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5日，在成都举行了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邓小平同志莅临致辞，贺龙同志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筑路大军。当天，筑路一总队便高举这面旗帜，开赴九龙坡、油溪工地，拉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工程序幕。两年间，15万筑路大军尽管只是用灯笼、火把照明，用钢钎、大锤、十字镐开凿，却展示出让高山低头、令江水让路的英雄气概，使铁路路基节节向前延伸……广大筑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无比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干劲，在“人民自己的铁路自己修”的口号鼓舞下，日日夜夜忘我劳动。由于筑路使用的都是国产材料，四川人民还曾掀起一场献枕木的运动，一共从山里伐来了120万根优良木料。在施工中，建设者们还积极研发了新技术，如路基分层填土打夯、长涵洞分节建造、厂制钢筋混凝土、枕木预先钻眼儿等先进方法，不仅缩短了建筑工期，而且提高了工程质量。
1952年6月13日，铁轨终于铺到了终点站成都。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通令嘉奖西南铁路工程局在两年修通成渝路，实现了四川人民40年的愿望。毛泽东主席也为此亲笔题写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题词。
几枚小小的纪念章，凝铸了十余万铁路建设者的血汗，讲述了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和铁路通车以后，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为表彰铁路建设的功臣，制作颁发了多种纪念章和奖章。
最早的一枚纪念章是1950年12月颁发的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铜质涂漆，齿轮外沿。正面左上方刻绘有隆隆奔驰的列车，火车头镶嵌“八一”军徽；右下方镌有一位大力士持镐奋力挖土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筑路军民奋战工地的场景；左下角刻“建筑西南铁路纪念”文字，点明纪念章主题。背面铸有“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颁发”铭文和日期“1950.6.15-12.31”的字样。由于在建设成渝铁路初期，我国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西南军区抽调了部分筑路部队奔赴前线，因而该章有多重意义：既是一枚开工纪念章（刻有开工日期1950年6月15日），又是重庆至江津段铺轨通车纪念章（刻有日期1950年12月31日），同时也是颁发给前期参加筑路工程，后来赴朝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的纪念章（火车头上镶嵌“八一”军徽）。
1951年颁发的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其造型、图案和铭文与前一枚基本相同，但背面注明的颁发日期为“1951（年）”，这是成渝铁路铺轨至内江的纪念章。
1952年颁发的成渝铁路通车纪念章，铜质镀金珐琅，直径3.6厘米，上方镌有党徽，底部绘铁路路徽和象征喜庆的飘带，两边麦穗环绕，中间铸有“成渝铁路通车纪念”主题文字和通车日期“1952.7.1”。纪念章设计简洁朴实，这是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颁发给参加成渝铁路建设所有员工的纪念品。
与此同时，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还给在筑路过程中表现突出、有较大贡献的模范和先进人物颁发了人民功臣奖章。该奖章铜质涂漆，直径3.4厘米，图案参照上述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而设计；所不同的是，外形为圆形，底色为代表喜庆吉祥的红色，火车上方加绘一颗五角星，并将火车头镶嵌的军徽改为“光荣”二字，底部注明“人民功臣”铭文。
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得到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1952年4月是成渝铁路建设的关键时期，长江恰逢遭遇30年来未有的特枯水位，而修筑成渝铁路急需的大量钢坯却在湖北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等待运输。为了完成运输任务，以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第一代船长莫家瑞为代表的长江航运局员工，在有着“天险”之称的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段，成功地开创了船舶夜航的先河，并实现了从宜昌到重庆航行时间由4天缩短为3天的历史创举，及时地为成渝铁路的建设工程运送钢坯、桥梁等器材31万余吨；运送蒸汽机车、客货车377台辆，有力地支援了铁路建设，保证了成渝铁路能够顺利通车。由于他们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集体，并受到了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和长江航运局的表彰，为他们颁发了运输成渝铁路钢坯模范集体纪念章：中圈上方红星高照，刻绘有轮船在长江中破浪前进的画面，让人仿佛能够听到轮船的汽笛声；外圈镌“运输成渝铁路钢坯模范集体纪念章”的铭文，底部注明“1952”年颁发。
这几枚小小的纪念章，凝铸了十余万铁路建设者的血汗，讲述了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更成为新中国成渝铁路建设的一个珍贵的缩影。
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成渝铁路的修建，承载了一个世纪以来四川人民走出大山，与外面的世界联系交往的梦想，也结束了一段闭塞、落后、屈辱的历史，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己的铁路自己修的伟大历程。
（燕娟）
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汽车的故事
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中国一汽）破土动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
自此，中国一汽肩负民族汽车工业发展重任，经历了建厂创业、产品转型和工厂改造、上轻型车与轿车三次大规模的发展阶段，成为国内最大的中重型卡车、轻型车、轿车生产三大基地，并拥有行业规模最大，核心能力最强，集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工艺材料开发于一身的技术中心，形成中、重、轻、轿、客、微全方位产品生产系列格局。
现在，中国一汽是国内汽车行业最大的集团企业，吸附和支配的资产达到七百多亿元人民币，拥有“解放”牌卡车、“红旗”牌轿车两大民族品牌，并与德国大众公司合资生产了“奥迪”“捷达”（包括“宝来”）两个轿车系列品牌。
当第一批国产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时，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此终结。
1956年7月13日，中国一汽崭新的总装线上，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诞生了。第二天，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装配完成。
7月14日上午，一汽职工在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庆祝建厂三周年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捷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向您报告：党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已经实现了！今天，我们正以完成建厂任务和试制出一批国产汽车来热烈庆祝建厂三周年……”
庆祝会后，四百多名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坐上新装配成功的解放牌汽车，组成报捷车队，与全厂职工见面，驱车向省、市委报喜。全厂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央大道，前来观看自己亲手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许多人抚摸着车上刻有中国字的国产汽车，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12辆报捷车绕厂一周后，浩浩荡荡驶向市区。长春市此时也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洒。许多人都更想到车上坐一坐，结果有的人站在脚踏板上，有的人坐在翼子板上，就连前保险杠上也坐满了人。
报捷车队的最后一辆车里坐的是工程师代表。他们早就接触到汽车，也学习过怎样制造汽车，但是在过去只能修配汽车；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起人民自己的汽车厂，他们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激动中，他们兴致勃勃地凑起一副对联：“举国翘盼尽早建成汽车厂，万人空巷人民争看解放牌”。
驾驶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的老师傅马国范更是激动万分。他开了二十几年外国车，如今，终于开上自己国家的国产车了。为了迎接这一天，马师傅又剃头又刮脸，乐得就像过年似的。他流露出的快乐心情被同行刘义注意到并告诉给哥哥刘忠，刘忠听后也激动不已，很快写下歌词《老司机》，并请作曲家先程谱了曲：“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手风琴我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了开汽车，摆弄那外国车我是个老内行，可就是没见过中国车啥模样。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哟嗬嗬……”这首歌一度流传甚广。
是的，没有人会忘记，当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时，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此终结。
毛泽东主席为我们自己的汽车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解放”。
今天，也许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解放牌汽车的型号和名字的由来。
中国一汽第一阶段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的型号是CA1型。一汽副厂长孟少农对此解释说：“当初苏联方面要定汽车厂的名字，有人建议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等等。后来请示了黄敬部长，他说还是叫第一汽车制造厂吧！工厂代号苏联定的是A-1，可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由我们自己定的简单的代号，于是就提出来CA——A是第一的意思，C既有长春的意思，也有中国的意思，当时后者是主要的。”
就这样，中国的汽车，第一的汽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理念就这样被深深地烙在了中国汽车工业起步之时的历史记忆中。
具体来说，中国一汽研制的CA1型是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后改为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出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为蓝本制造的。空车重3900公斤，装有90匹马力、四冲程六缸发动机，最大速度为每小时75公里，载重量为4吨，最大功率为70千瓦。整车结构较之苏联1955年以前生产的汽车作了部分改进，使得这种汽车具有发动机启动后均匀性好、刹车系统安全可靠、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等特点，更适合新中国大规模建设和原材料、燃料供应情况及公路、桥梁负荷等条件。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把它改装成为各种用途的汽车，如公共汽车、油罐车、洒水车、装卸汽车、起重汽车、工程汽车、冷藏汽车和闭式车厢载重汽车等。
确定了这个简洁而有力的代号，还需要有一个更响亮、能流传更广，也更能深入人心的名字。而解放牌的命名过程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人对民族汽车工业所寄托的殷切希望。
据说，1953年下半年，援建中国一汽的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就提出为新车命名的问题，由孟少农转告到国内，当时的一汽厂务会多次研究讨论，一机部也多次开会研究，并搞了征集活动。可是到底最后怎么确定的，至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段君毅将讨论和征集的若干名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给新车起了个名字叫“解放”；另一种说法是段君毅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朱老总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汽车也叫“解放”吧，毛主席当即表示赞同，确定新车就叫解放牌。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可以归结为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尔后，中国一汽就把毛主席为《解放日报》题字的“解放”二字的手写体，交由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放大后，刻写到汽车车头第一套模子上。
中国一汽作为国家“一五”重点建设工程，一直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从毛主席和斯大林会晤确定这个项目，再到毛主席亲自为新车命名“解放”，这是一汽人的骄傲，也是一汽人特有的殊荣。
周恩来总理回答：“我们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你们尽可放心。”当尼克松一行走下飞机时，所有的迎宾车辆全是加长型红旗轿车。
在成功研制出解放牌汽车之后，1958年，中国一汽又开始试制小轿车。5月12日，试制成功的第一辆“东风”轿车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着“东风”小轿车在中南海转了两圈，随后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东风”轿车试制成功后，上级要求一汽集中精力研制“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在1959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10周年献礼。当时离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只有十个多月的时间了，而我国当时又根本没有生产轿车的经验和手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试制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更清楚这一历史使命的分量。一汽党委发出号召：“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在全厂掀起了一场制造“红旗”轿车的群众运动。
听说一汽要生产国产轿车，朱德同志把自己的“斯科达”、周总理把自己的“雷诺”、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奔驰”纷纷作为样车给制造厂送来了。
说是生产，其实就是仿制。一汽的工程师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听说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全厂的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
“红旗”车身的设计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因此加工难度很大。一汽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日夜加班工作，硬是靠手工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33天后，“红旗”轿车诞生了：崭新的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极富中国民族特色；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富丽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