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妃制度的基本历史形态
中国的后妃体制发轫于周，形成于秦，自汉、唐、宋、元、明、清以降，历代多有增损，但大体仍不离周制。
周代的后妃制规定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所谓后，在宫闱中其地位如同天子，三夫人则如同三公，九嫔如同九卿，世妇如同大夫，御妻如同士。后及三夫人乃为天下母仪，制定妇礼。九嫔的职掌是“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率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1]；世妇主管丧祭礼宾之事，御妻则侍奉天子之宴寝。除此还有女史、女况、典妇等多种名目，分掌内闱各种杂事。后妃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严格的礼制规定，听从祖辈的训诫，不得自由行动或随意言笑。所谓后妃，“妃”字，其本义即指配偶，古音即读“配”。“后”字，其原义曾是国主，国君。古代的后王就是指的天子。后来天子的配偶称为后，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曰：“天子之妃谓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谓之后。”古代礼制规定：“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2]为何天子之妃子要称为“后”？《礼记·正义》曰：“后，君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继其王，言之于王后也。”[3]然而这里所谓天下尊之，其尊者仍为天子其人，而不是后妃其人。尊后妃的实质，仍是尊天子。因此，后地位虽位同天子，然而决不可言在天子之先，必以天子之命唯听。充其量，后只能辅佐天子，所以其地位乃在天子之下是不言自明的。
周代已形成较完整的礼制统治，将推行礼治奉为治国之本。孔子认为周礼已尽善尽美，认为周礼上继夏商，下启百世。他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4]。周代所建立起来的后妃体制可以说为后代的后妃制度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以后各朝的后妃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化和发展的。
民间所谓的三宫，一般是指后妃居住的中宫和东西两宫，其实，这是明清以后的体制。三宫最早乃指诸侯夫人所居之处，而天子后妃所居乃曰六宫。《周礼·天官冢宰》言：“王后帅六宫之人。”[5]郑玄注六宫曰：“正寝一，燕寝五，合为六宫。”六宫为皇后居住之所，所以往往用六宫代指皇后，如同后世用中宫代指皇后一样。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诸侯的消亡，三宫的含义有了变化。汉代就以皇帝、太后、皇后合称为三宫，也有称太皇太后、太后、皇后为三宫。唐代穆宗时又将两太后与皇后合称三宫。六院又作六苑，皆以后妃所居宫院（苑）代指后妃。六宫的概念至唐代已非专指皇后，而泛指后妃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所言“六宫”皆指后妃，而不是专指皇后。
所谓七十二嫔妃，不过是泛指皇帝后宫人数的众多。《礼记·昏仪》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6]可见早在诸侯时期，国君的妻妾已甚众了。实际上皇帝后宫侍妾的数目远比七十二多。《管子·小匡》即言：“九妃六嫔，陈妾数千。”[7]《礼记·曲礼》曰：“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郑玄云：‘妾，贱者，不入百二十人数。’”[8]秦汉之时秉承周制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妃制，以皇帝为中心，皇帝之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妻称皇后。由于秦的时代短暂，所以完备的后妃体制及其等级划分实际执行于汉代。汉代的后妃爵列八品：即：①皇后，②夫人，③美人，④良人，⑤八子，⑥七子，⑦长使，⑧少使。自汉武帝、汉元帝始，后宫三千嫔妃又扩至十四个等级。即①昭仪，②婕妤，③娥，④容华，⑤美人，⑥八子，⑦充依，⑧七子，⑨良人，⑩长使，[11]少使，[12]五官，[13]顺常，[14]无涓、共和、娱灵、保林等。东汉时又化繁为简，六宫仅有皇后、贵人之称，其下只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
南北朝时，宗承晋制，不过名目有所不同，如省去夫人，增置贵妃，将修华、修仪、修容更名为昭华、昭仪、昭容。至宋太宗时定九嫔名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而又列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为五职班，以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役。齐则明确于太子宫内设良娣、保林、才人三内职。北魏则增左右昭仪于三夫人位上，三夫人之下设三嫔、六嫔、世妇、御女、美人、女史、贤人、书史、才人、供人、使女、恭使等等。北齐承袭北魏，不过名目更为繁多，如三夫人称弘德、正德、崇德，九嫔以下称光猷、昭训、隆徽、宣徽、凝晖、宣明、顺华、凝华、光训等。至北周又化繁为简，中宫只有五夫人，其余无定数。
隋代依周制称三夫人为三贵人，即贵妃、淑妃、德妃。九嫔为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世妇二十七人为婕妤十二，美人、才人共十五。御女八十。
唐代的制度是：皇后下面，有四夫人，分别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夫人下面是九嫔，分别是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再下面是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类同周代的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类同周代的御妻。
金与宋皆和隋唐制无大异，唯金海陵帝时妃子多至十二，曰：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明代诸妃为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又立六局一司，一司为宫正司，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六局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每局又各领四司。
清代皇后称作福晋，是“可敦”二字之音转。因金代之皇后称可敦，清人本金人，满族即女真族后裔。但时代不同，清后妃制与金亦不同，其体制大体在康熙以后完备。皇后居中宫，下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为景仁、承干、钟粹、延禧、永和、景阳；西六宫为永寿、翊坤、储秀、启祥、长春、咸福。为了保持其种族的纯正，宫中规定不蓄汉女，不过在清后期就打破了这种旧制，非满族女子屡有被选入宫中为后妃的。
最后，谈谈皇后的人数。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天，皇后是地，皇后德配皇帝，当然皇帝与皇后都只能是一人。历史上的多数朝代都是按照这样的理解，只设立一个皇后。如果皇帝想要另立一个皇后，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等原来的皇后死掉；一是废除在位皇后。当年，武则天为了当皇后，费尽心机，以牺牲一个女儿的生命为代价才把前皇后王皇后给挤下去，然后她才获得皇后位置的。一个皇后，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也是后妃制度的常态。
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非常态的做法。赵翼说：“一帝一后，礼也。至荒乱之朝则漫无法纪，有同时立数后者。”[9]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奇怪的现象。三国时期的吴国皇帝孙皓的夫人滕氏得不到宠爱，于是，宫内其他嫔妃佩皇后玺绶者居然有多人。
刘聪僭位，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后死，纳刘殷女为皇后。后死，又纳靳准女为皇后，未几，进为上皇后，而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贵嫔刘氏为右皇后，又立樊氏为上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七人。后来又以宦官王沈养女为左皇后，宣怀养女为中皇后。
后周宣帝宇文赟初即位，立妃杨氏为皇后，其后自称天元皇帝，又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妃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不久进杨氏为天元大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元氏为天后大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陈氏又改为天中大皇后，而以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如此一来，则是有五个皇后了。这就是《隋书》所称“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袆翟，称中宫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无定数”[10]。当然，这纯粹是宇文赟的心血来潮之举，没有任何传统的制度依据。
二、如何选择后妃
1.乌鸦可以变凤凰吗——中国后妃的选择
古代是如何选择后妃的呢？一般而言，对于嫔妃的选择是没有多少严格的标准的，所谓选美在许多朝代是官僚、平民出身的女子都可以一起上的。这一方面是普通的宫女嫔妃的需要量大，而且都要是美女，如果在出身上有太多的限制，恐怕就很难找到符合需要的人了。另一方面，普通的嫔妃宫女涉足政治的机会比较皇后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社会上和朝廷对此也就没有过于严格的要求。
皇后则不一样，上上下下对此都是极为重视的。毕竟皇后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她与皇帝朝夕相处，对政治的影响非常人可比。皇后的选择得当与否常常关系到朝政的兴衰，因而，从皇帝本人到朝臣对此都是极为重视的，对标准的把握也是很严格的。古代是如何选择皇后的呢？这在不同的朝代是有许多差别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各朝各代都基本遵守的标准。比如出身就是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的。按照人们的要求和理解，皇后者，不仅仅是皇帝的配偶而已，她是所谓“国母”，因此她要能够母仪天下，为万民所景仰。这样的人当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才行。
首先必须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汉成帝时期的谏大夫刘辅曰：“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祇心，塞天下望。”[11]宋代中书舍人彭汝砺曰：“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国家安危治乱，宗庙之祸福，子孙之不孝是系。”[12]宋代士大夫范祖禹称：“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礼，四曰博议。所谓族姓者，臣闻古之帝王所与为婚姻者，必大国诸侯先圣王之后，熏贤之裔。不然，则甥舅之国也。不以微贱上敌至尊。”[13]可见出身和品德，才是选择皇后最为重要的条件。这里我们看到，在出身和品德这两个标准的地位上，是把出身放在第一位的，品德则是属于从属地位的。
对皇后人选的出身考虑反映的是等级性。等级性是阶级社会中婚姻关系的重要特征，它要求婚姻双方的阶级和等级地位相当。统治阶级为保持本阶级的特殊地位，将自己的通婚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西周时天子家族只能与各诸侯国的诸侯家族通婚。秦、西汉时期，豪族与皇帝联姻。《白虎通·嫁娶》曰：“王者之娶，必先选于大国之女。”东汉开始重视后妃候选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尽管东汉制度规定，入选后宫女子的家庭是“良家”，但事实上，东汉皇帝选立后妃时是遵循了一条“娶先大族”的原则。见于史载的东汉时期皇帝后妃中绝大多数家庭地位属社会上层。《后汉书·皇后纪》所载的17个皇后中有7人出自马、窦、邓、梁四大家族。社会舆论也认为“微贱”之人是不能立后的。
选择皇后强调出身的另一个理解是因为按照人们的逻辑推理，必须是族姓出身者才是具有品德者。所以必须是出身高贵的人才能为皇后，才能母仪天下。
那么，以出身作为选择皇后的最重要的标准对于选择一个好的皇后作用真的那么大吗？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皇后基本称得上是人中之杰，对于宫廷和朝政都有许多积极意义的影响。但是，这些似乎与皇后是否出身族姓没有什么关系。唐高宗时期的两位皇后王皇后和则天皇后，一位出身士族，一位出身庶族，武则天被宋庆龄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女政治家”，王皇后只是一个让人抱以同情的、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皇后而已。可见出身并不是那么管用的。宋代的皇后不也是如此吗？章献没有高贵出身，而宋代历史上章献皇后的作为是突出的。翰林学士王尧臣等曾上书称赞章献曰：“伏以章献明肃皇太后在先帝时，正位中壸，受遗辅政，垂将一纪，勤劳帝室，阜康生民，故盛烈丕功，非一惠可举。”[14]类似这样的对国政有积极贡献的出身平民的皇后宋代还有。其他的朝代这样的皇（太）后更多，如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是罪奴出身而成为名震史册的皇后的。而出身平民的皇后其绝对数和比例本来是很小的，然而却出现了这么多出色的人物，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平民出身者要成为皇后，殊非易事。还是以宋朝章献皇后来看。章献原名刘娥，是宋真宗从民间得到的一位女子。关于刘娥的史料都是记载说当年真宗听说蜀地的女子有才艺，专门托人给物色一位蜀女，于是一位叫龚美的从四川来东京的匠人把表妹刘娥介绍入宫。刘娥还真是不负蜀女有才的名声，很快就显现出了才华，《挥麈后录》称“章献素多智谋”[15]。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
这样的人当然是真宗理想中的皇后人选。然而刘娥的平民出身使得这件事变得复杂起来，也就是说，刘娥不够高贵，因而在士大夫们的眼中她是不够资格的。刘娥自己也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的。所以，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