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谓知识，何谓文化呢？
所谓知识，指的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知识是可以量化的学问，例如物理知识、医学知识、文史知识等，它偏重于记忆性、技术性、职业性。
所谓文化，总体而言，指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通常特指精神财富。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的特点，但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
知识和文化是两个概念。很难说清这两者孰先孰后，不过仍然有人坚持要搞个明白。一些人认为，文化是第一位的，文化带动了知识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另一些人则认为，知识是第一位的，知识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两者是纯粹的“正方”和“反方”。
不管怎样，自古以来世人总把知识和文化并论。然而，今天的语境却是：“有知识没文化。”
此话再确切一点，就是虽有知识，但缺失了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生命境界。
因为大学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今天获得硕士、博士文凭的人数与日俱增，但这仅仅说明他们到达了一个学历的高度，并不能说明他们同时到达了一个文化的高度。
为什么今天许多有知识的人会被讥笑为“没文化”？一方面，因为他们往往信奉、追求的是知识的科学性，即使在文化层面也同样坚持遵循所谓的科学性，或者叫做实证性，对那些无法证实或者目前无法证实的东西，总是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的道德情操、生命境界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又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纵观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科学家，无不是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皆备。达尔文就告诫人们：“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诗意的感受能力。”
不过，知识和文化有时也会成为对立的敌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限制了知识；而在今天，似乎又是知识限制了文化。
知识要的是严谨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就高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坚定地同种种谬误作斗争，并让这种科学精神在西方发扬光大，于是出现了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科学斗士，绝不屈从于当时的宗教文化的压力，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知识的科学性，至今令人敬佩。
然而以正确的知识为基础的文化未必就是好的文化。强权倘若勾结不良文化，装扮成所谓先进的文化，就可以厚颜无耻、丧心病狂地干着反人类的勾当。希特勒推行的***文化就是一例。
知识是客观的。由于人的认识有阶段性，知识的获得往往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学习——认识——再学习——再认识这样的过程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知。
文化却是主观的，因为它是一种集体有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文化可以以正确的知识为基础，也可以以错误的知识为基础。但是无论怎样，只有合乎集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
知识易用成败得失加以评定，文化却不宜用成败得失加以评定；知识可以用某种程度丈量，文化却很难用某种程度衡量。比如，我们将小学知识程度、中学知识程度、大学知识程度，说成小学文化程度、中学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就实在是一种误解、误会和误导。
我们可以说“知识的科学性”，也就是说有科学性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没有科学性的知识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文化的科学性”，因为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东西并不是都那么具备“科学性”。
文化是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并且成为其生命体的一部分的东西。知识只有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行为与习惯之中，才能称之为文化。
知识与文化互为表里。知识是认识的结晶，文化是知识灵动的魂魄。我们可以以知识为载体来理解和掌握文化，但却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在更高层面认识和理解知识，使知识成为有生命有灵魂的东西。
许多事情从知识层面我们无法解释，但是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我们往往豁然开朗。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创造的知识有所不同，文化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东方人崇尚东风，地中海人崇尚西风；北半球人崇尚坐北向南，南半球人崇尚坐南向北。狩猎放牧使北方人总结和积累了狩猎放牧的知识，形成了强悍豪放的游牧文化；农业生产使南方人总结和积累了耕田种地的知识，形成了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化。
知识与文化在人类的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知识会不断更新，文化也会不断繁荣。但是知识更新很快，而文化的核心部分却是相对稳定，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一旦形成，就很不容易改变。
“文”这个字，在中国的古文中通常是褒义词，例如《尚书》和《诗经》里的“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我们通常讲的“文教”，其实也是文德之教。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他一同做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公叔文子死后，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给他‘文’的谥号了！”
孔子以文化、德行、忠义、诚信四项主要内容即“文、行、忠、信”教授学生，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文化的传承。
孔子呼吁“克己复礼”，目的是通过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以礼为圭臬的社会秩序、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标准的道德规范，形成一种健康的、和谐的文化，从而实现天下大同。
文化的传承靠的是口传心授、习惯影响、典籍记载和教育等等形式来完成，文化的表现形式更是多样，但它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只有深刻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才能真正认识这个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通过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衣着饮食、节日、建筑等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我们中国的方块汉字、诗、词、歌、赋、曲、对联、书法、音乐等文学艺术，过年、端午、中秋等节日，茶、酒、中餐、火锅等饮食文化，祭祖宗、拜菩萨、坐轿子、吹唢呐、红白喜事等习俗，亭、台、楼、阁、廊、榭、庙、观等建筑形式，无不反映出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发展历史。
中国的“孝悌”文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童蒙读物《弟子规》开篇就是：“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有人曾经问比尔·盖茨：“世界上什么事情最不能等？”他回答：“世界上最不能等的事情是孝敬父母！”
文化具有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每一种强有力的文化，都规范着人的行为和思维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塑造着、同化着这个文化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无不打上这种文化的烙印。
那么，出现“有知识没文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根源在于重物质而轻精神的金鸡独立式的现代文明，而直接的原因，则在于我们的教育！
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主要是学习别人的间接经验。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方式是课堂学习，知识在教材里呈现的形式是章、节、单元等等。由于考试的功利性，我们的学校教育把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几乎作为了全部的内容，学校传承文化的功能不复存在。在这种教育方向下，学生虽然也学习了不少的知识，但当考试一完，许多知识也就忘得差不多了，而文化呢，基本上就没有！
现在大学教育的导向，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只是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人文教育被忽略甚至被放弃，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
正是急功近利的时代、考试的功利性、教育方向的偏差以及教学方式的陈旧，使得我们无数的学子有知识而没有文化。
有这么一个案例，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杨贵妃并不是杨家的亲骨肉，而是杨家的养女，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但是杨家在何时何地收养了玉环，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多年前，广西某县领导提出他那个县就是杨玉环的故乡，要大力打造出“贵妃故里”这个文化品牌。
于是，这位领导找到了几所唐史研究比较有名的高校，希望教授们为他们的大胆设想提供学术上的支持。那年头，教授专家学者们的思想哪像现在这样解放，因为觉得不靠谱，教授们对这个县提供的大把大把的“科研经费”视而不见，一口就回绝了人家希望进行“可行性论证”的要求。
若干年后，那个县在没有教授专家学者理论的支持下，照样把“贵妃故里”这个文化品牌吹得山响，直令那些高傲的教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真是有知识而没文化的一群啊！”其实他们未必真正认为自己有知识没文化，看看现今眼下，这样的好事，有多少教授专家学者趋之若鹜。那么，他们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有知识有文化了呢？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传递、传授、传承人类优秀的文化。学习知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会获取知识的方法，并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培育出自己的人文情怀和顺应大道的价值观。
孔子告诫弟子说：“你要做一个学有所成的君子，不要做一个学有所成的小人！”孔子此言，未尝不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真正的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的学府，她传承的是千年的学问，培养的是面向未来的人才，造就的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坚力量！
倘若大学的教授对文化都不以为然了，这个社会真的就出问题了。
有知识，未必就是有文化；缺知识，未必就是无文化。知识先进、科技发达的国家和民族，未必文化也优秀；知识不那么先进、科技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许拥有美轮美奂的优秀文化。
失去文化内涵的知识是没有生命的知识，失去文化内涵的人是精神上的残疾人。割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我们就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只能成为不知由什么程序控制的机器人。
不从自然大道、宇宙法则和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观照，我们无法了解真正促进人类自由与幸福的优秀文化。如果前天批判“封建文化”，昨天抨击“腐朽文化”，今天推行“现代文化”，明天又崇尚各类“先进文化”，我们就只能形成那种出尔反尔的文化！
当今社会的某些所谓文化人，自以为知识渊博，总喜欢用一大堆宫廷内讧史和勾心斗角的故事来解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看似热闹有趣，其实只会令读者和听众们更加晕头转向。“挂羊头卖狗肉”的结果，将使浮躁的文化更加浮躁，庸俗的文化更加庸俗。
我们口口声声的“解放思想”，本意当是解放那些被知识僵化了的思想，而不是抛弃文化经典和生命根基的痴心妄想！教育之道，当首先完成文化的教育，然后才是知识的教育，从而以文化带动知识，以知识促进文化。
假如一个民族没有诗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独立》诗刊5月14日开始了“汶川大地震”诗歌专辑征稿，仅仅14天时间，共收到全国以及海外近500个诗人来稿；而《独立》之外的许多诗刊群起而动的“地震诗专辑”，吸引的诗人更是成千上万。
在国人痛苦与悲情的精神夹缝中，如火山喷涌，形成了中国百年诗歌史乃至世界诗歌史以及现代艺术史、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在一个突发“国难”的重大事件中，有这么多的诗情和这么多的精神白雪，一夜之间掩盖在死难者身上，使那些瞬间消失的魂灵，得以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获得如此多的人文精神语言祭奠。
中国现代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被指责为“没有现实感”、“没有生活”、“离大众很远”、“晦涩、难懂、太现代”……而在“5.12”国难之后的诗歌狂潮里，这些指责立即烟消云散。
人们呼唤：诗歌这股火焰，在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建上，应该重新获得它特殊的存在意义。然而，汶川大地震过去两三年以后，我们看到澎湃的诗情已经渐渐退潮。难道如此的“奇观”真的就是昙花一现？
庞德有言：“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角。”那么，一个民族的诗歌，就是反映这个民族意识的一面镜子。
不管一个民族处于文明的什么阶段，它总是拥有自己的诗歌。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和诗歌的历史，在人类的世界里，更是星光灿烂。
从《诗经》到《楚辞》，从“建安七子”到陶渊明，从唐诗宋词到元曲，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高潮迭起，名家辈出。
列夫·托尔斯泰说：“诗，是火焰，是点燃人类心灵的火焰。”莎士比亚说：“为诗之诀在有气、有势、有情、有韵、有起、有承、有转、有合，体之于心，厚之以虑，发之以时。”孔子则说：“不学诗，无以言”；并且，“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认为一个人德行的修养，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诗歌，从来扮演着最有效的“灵魂捕手”的角色。诗歌，的确如孔子所说，可以激发情感，丰富想象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和辨别力，了解天地万物以及人间的盛衰得失；可以感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可以体会怨而不怒的宣泄方式。伟大的诗人总是用形象来思考，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着真理。他们怀抱激情，认知物理，张目人间，寄情世外，漱涤万物，或沉郁或飘逸，或浪漫或洒脱，或振拔或淡远，去低俗存高尚，化腐朽为神奇，风情万种千姿百态地表现出民族的智慧和情怀，将我们的精神世界点缀得五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