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办公楼，每逢周一和周四，有一位老人便会如期而至。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坐镇国家图书馆，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约七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
这位忙碌的老人，就是我国93岁的哲学大家任继愈先生。
“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很值得研究。”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他的成长环境正是“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
18岁时，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幸运地遇上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这些誉满天下的名师都曾授业于他。当然，最终能够学有所成也得益于任继愈自己的坚持与努力。当年，与他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共有十几人，而最后能坚持下来并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人，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大被迫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从湖南到云南的这段旅程，许多师生都选择了“走”这种相对经济的方式，于是一个名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小长征”组织便成立了。这支由闻一多、李继侗与袁复礼等教授带领的民情考察团，徒步走了一千多公里，历时两个月，穿过了小半个中国。任继愈便是跟随着这支队伍，一路走进了西南联大。
“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然而，艰危的现状之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韧性与不屈更是令任继愈深深感慨：“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很值得研究。”这次漫长而艰难的旅行彻底激发了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的决心，并从此矢志不渝。
“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毛主席给任继愈出了一个课题。
1942后，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研究。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忽然把任继愈找去。两人一见面，毛主席便微笑着说：“你的书我都看过。”谈话间，毛主席提到宗教问题很重要，必须抓紧时间开展研究。“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毛主席给任继愈出了一个课题。
宗教问题，是关系新中国如何处理好人民思想以及国际关系的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任继愈和毛主席谈话后的1963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14国前，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包括筹备建立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做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研究。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们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一直都以苏联模式为准则。“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之后最先提出了质疑。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真称得上独树一帜了。
可惜，就在一切就绪、诸事待兴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任继愈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在那里每天早出晚归，接受所谓的“教育”。由于经常在黑夜里工作，任继愈的一只眼睛患上了眼疾，几乎失明，另一只也仅仅保住了0.6的视力。
虽然遭受重大打击，任继愈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在两只眼睛都还能看得见时，他便开始学习盲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揣摩盲人的世界。“后来，幸好一只眼睛还没有坏，还能看见这个世界，盲文才没有继续学。”谈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任继愈依旧是语气淡然。
“我们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
任继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痴迷，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就是要以“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想要找寻的答案。
1978年年底，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首先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79年他赴日本访问，写了一篇名为《儒学与儒教》的学术报告。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也如此，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
任继愈指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一文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为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任继愈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专著，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等。其推论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成为风靡一时的学术热点。
儒教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今天我们也依然生活在儒教文化之中。只是这儒教里，更需要融入许多“现代意识”。
1999年6月24日，任继愈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们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小庙，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消沉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
2004年，88岁高龄的任继愈联手季羡林、杨振宁、白先勇、吕厚民、王蒙、阿来、谢晋、王晓棠、寇世勋、焦晃、王石等70位杰出人士，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申甲宣言”。
宣言中呼吁：“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二十多年前，任继愈先生从北大迁居至北京三里河，北大旧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也被主人一并携来了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为深受眼疾困扰的老人遮蔽日光暴晒，满眼绿色又似一服专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凉剂。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支撑着辉煌璀璨的中华文明走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成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然生机勃勃的文化奇迹，这是任继愈先生终其一生所追寻的问题。
（倪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