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清代广西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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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广西贡院建立前的历史文脉(1)

桂林王城,是桂林历史文化的缩影,也是桂林文教的发源地。

在清代广西贡院建立之前,王城就已成为桂林的文教发源地。至今,王城内还遗留有颜延之读书岩、记录唐代以前独秀峰开拓以及唐代办学事迹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石刻、宋代《鹿鸣宴劝驾诗》石刻、元代孔子圣像石刻等,这些古迹充分反映了桂林王城的文教历史。本章主要描述广西贡院建立前桂林王城的文教历史脉络,为解析广西贡院作铺垫。

桂林素有文化名城之称,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相当好的发展,颇有特色,王城内的摩崖石刻对此多有记载。

一、独秀峰下读书岩

南朝宋景平元年(423),宋少帝任命颜延之(384-456)为始安郡(治今桂林)太守。颜延之,字延年,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诗成就甚高,与谢灵运齐名,两人并称“颜谢”。颜延之在桂林的遗产有二:一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一诗,后人据此而命名独秀峰;二是独秀峰下的读书岩。

1500多年前,始安郡太守颜延之,工作之余,经常在独秀峰下的读书岩读书作诗,“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的千古绝句即出自其口。颜延之成为吟唱桂林山水第一人,也开创了桂林山水文化和文教之风。如今,独秀峰和读书岩已成为后人纪念颜延之的著名文化遗迹,是桂林文教发源地的历史见证,桂林王城的文教故事即由此娓娓道开。

颜延之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附权贵,因受当朝尚书令傅亮等官员排挤,宋元嘉初年(424)被贬到广西任始安郡太守,居于独秀峰下。颜延之在桂约三年,他注重地方建设,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开发独秀峰及读书岩,成为开发桂林名胜古迹的第一人。颜延之在公务之余,经常登峰游览,观赏桂林山水,并在独秀峰东南麓的岩洞读书习文。秀丽无比的桂林山水使他赞叹不已,而独秀峰的峻峭挺拔、端庄俊秀,更使他赞颂有加。于是他诗兴大发,题咏了许多描写和赞颂桂林山水的诗文。只可惜年久失传,至今只发现他留下千古传诵的两句名诗“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被唐代人刻在独秀峰读书岩口的左上方。颜延之的佳作,不仅赞颂了独秀峰巍峨挺拔、孤标独秀的特征,而且也表露了他不与权势同流合污、刚正不阿的个性。颜延之以诗词的形式描写桂林山水,开创了以山水诗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他对桂林山水的开发,使独秀峰成为游览者观赏风景的好去处,为唐代以后独秀峰乃至桂林山水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

颜延之在开发桂林山水的同时,还开创了桂林的修身文化。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官员,他的到来,给当时的桂林注入了新的血液,他把中原一带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先进文化带到桂林,对桂林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独秀峰东南麓的读书岩分上下两层,下层为水洞,与北麓月牙池相通;上层虚明开朗,洞内干燥,有天然石窗、石榻,俨然如环堵之室,“可容十许人,萧爽虚凉,可却烦暑[4]”。颜延之任郡守时,经常到读书岩读书,遂受到后人的刻石纪念。“宋元祐间,郡守孙览镌曰颜公读书岩[5]。”由于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6]”,文章之美冠绝当时,故被誉为“如延年文采,江左以来,盖一二数[7]”,成为以诗文著称的一代文豪。

唐代李昌巙在独秀峰读书岩建立府学,宋代孙览兴建五咏堂,元代丁方钟刻《孔子像》在读书岩旁,都与颜延之的影响密切相关。此后,读书岩不但成为后人游览的胜迹,而且也成为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唐代广西第一所府学

桂林学校之兴,起始何时,史载阙如。而镌刻在独秀峰东南麓崖壁之上的唐代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却对此有所记录。依碑所云,南朝刘宋之际,始安郡守颜延之曾在独秀峰下的读书岩中读书习文,其好学精神,激励后辈。到了唐代,当地学风便逐渐兴盛了。唐代大历年间(766-779),李昌巙任桂管观察使,镇压农民起义,后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8]”的道理,所以,除了武力镇压之外,还提倡读书,认为明礼仪知廉耻,才能使民风淳化,境内安定。于是他传承颜延之遗留在读书岩的优良传统,“考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庠以居冑子[9]”。宣尼庙即孔庙,庠是古代学校的雅称。李昌巙还亲自“备俎豆仪以亲释菜[10]”,即备好祭神的器具以祭祀先师。俎和豆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释菜是指以苹蘩之类的物品祭祀先师。苹和蘩,是两种可供食用的水草,古代常用于祭祀。《左传·隐公三年》云:“苹蘩蕰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李昌巙创办的学校是桂林第一所学府。清人在《粤西文载》中说:“国朝学校遍天下,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桂林之学,自唐大历中观察使李昌巙经始于郊[11]。”由此可知,至迟在唐代桂林已经创办了府学,独秀峰是桂林文教的发祥地。

当时桂林府学规定:生员入学年龄一般在14—19岁之间,学完主要的儒经课程即算结业。唐大历年间,桂林府学教学以《五经正义》为统一教材。教学方法依经书内容为序,要求“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12]”,要求学生对所授课文熟读成诵,学习写文章,阐明经书中的义理,重文辞少实学。唐代已经举行科举考试,考试分为三级,即院试、乡试和会试。由知府、知县举行的考试称院试,经院试进入府学或县学,称为生员,生员也叫秀才。也可以说,府学就是培养秀才的地方。桂林府学的建立,使学校教育获得发展。从此,桂林学风浓郁,使“粤西以贤达称者代不乏人[13]”。乾宁二年(895),独秀峰下的府学培养出了广西科举考试历史中的第一个状元赵观文;之后还出了曹唐、曹邺等进士。自此,独秀峰名声大振。

唐郑叔齐刻《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记载了独秀峰开发的历史、唐代宣尼庙以及桂林第一所府学设立的概况,成为研究王城文教历史乃至桂林文教历史的重要物证。

李昌巙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员,除了在独秀峰下建起了桂林第一个府学之外,还发动桂林地方缙绅富豪捐资办学。他游说道:办了学校,既可使子弟有学问,光耀门第,又能积善积德,为地方做好事,淳化民风,以致四境安宁。地方乡绅们在李昌巙劝导下,纷纷出资办学。这样,公私塾馆,相继出现,不断培养出有用之才。

李昌巙还重道爱才,这从他将落魄桂州的诗人戎昱延为幕宾之事便可窥见一斑。戎昱(生卒年待考),荆南(今湖北江陵)人。广德至大历年间,戎昱先后在荆南卫伯玉、湖南崔瓘幕下任职,大历后期游历到桂州。一天晚上,李昌巙巡查境内,住进一家小店,夜深时隐隐听到笛声,他正待感慨作诗,忽听得庭院里有个年轻的声音吟诵着一首五律:“入夜思归切,笛声清更哀。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风起塞云断,夜深关月开。平明独惆怅,飞尽一庭梅。”[余锋.大唐桂州刺史李昌巙[N].2009-07-03(58).李昌巙]暗自惊奇,这位年轻人的诗怎么作得如此暗合自己心意,天明一定弄个明白。次日,李昌巙找到戎昱,很郑重地请他做自己的幕宾,并予以厚遇。戎昱到桂州第二年的岁暮,写下了抒发怀乡思归之情的《桂州腊夜》,诗云:“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骠骑,是骠骑将军的简称,此处借指戎昱的主帅李昌巙。

与建立州学、推行文教相呼应的是,李昌巙在桂州任内,还重修虞山舜庙,以先贤之德行和遗教感化民众,推行德治。在离桂林铁封山不远的漓江之滨,有一座耸立江边的孤峰,名虞山,也叫舜山,它与江对岸的尧山遥遥相对。李昌巙考察虞山时了解到,早在魏晋南北朝时,虞山脚下已建有祭祀虞舜的祠庙,叫虞(舜)帝庙。后来由于战乱的影响,对古代圣贤虞帝的祭祀活动便中断了,庙已坍塌。为了倡导德政,李昌巙决定重新修建虞帝庙。

建中元年(780),李昌巙在虞山南麓重新修建了虞帝庙,并在山上镌刻了“舜庙碑”。他邀请韩云卿撰写祭祀文章,由韩秀实和李阳冰分别书写碑文和篆额。碑文中写道:“惟虞传夏,夏德斯沦。更殷历周,以及嬴秦。帝号再尊,帝道莫宣。祀典空存,祀礼无闻……。”[余锋.大唐桂州刺史李昌巙[N].2009-07-03(58).]意思是说,夏禹以后的三千年间,德政逐渐沦丧,历代帝王对虞帝不尊重、不祭祀,导致了地方百姓蒙昧,社会得不到治理。通过重新修建虞帝庙、隆重祭祀虞帝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如今,这里已经“神和人悦,侵然如受其福,是岁寇贼歼平,年谷丰稔。五岭之人,荫受帝祉”[余锋.大唐桂州刺史李昌巙[N].2009-07-03(58).]在碑文中,李昌巙还表达了以虞帝为榜样,为民造福的愿望。

三、宋代广西科举

宋代,桂林的文化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府学旧在独秀山下,唐大历中观察使李昌巙因颜延之读书堂址建。宋熙宁中迁城东南隅[14]。”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桂林府学迁到城东南隅(今桂林中学内),但独秀峰仍为文教故地。元祐年间(1086—1094),桂州知府孙览在唐代府学旧址建立“五咏堂”,把黄庭坚所书颜延之的《五君咏》刻在堂内,使得“游者忘归”。同时,这一举措吸引了很多桂林学子前来独秀峰求学,甚至连外地学者亦常常率学生前来讲学、肄业。独秀峰读书岩上方崖壁上刻有蒋时《读书岩题名》,碑云:“有宋乾道八年秋,兴安蒋时日新领其徒十数辈肄业于此,敬识。”

记载了兴安人蒋时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率其徒十数人在独秀峰下肄业的情况。独秀峰上还有蒋时刻的杜甫“心迹喜双清”的诗句以及“双清室”等石刻。

两宋时期,桂林文化教育得到发展,除了桂林作为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一地理因素外,还与当时开明的地方官员的倡导密切相关。南宋广西提点刑狱王正功,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他在治理乡野之余,还热衷于倡导文教,传播中原文化,为桂林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根据王正功刻在读书岩岩壁上的《鹿鸣宴劝驾诗》所载,南宋嘉泰元年(1201),王正功为进京赴考的桂林学子举行鹿鸣宴,以示劝勉。他即席赋诗二首,以此赞颂满腹经纶的桂林学子,并祝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能金榜题名。八百多年后,我们观看这两首诗,仍可体会到里面饱含了王正功对举子们的殷切期望,以及希冀大兴广西文教、教化边民的内在寓意。

王正功《鹿鸣宴劝驾诗》(又名《桂林山水甲天下诗》)石刻,对研究桂林地方文教史以及旅游史、文学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王正功在石刻中用“百嶂千峰古桂州,向来人物固难俦”一语来说明宋代以前桂林的百山千峰虽美,但向来人才不济,文教相当落后。古代桂林被称为“蛮夷之地”、“瘴疠之所”,教育十分落后。直到唐代,桂林才开始出现学校教育,但也只是为富家子弟等少数人提供教育而已。桂林独秀峰石刻称:“大历中,御史中丞陇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乃考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庠以居胄子,备俎豆仪,以亲释菜[15]。”胄子,即世家子弟。可见官府创办学校的主要目的,还是为达官贵人的子弟提供教育,普通老百姓难有机会享受。宋代以前,桂林的文化教育还是比较落后的,享有受教育权的只有少数达贵官人、缙绅富豪子弟。因此,自唐代至北宋的桂林,人才寥寥无几,几百年间才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是唐代的赵观文,另一个是北宋的王世则,其间,进士也只是零零星星地出了曹邺等几位而已。难怪王正功无奈地说“百嶂千峰古桂州,向来人物固难俦”了。该石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石刻中提到“嘉泰改元,桂林大比”,又说提点刑狱权府事王正功“用故事行宴享之礼,作是诗,劝为之驾”,这说明古代科举考试中地方科考是有一套固定规制的。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礼部试和殿试。解试,又称乡贡,由各州郡考试所属诸县的学子,凡考试合格者解送礼部,这些举人通称贡士;礼部试是各州郡的贡士在礼部的贡院进行考试,合格的举人由贡院放榜,正式奏名朝廷后参加殿试;殿试是宋代最高级考试,举人经礼部试中第,须再通过殿试,才算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