的作秀，孔子根本就看不下去，所以他如此感叹：“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崇尚中庸之道，既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而是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
内容是根本，但也需要自然而然的形式来表现。内容超过形式，就会显得粗野，形式超过内容，就会显得虚华；内容与形式统一，才是真正的和谐，而和谐才是大美。
对于前代礼中违反仁的基本精神的部分，孔子予以了无情的驳斥和摒弃，他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即是说第一个造木偶来殉葬的人，一定会断子绝孙的。因为偶像是人形，用来殉葬，非仁也！
孔子所赞扬的，是由尧、舜、禹一脉相承直至商、周的符合仁的标准的那一部分礼，所以他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孔子由衷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一切优秀的人才，都是本着“为社会造福”的“仁”的思想进行着“智”的活动，所以罗曼·罗兰说：“除了仁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可以超越的标记！”莎士比亚对仁德同样高度肯定：“当仁与其他争夺产业时，仁总是以它的和颜悦色首先赢得了胜利。”
关于“有知识没文化”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父母双方身体健康，体魄强壮，身材高大，智商优良，那么生育出来的后代具有相同的身体素质和智商的概率也会很高；倘若父母身体不健康，身材矮小，智商平平，生育出来的后代，各方面的素质通常都会很低。
20世纪的希特勒，为了优生的需要，下令给那些他们认为身体、智力条件较差的男女进行绝育手术，而让那些具备较高身体素质的男女成为生育的机器。
从纯知识的角度看，希特勒的所为是合乎科学的，但从文化伦理角度看，却是反人类的***暴行。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希特勒的极端作为让人类再一次懂得：知识和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利剑，善人利用知识则为善，恶人利用知识则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