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天这个世界，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美好时光，正在快速消失。诗歌更惨，商业、娱乐、网络、门派之争，将诗歌逼入了“窄门”，守住这一方净土的“修道者”越来越少。诗歌或者成为流于民间各种恶俗的顺口溜，或者成为发展旅游业的招牌以及为经济唱戏而搭台的工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描述的“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言”的诗人秘妙，在现在的诗歌中，我们越来越难以领略到了。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智力游戏，今天的智力游戏似乎与诗无关了。“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诗人何树青感叹：诗歌一度拥有的崇高和诗人一度拥有的尊荣，已经土崩瓦解。现实中，“诗人”作为嘲讽的称呼，在文化圈之外已经达成可耻的共识。嘲讽诗人变得理所当然，谈论诗歌反倒滑稽可笑。如果你对一个有正当职业的前诗人提起诗，就好像是在揭他的短。但凡以时尚、前卫、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轻人，很难有人敢于公然承认自己目前还在写诗、读诗。专栏作家的待遇也比诗人高一等。诗人邹静痛心地说：“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
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呼唤真正的诗人其实是奢望。那些为着职业生计为着填补空虚而写作的“诗人”，只会用自己平淡乏味、浅唱低吟的呢喃，擦拭着庸常无聊的生活。小视野、小情绪、小格调的诗人们之所见，无非是乌鸦、麻雀和蝙蝠，哪里看得见大雁、天鹅和雄鹰！
云南诗人贾薇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热潮，是整个社会复苏的求知欲望和文化热浪的一部分，“写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大学男生写诗可以很容易得到女生的崇拜，诗人的身份更能成为某种社会精英的象征；90年代，诗坛喧嚣不断，商业浪潮让诗人退居一隅；2000年之后，写诗的人甚至超过了读诗的人。”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真正的诗歌，实质上就是缺乏精神、思想、心灵和哲学！贝多芬说：“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假如心头只能歌唱着自己的悲哀和欢笑，那么，世界并不需要你，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
“5.12”大地震国殇中的诗情迸发，说明在一些特殊时刻，诗歌具有难以比拟的体裁优势。情感难以自抑，不能不有一个出口，而文字若要很好地表达心声，非诗歌莫属，因为诗歌在语言上短小精悍、节奏明朗，在情感上可以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中国毕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以诗抒情，还是许多人面对大喜大悲时所乐意选择的话语方式。
诗歌和音乐是彼此的翅膀。在孔子的时代，诗与乐就密不可分，孔子论诗也每每二者兼论。比如在《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就两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诗论》也如此评说：“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正得中和之美。
如果说老年人的生活像散文，中年人的生活是小说，那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的青年人，更应该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丢掉了诗歌，人类只能捡起焦躁和郁闷，我们的思维将不再灵动活跃，我们的心灵将失去鲜红的颜色成为死灰，我们精神的世界将是杂草丛生。
诗歌，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它是我们生命的语言和琴弦，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流露和体现，是民族文化的血脉和灵魂。诗歌，理当永远活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和现实生活之中。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
格洛丽亚·斯坦姆，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兼作家。在学生时代的一次地理考察中，她经历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
考察中，在蜿蜒的康涅狄格河畔，斯坦姆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正趴在一段道路的护堤上。显然它是从河里爬出来的，经过一段土路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它还在继续前进，随时有被汽车压死的危险。同是地球上的生物，斯坦姆觉得帮助它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于是走上前，连拉带拽，最后总算把这只大乌龟从路上带回到了岸边。然而这期间，大乌龟却不断愤怒地要噬咬“拯救”自己的斯坦姆。
当斯坦姆正要把乌龟推回河里时，地理学教授走了过来，对她说：“你知道吗，为了在路边的泥里产卵，那只乌龟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爬上公路，结果你却要把它推回河里！”
斯坦姆当时懊恼极了。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发现那次经历让自己铭心刻骨。这一课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主观臆断的错误，不管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做事关“乌龟”的决断时，都不要忘记先听听乌龟自己的意见。
事物总是在千差万别中协调发展，生态系统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如果事事物物了无差别，人的见解千篇一律，世界将变得苍白一片并就此归于死寂。所以我们在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应当把“和谐”作为最高准则。
关于“和”的思想和智慧，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和谐一词，原指乐律的调和。据《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这里，和谐不仅是乐律的本质，而且是人类自觉追求的境界。事实上，悦耳动听的音乐正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佳肴也是“和五味”的结果。
由于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我们的古人推而广之，逐渐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郑国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墨子提出“兼相爱”；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庸》阐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众多哲人的论述，可说都是对远古先贤“和”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眼中，和谐不仅仅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间社会的法则。
中华民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体，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不同融合为一个整体，而且，早在尧的时代就开始这种整合了。这就是《周易》所言：“一致百虑，殊途同归。”意即虑虽种种，理归于一。
故宫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几个大殿名字的意思，就是和谐！“太和”是最高的和谐；“中和”是阴阳相互协调产生的和谐；“保和”就是当它不和谐的时候，进行一种管理调节使它和谐。这就是《周易》的核心价值观，即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在《周易》中，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界的物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天和地相对，雷和风相对，水和火相对，山和泽相对。所有自然界的八种物质都是两两相对，相互依存，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构成互动的关系。整个的八卦，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懂《周易》懂八卦的人，更容易深入理解和谐的奥义。
中国人说：“仇必和而解。”也就是仇怨当用和合的方法来化解，使事物向着一个新的和谐的方向发展。
当然，“和”并不等于“同”。“和”是不同元素的结合，不同、差别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长久。如果为政治国去和取同，那就会排斥异己、独断专行，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春秋末期的齐国思想家晏婴也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物事、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
孔子则从做人的角度区分了“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一条道德箴言，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和”是丰富多样，是“1＋1大于2”的关系，“同”是千篇一律，“1＋1”还是“1”；“和”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同”是相互重复、相互排斥；“和”是辩证法，“同”是形而上学。
“和而不同”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它准确地表述了世界的多样与统一，世界如此存在并欣欣向荣，正是和而不同的最生动的表现。真正的“和”之所以为“贵”，因为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所有的诉求都能慷慨陈情，各方的利益都能合法争取，相反的观点都能平等表达。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民谈到和谐社会时说：我们不能认为“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标准趋同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
“同而不和”的表现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表面一团和气，笑脸相迎，其实居心叵测，暗藏杀机，这就是“小人”的做派。与小人共事，“同”只是表面，“不和”才是实质。面和而心不和，一定会造成内耗、破坏团结。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官场中如果“同而不和”，便会功利浮躁，道德式微，坏政风，失民心，误国事。正如孔子所说，为了利益聚集在一起的人，必定会因为利益的冲突而散伙。
将“和”与“同”区分开来，实在是了不起的智慧。孔子与晏子这两位圣贤之间，原来颇多误解，但却一直互相尊重。晏子承认孔子相鲁是“圣相”，孔子也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就是“和而不同”，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就是在今天，西方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仍然有着相当的市场。不只是西方民族相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的当然文明，或者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而且许多非西方民族的精英人物，也跟着相信自己的国家要想富强起来，就应该也只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亦步亦趋踩着西方的脚印，遵循他们所谓的科学规律前进。
西方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其实是人的认识局限性的显现。许多人“拘于虚”、“笃于时”、“笃于教”，就像庄子所说的井蛙、夏虫和曲士。好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已经开始从中国奇妙的太极图中去理解黑与白的相融与和谐。
世界本来是五彩缤纷的，主张斗争哲学的人却喜欢非此即彼，强调黑与白各自都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吃掉对方，“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然而，冲突论或斗争哲学的提倡者，也一定是最终的受害者。
孟子批判“举一而废百”，就是告诫人们处理问题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孔子则早已说明：“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天下事无可无不可，惟义所在。
孔子的名言“和而不同”，如今已被广泛引用在外交领域。从大处说，这是和谐治国的方法论；从小处看，则是立身处世的理念指针。中国圣贤所称颂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共存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无限的价值。
如果一种文明和一个民族的崛起，意味着别的文明和别的民族的灾难甚至毁灭，那么，这种文明和民族就是反人类的、背道而驰的！
无论某些人怎么企图怎么努力，我们这个世界都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分析人类种种文明兴衰史时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21世纪也应是“和而不同”的世纪！
的确，21世纪不可能是哪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世纪，因为那种一国称霸或者一种文明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一段话同样深刻：“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
2.关于教育
子曰：有教无类。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龙种”与“跳蚤”
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曾经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进行了一次“巅峰”对话。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是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中国的12名高中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中美学生在两个环节中的表现，对比强烈，令人震撼。
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我拥有了智慧，掌握了真理，相应的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的东西。而中国学生除有一人选择了“美”，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在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这个环节时，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他们长时间地显示才艺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要建希望小学。完全是书本上的知识，眼光局限，与社会实际脱钩，而且欠缺整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