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传出了低低的哭泣声。在当天的晨会上，所长带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大家的好同事、好战友，年仅43岁的蒋筑英同志，于15日下午因为病情恶化，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日本学者村田和美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
1939年，蒋筑英出生在杭州一个旧职员家庭。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期间，他学习异常刻苦，大学期间的十个寒暑假，有八个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除了学好专业，他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的支持来完成大学学业的，所以他很早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要用自己的知识报答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之恩。
1962年毕业前夕，母亲一再来信，希望他回杭州或上海工作，以便照顾家庭。蒋筑英知道，作为长子，自己应该侍奉双亲；但是，他所深爱的事业——光学，这一学科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和研究所都在东北。好男儿志在四方，权衡之下，他写信说服了母亲，只身来到长春，考取了著名光学科学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
王大珩教授很快便看出，这个学生是棵好苗子，正直、刻苦、勤奋，又有钻研精神。在他的指导下，蒋筑英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这后来令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大为惊奇，并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
此后，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蒋筑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过去，国产的彩色电视荧光屏上，人的面孔呈猪肝色，红旗变成紫红色，这就是因为我国电视台的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20世纪70年代，蒋筑英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终于，我国也拥有了生产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的技术。
“我们这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今后，我要多做铺路石的工作，为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年青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
在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蒋筑英是一个大好人，他办公室的门常常是敞开的。许多人遇到科研课题或生产技术上的难题，第一个总是会想到他。虽然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范围，可是蒋筑英从不推托，总是高高兴兴地帮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整个研究所里，他帮过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蒋筑英懂得英、俄、德、法、日五种语言，能够阅读这五种外文文献资料。每当发现对别的同志有用的资料，他也会特别留心，工工整整地译好誊写清楚，然后送给人家参考，同事们开玩笑地叫他“义务资料员”。为了帮助大家节省查找资料的时间，他还利用休息时间，跑到所里的图书馆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又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他讲课，他加班加点编写出八万多字的讲义。即便是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极不容易得到的资料，只要别人有求于他，他也会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
一次，正在外地出差的蒋筑英接到天津电视台的一封求援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正点扫描彩色电视和电影彩色还原效果不好的问题。二话没说，蒋筑英不顾旅途劳顿连夜赶往天津，查明了原因，又帮助电视台制作了彩色玻璃滤光片，解决了技术难题。像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回，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蒋筑英常常对长春光学仪器厂的同志们说：“长春是全国的光学基地，这几年落后了，大家加把劲儿赶上去！光机所做你们的后盾！”
无论分内分外的事情，只要被蒋筑英看到，他都会当做自己的事情尽力去做。所里计算机房的制冷设备坏了，他主动带人去修理；图书馆借书登记处的钢笔没有了笔尖，他默默找来笔尖安上；有位同事的孩子需要奶粉喂养，本地又买不到，他就托人从外地捎来，亲自送去；甚至在他住过的房子里，十家人共用的一个厕所堵塞了，也总是他去掏；他路过一家机床厂，发现马路上洒落着铁屑，担心会扎坏过往车辆的轮胎，就找来扫帚打扫干净……同事们看着他忙忙碌碌的身影，都叫他“永动机”。可是，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甘愿为大家服务，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引路。他说：“我们这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今后，我要多做铺路石的工作，为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年青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
蒋筑英时刻为别人着想，却很少想到自己。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拥挤的小屋里，可是当所里要给他分房的时候，他马上提出要让给老同志；就连给他评职称，他也是谦让了好几次，并一再说自己的资格还不够，还需要努力；所里派他去国外进修，他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不是改善家里的生活，而是为所里买来新的仪器和设备……甚至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天里，他还在忙于收拾新建的试验室，修理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更忍着腹部的疼痛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到成都出差……
在历史的长廊里与他相遇，叩问心灵，会让我们明白：有一种伟大，让人肃然起敬。
1982年6月13日下午，蒋筑英飞抵成都。当晚7点，他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点半钟才结束。
14日早上，蒋筑英一早便出发前往工厂。这时他的腹痛再次发作，但他还是强忍疼痛，工作了整整一天。下午回到招待所后，他又同有关人员认真讨论验收仪器装置的事情。
深夜，因为腹痛难忍，他被大家送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他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
就是这样一个危重病人，竟然从长春赶到成都并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两天！
由于劳累过度，蒋筑英的病情急剧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15日下午5时3分，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43岁。
蒋筑英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在蒋筑英身上，有着浓厚的社会主义初期知识分子的淳朴品质。他一心为公、毫不利己，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今天的人们，恐怕已经很难作出当年他那些谦让的举动，甚至想要理解这些行为，也显得有些隔膜。可是，正是这些看起来有些陌生的举动，却令人看到了一个正直无私、单纯质朴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历史的长廊里与他相遇，叩问心灵，会让我们明白：有一种伟大，让人肃然起敬。
（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