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解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是当年秋季，合格者在冬季解送礼部，呈验解牒，交纳试纸，加盖官印，次年春季，参加礼部考试。《宋史·宁宗纪》载：嘉泰二年（1202）五月，“己巳，赐礼部进士傅行简以下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说明这年春曾进行礼部试和殿试，故前一年秋（即嘉泰元年）各州郡必进行解试。所以独秀峰读书岩《鹿鸣宴劝驾诗》石刻中的“嘉泰元年，桂林大比”，应指本州的解试。时当九月下旬，中试者达11人，考试结束后，（即九月十六日）行宴享之礼，以示庆贺。
《鹿鸣宴劝驾诗》记录了宋代科举制度的一些礼仪和习俗，也包括桂林科举的一些情况，是桂林王城文教历史延续的重要物证，也是研究桂林山水文化的重要史料。其中“桂林山水甲天下”诗句的发现，结束了此语出于何时何人之手的千年悬念。
鹿鸣宴
朝廷官府宴礼，为某些“乡饮酒”宴会的别称，主要是指地主官员宴请乡贡、举人的宴席，因席上必须奏《鹿鸣》曲、诵《鹿鸣》歌而得名。《鹿鸣》原系《诗经·小雅》中的一首乐歌，共3章，其意为鹿发现美食后不忘同类，呼之共享，以喻一种美德。古人认为《鹿鸣》乐歌“用之于宴宾则君臣和”，故世代相袭。
《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每岁终冬……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入宋，鹿鸣宴则指殿试文武两榜状元的欢宴及同年团拜。明清又有变化，是乡试放榜的次日，由巡抚出面主持鹿鸣宴，宴请考中的举人和内外帘官，同时唱《鹿鸣》诗，跳魁星舞，并举行举人谒见考官礼。这一宴俗一直保留到清末最后一次乡试，有些州县在放榜的次日仍行礼如仪。不过，乾隆之前的鹿鸣宴，肴馔比较丰盛；后来便虚应故事，甚至仅有清酒一樽了。
王正功这两首诗在赞颂桂林山水自然之美的同时，还赞颂了桂林人才之盛。诗前碑文云：“嘉泰元年，桂林大比，与计偕十有一人，九月十六日用故事行宴享礼，提点刑狱权府事四明王正功作是诗劝为之驾。”表明在这两首诗中，主要体现了此次乡试的盛况以及英才涌现带来的喜悦之情。第一首诗赞扬了参加乡试的士子人才济济，学识渊博。第三句中“峨冠”，即高冠，出自唐韩愈《示儿》诗中“峨冠讲唐虞”句[16]，后代指儒生。“贤能诏”，指招募贤能之士的诏令。“峨冠共应贤能诏”一句意思是儒生们纷纷响应国家招募人才的诏令。第四句以反问句称誉儒生们精通经纶。颈联承上启下，谓士子们既通经济之术，亦能制礼作乐。经济，指的是经国济世的政治才能。北宋的殿试设有“策论”一科，主要考察儒生们是否具有经国济世的政治才能。“对前旒”，指参加殿试。“旒”为皇冠前后悬垂的玉串，此处借指皇帝。尾联祝贺士子们考试成功，稳占鳌头。“三君八俊”，称誉桂林士子是杰出的人才。“天津”，桥名，旧址在河南洛阳西南。唐代许浑《十二月拜起居表回》诗云：“一章西奏拜仙曹，回首（宋本作马）天津北望劳[17]。”因此这里的“移步天津最上头”，指的是桂林考生独占鳌头，考中状元的意思。通过分析可知，第一首诗主要是称赞桂林士子杰出的才能，并祝福他们在明年的殿试中稳占鳌头。
第二首中间两联主要描写“文战”。诗中把文场形容为战场，应考举子如同参战士兵一样士气高昂。“未饶”，不下于；饶，让也。“酣”，指酣战。“九关”，源于《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句，本指天门九重，此处喻指殿试。“万里鹍鹏”，祝颂举子们前程万里，不可限量。“剧谈”，即畅谈，指士子们在考“策论”之对策时能谈吐流畅，滔滔不绝。“斗之南”，即南斗星，诗人赞扬士子们像南斗星一样，高悬天空，熠熠生辉。在诗的最后，诗人还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老眼摩挲顿增爽”说明自己喜不自禁，双目增爽。
四、元代的孔子圣像
元朝乃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帝王也逐渐信用儒术。元成宗时期，宫中已设立有专门绘制孔子像的机构，还配备有专门的画匠。在创作时，画匠们在沿袭着传统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艺术加工，使画面飘逸而不失严正气派。元至正五年（1345），在独秀峰读书岩岩口偏西的石壁上，刻画了孔子圣像，为广西画家丁方钟所绘。像乃半身，高2.2尺，宽2尺，头著高冠，宽袍大袖，眉长须茂，面容肃穆，神态自若，线条粗放，笔法流畅。而造像记中题写的“朝夕瞻敬，永保无荒”的文字，说明刻造孔子像的功用旨在德化与教化民众，并含有一种神化孔子的意味，营造出浓厚的为礼教服务的色彩。像下有黎载写的记文：“大元至正五年，畏兀氏塔海帖木儿，喜童同安马家奴答密失海牙，李京、孙章道、静江闾唐兀氏祖师保，各侍亲官桂林宪帅司，来学于颜公书岩，刻孔子像，朝夕瞻敬，永保无荒。临川黎载谨识。丁方钟画，朱瑞刊石[18]。”
唐代监察御史里行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碑文云：“乃考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庠以居冑子，备俎豆仪以亲释菜。”记述的是唐代桂州刺史兼桂管观察使李昌巙在独秀峰前建成宣尼庙（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后因称孔子为宣尼，宣尼庙即孔庙）与学宫后，准备祭神的器具用以祭拜孔子的经过。“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9]。”庙学合一，是古代兴办学校教育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李昌巙此举遵循了传统做法，而且也便于厉行教化，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
为了宣扬孔子“仰之弥高”的形象和儒家文化的理念，最直接有效的传播方式，莫过于创作能够诉诸视觉的图画形象。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不是被画于纸帛，就是被绘于壁，凿于石。人们希望借助直观性强的造型艺术，来发挥书面文字所无法比拟的劝诫作用。《孔子圣像》、《孔子司寇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杏坛讲学图》、《孔子燕居图》等流传至今。从这些造型图式里，人们能看到孔子形象的多种风格包括帝王式、官吏式、学者式、布衣式等。独秀峰元代丁方钟所画孔子像，严格意义上是属于传统的官吏式，也即是孔子的司寇像造型。
五、清代广西贡院略史
清代，桂林的学校教育发展进入昌盛时代[20]。学校林立，学子辈出，桂林是广西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礼仪之邦”。清初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将靖江王府旧址改建为贡院，贡院就是秀才们参加乡试以考取举人的地方。康、雍、乾数朝，贡院得到不断的维修和扩建。独秀峰摩崖石刻中多处提到贡院及科举考试等内容，如在登山道旁的一块摩崖石刻上就有督学广西的大中丞李绂题“雍正乙巳十月朔日，有事于贡院，遂登独秀山”的记载。李绂时任广西巡抚，亲临贡院视察，说明地方官员对贡院工作的重视。道光甲午年（1834）八月二十六日，当时在贡院阅卷的湘潭人胡与龄陪同按察使阿勒清阿登独秀峰，留诗一首，前四句云：“使君暇日出冰衙，翠登临石径斜。万仞纵观真自得，一帘环聚静无哗[21]。”附注云：“山下即棘围，时方阅卷”，指出了贡院内有官员正在阅卷。“一帘环聚静无哗”说的是官员们环聚阅卷，鸦雀无声的场景。
地方官员如此重视科举考试，其实这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密切相关的。如今镶嵌在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大礼堂后壁的乾隆《赐大学士及翰林等宴便阅贡院诗四首》石刻，就能很好说明这一点。乾隆九年（1744），皇帝赐宴大学士和翰林，又视察了京城贡院，有感于读书人成才登第的艰辛，创作了这四首诗。宴后，乾隆下令将这四首诗颁行天下，刻石于全国各学宫与贡院，以鼓励学子们努力读书，将来回报国家。可惜后来毁者过半，考古学家犹不胜惋惜，而这四首诗却在桂林王城内被保存下来。
乾隆皇帝诗文石碑[22]
乾隆皇帝诗文石碑，旧立于广西贡院，今镶嵌在今广西师范大学礼堂后墙外壁间，共四块，每块高六尺，第一、四两块各宽二尺，第二、三块各宽三尺。碑文为乾隆皇帝御笔。乾隆对文治历来抱有浓厚兴趣。早在雍正年间，乾隆就已提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故其末也。人思之而不忘，后世子孙赖之以安。”他继位后，更多次表示自己将崇扬德教，以是为学，亦以是为治。乾隆九年（1744）十月，重修翰林院工程竣工，乾隆亲临赐宴，因便游阅贡院，并亲笔写下四首七言律诗，长达二百二十四个字。四首诗的指导思想，是赞扬科举制度，推崇儒家学说，宣扬文治，内容主要是阐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鼓励知识分子刻苦读书，把自己培养成有用之才。第一首：“翰苑琼筵酌令辰，棘闱来阅凤城闉。百年士气经培养，寸晷檐风实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白驹翙羽传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第二首：“尽道文章接上台，菁莪乐育济时才。千秋得失非虚也，咫尺云泥亦幻哉。若有泪眶啼挂落，那无笑口对花开。凤池多少簪豪者，都向龙门烧尾来。”第三首：“万里扶摇正翮抟，飞龙利见岂为干。志贤圣至应须立，玄孔终无大是难。见说经纶推国士，从来桃李属春官。但合姓字朱衣点，那惜三条泪烛残。”第四首：“周遭闱棘院沉沉，景物当前总入吟。材拟圭璋方特达，文归雅正薄艰深。禹门鱼变辞凡水，乔木莺迁出故林。寄语至公堂里客，莫教冰鉴负初心。”一时间士林传诵，许多饱受雍正时期文化专制摧残的文人学士百感交集，涕泣沾襟，当时张鹏羽和诗云：“添得青袍多少泪，百年雨露万年心[23]。”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刚刚即位，就谕令内阁：“国家用人行政。两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则先务尤在人才[24]。”重视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是乾隆选才的一大特点。
乾隆元年举办博学鸿儒科，在保和殿对被推荐的176人进行考试，取中15人。次年，又录取了4人，为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和科举不中的人才开辟了一条仕进之路。乾隆还通过考试来督促官员学习文化，他在登位之初就谕示：“读书将以致用，非徒诵习其文辞也。”他鼓励知识分子努力读书，把自己培养成有用之才。如长诗中说：“百年士气经培养，雨晷檐风实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他号召读书人要成材，必须勤奋学习，要经过十年寒窗之辛苦。当然，身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乾隆，是要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包括选才、用才之措施。这首长诗，正是其维护封建统治，培养和罗致人才的真实反映。但是，也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清末，广西贡院被拆除，改建为学校，这块诗文碑刻是贡院留下的遗存之一。如今镶嵌在广西师范大学大礼堂的后墙上，见证了当年清代广西贡院的辉煌。
在中央朝廷的倡导和地方官员的厉行下，桂林的文化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清代广西乡试贡院人才辈出，5075名举人当中，桂林人2516名，占当时全广西举人总数的49.6%[25]。现存王城正阳门、东华门、西华门门楼上，还保存着“三元及第”、“状元及第”、“榜眼及第”等清代贡院留下的遗存。这三块大型牌坊，表彰的是清代桂林的四位状元陈继昌、龙启端、张建勋、刘福姚以及一位榜眼于建章。陈继昌乃陈宏谋的玄孙，清嘉庆十八年（1813）广西乡试解元，清代嘉庆二十五年会试、殿试皆名列第一，是清代两百多年中，两个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中的一个，也是科举制最后一个“三元及第”者。龙启端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及第，张建勋则于光绪十五年（1889）中状元，刘福姚乃是光绪十八年（1892）的状元，于建章则是同治四年（1865）的榜眼。这些石刻，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桂林科举之繁荣。
广西贡院留下的遗迹还有一口“福泉井”。这口井就在承运殿后面院坪西南角，是清道光十七年（1837）挖的，至今已有170余年的历史。井深约二丈余，呈圆孔形状，井口直径为三尺。
井身全用石块砌成，井口由整块青石凿成的圆形井圈围护，高三尺，上刻篆书“福泉”二字。当年，“福泉”井水是供参加考试的秀才们饮用的。井栏上还刻有桂林知府许仁和隶书一通：“道光丁酉秋，福州梁公，监临文围，于至公堂后之西偏，凿井得泉其下，围中咸取资焉。井之时义日受福，谨名以‘福泉’勒之。署桂林府事，仁和许书记。”
福泉为清代广西贡院的遗迹，风雨沧桑，见证了从王城走出的广西莘莘学子求取功名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