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9日傍晚，一大批记者闻讯赶来，守候在日本筑波的农林畜产实验场外，焦急地等待着一个特殊生命的降临。
18时10分，世界上第一只“试管山羊”在日本诞生，整个世界为之轰动。
虽然“试管山羊”诞生于日本，但因它而频现各大媒体的却是一个中国人——旭日干，人们都称他为“试管山羊之父”。
在四百多次实验后，旭日干终于在显微镜下清晰地观察到了山羊体外受精的神秘时刻。
1982年，42岁的旭日干作为政府选派的12名留学生之一来到日本。在此之前，他只是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的一名普通讲师。
到达日本后不久，日方为了帮助这些留日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特意安排了一次七日游。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便捷的交通工具以及高效的服务设施随处可见。现代化的城市给了留日学生们巨大的压力，也让他们意识到了肩头沉重的责任。同学们之间悄悄议论着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呢？是50年，还是100年？
七日游结束后不久，心情复杂的旭日干赶往距东京约60公里的日本科学城——筑波。在那里，聚集了一批掌控着全日本最顶尖技术的科研机构，旭日干的目的地——日本农林畜产实验场正是其中之一。身居其中，他看到了真正一流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更强烈意识到：与日本的科技水平相比，中国已经相差甚远。
根据安排，接下来的两年，旭日干将在这里师从体外受精技术的权威专家花田章教授进行“试管山羊”的培育研究。两年时间实在太短，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似乎是不现实的。于是日方研究人员这样安慰旭日干说：“时间不够，不要紧，你能够做一些阶段性工作，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也是不错的。”
然而，旭日干自己偷偷算了一本“时间账”：日本人一星期工作四五天，此外还有很多假期；而自己如果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每周工作七天，这样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却一定可以做出四年的成果来！争分夺秒，就这样，旭日干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做出了别人四五年才能完成的成果。
旭日干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体外受精。这是一种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中，让哺乳动物的精子和卵子完成受精，再将获得的胚胎移植到母体内的技术。生物学把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动物个体叫做试管动物。
这项技术始于19世纪70年代，不过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所突破。1959年，一位名叫张明觉的美籍华人成功地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只试管动物——“试管兔”。“试管兔”的出现令原本不为人知的受精过程完全呈现在显微镜下，从此，人们开始尝试精选哺乳动物的优良品种进行省时、批量的培育。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家畜繁殖领域。可惜由于技术原因，进展一直十分缓慢。
1982年，美国人Brackett培育了一头“试管牛”。他在体外条件下取得胚胎，并把胚胎移植到母体后，得到了一头牛。这是体外受精技术在家畜培育方面取得的第一个成功。虽然已有成功的先例，但Brackett的“牛”与旭日干的“山羊”不同。适用于牛的受精配方，无法照搬用于山羊受精，因为不同动物间的受精条件千差万别，除了摸索出山羊体外受精的自身规律，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1983年10月，在四百多次实验后，旭日干终于在显微镜下清晰地观察到了山羊体外受精的神秘时刻。七天后，囊胚胚胎形成，旭日干又小心翼翼地将它植入母体，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五个月妊娠期过去了，1984年3月9日傍晚，旭日干终于亲手迎来了世界上第一只“试管山羊”。在极度兴奋中，他和花田章教授为这个小家伙取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日中”。
为了改变中国畜牧业现状，旭日干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培育中国的“试管绵羊”和“试管牛”。
就在“试管山羊”出生的当月，旭日干获得了日本兽医畜产大学博士学位。几乎与此同时，他却婉拒了日方的邀请，返回曾经执教的内蒙古大学。
当时的内蒙古大学环境十分简陋，刚刚回国的旭日干没有实验室，没有实验设备，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学校正在恢复过程中，实验室条件仅仅停留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水平，别说这种高水平、高难度的科研，就连一般的学生实验都很难承担。原本满怀希望，打算立即将体外受精技术应用于国内的旭日干，在此刻却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重建实验室，首先要做的便是筹备各种设施与器材，这也耗费了旭日干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正当旭日干在国内四处奔走的时候，日本的花田章教授在“试管山羊”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5年，日本第一只“试管绵羊”诞生；1987年，日本第一头“试管牛”诞生。这些科研成果在第一时间造福于日本畜牧业。
面对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旭日干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而是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和努力。两年后，他的实验室终于投入使用。同年3月，国家“863计划”出台，这一举措给刚起步的旭日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仅在数月前，资金匮乏还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但要是能够进入“863计划”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获选的高新技术都将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如何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旭日干苦苦思索着，寻找突破口。
与当时中国的养猪业相比，牛和羊的饲养还是十分落后的。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畜牧业现状，旭日干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培育中国的“试管绵羊”和“试管牛”。但旭日干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早已有其他单位的同类课题位列“863计划”之中。得知这一消息的旭日干在不安中没有放弃，依旧默默努力着。1987年年底，准备充分的旭日干以极具魅力的阐述打动了863专家组，培育“试管牛”被列入国家重大研究项目。
有了国家的支持，旭日干更是快马加鞭。1989年的3月和8月，中国第一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相继诞生。这项填补国家空白的科研成果被评为1989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学校领导上班时间不能喝酒，尤其是开会，谁要喝酒就不要参加会议。”
即便如此，中国畜牧业当时的状况仍十分不尽如人意。与西方和日本完全良种化的肉牛相比，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每十头肉牛中只有不到两头的良种肉牛。回国六年后，旭日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国内推广“试管牛”的时机到了。可是，现实却再次限制了他的设想。
当时我国的畜牧业主要是个体经营。在粗放型生产条件下，旭日干的那些高新技术很难得到应用。无论是体内受精胚胎还是体外受精胚胎，都只能个别应用于少数；而且牧民们收入不高，也很难承担相关费用。
先进技术研发出来了，却无法得到广泛使用，这实在令旭日干头疼。他也曾想到亲自组建公司，但很快又意识到根本行不通。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权研结合这一概念，此外注册资金的来源也是一大难题。这时的旭日干陷入了僵局。1993年，正当旭日干的事业迟迟没有进展时，转机又悄然而至。
当时，国家提出了“211工程”，也就是为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一部分重点学科。“211”的“21”是面向21世纪，后面一个“1”则是100所大学，这对每所高等学校来说都是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内蒙古自治区为了争取这一机遇，由政府出面，大力邀请在内蒙古科学界声名显赫的旭日干出任内蒙古大学校长。
1993年8月，旭日干正式出任内蒙古大学校长，开始了此后长达四年的大胆改革。改革初期，原有的习惯势力与旭日干的管理要求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比如，旭日干出任校长后，首先提出的要求竟然是“学校领导上班时间不能喝酒，尤其是开会，谁要喝酒就不要参加会议”。有一次，一个处长喝了酒来上班，旭日干就让他离开会场回去休息。为此，他严厉的工作作风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适，一位同事甚至嘲讽道：来了个日本人当校长。
然而，正是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改革的成效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整个校园无论是校舍环境，还是师生的精神面貌，全都焕然一新，再也不是旭日干刚回国时看到的那番景象了。
1997年6月，经国家计委批准正式立项，内蒙古大学“211工程”开工建设。这年深秋，学校又迎来了40周年校庆，此时的内蒙古大学已经位居全国百强大学之列。
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旭日干回顾了自己的科研之路，同时感慨道：“我这辈子和羊结下了不解之缘。出生在草原上，从小就喜欢跟着大人放羊；上内蒙古大学后学的是畜牧专业，有关羊的专业知识是我学习的重点；工作以后一直致力于用生物技术进行牛、羊良种繁育研究。现在我身体还好，还要为科技养羊奋斗不息。”
（倪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