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排统战工作和抗战工作的过程中，周恩来总是很善于抓住时机。桂林“八办”得以建立，中共南方局能够暂定落脚桂林，其实就是周恩来在武汉大撤退的南下途中，与白崇禧巧遇并定下的抗战战略“乾坤”。
1938年9月，武汉外围已被日军包围，保卫武汉的战事即将打响。从中日双方力量对比估计，武汉失守的结局实难避免，暂迁武汉的“中央政府”已做了必要的再撤退打算，临时首都里的各随行机关、机构及人员也随时做好撤退准备。这时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预见武汉失守沦为敌寇手中是迟早的事，所以早有打算，决定在中共长江局和驻武汉中共代表团失去功能之前，在南部地区另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也就是后来的中共南方局。
在从武汉撤退，南下、西上之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针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考虑到当时的战争发展态势，会上立即作出正式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统一领导南方各地抗日斗争的南方局，南方局暂设桂林，书记由周恩来亲自担任。
从日本侵略军方面来说，进攻武汉，扩大侵略范围是其预期的计划。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战略决定：进攻武汉，彻底打击国民党政府，逼其投降，或使之逃往重庆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占领中国沿海要地特别是广州和闽粤等地，以切断中国通往海外的海上通道，封锁中国外援渠道。6月24日，日本内阁又召开五相会议，形成决议并贯彻御前会议精神，决定：“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为前提，使对内对外各种措施一切适应于此。”为保证侵略目标的实现，日本政府再增拨临时军费25亿日元。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占领武汉就可以摧毁中国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共合作”抗日基地，从而也就可以控制整个中原，支配中国。
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积极应对，早有打算。早在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就向长江局发出关于敌情判断和长江南北作战的部署与指示，其中要求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建议：国共军队共同建立苏浙皖赣边、鄂豫皖边两大军区和皖南、皖北等六个辅助军区，使日军进攻武汉时处于我军战略包围之中。长江局在接到中央指示后，于1938年1月1日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以组织和准备新的抗战力量”，决定由周恩来草拟一份书面建议送达蒋介石。
1938年9月，正当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之际，日军集中兵力，为进攻武汉做准备。1938年9月30日，根据中央“为争取蒋介石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决定，周恩来在上午的会上作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后，考虑到情况紧急，于当天下午事先离开会议，携带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赶赴西安。
在武汉失守前的20多天里，周恩来为了团结国民党抗战，做了相当多的重要工作。他多次会见蒋介石，虽然最后未能与蒋介石达成几项一致的协议，也没有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但这些活动足以表达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并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战的诚意。这些做法或多或少坚定了蒋介石的抗战信心，并对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尤其对稳定国民党统治区军心、民心有着特殊意义。
在武汉外围战斗已经打响，武汉各大机关、机构、团体等大部队基本撤离后，10月24日傍晚，周恩来最后回到汉口鄱阳街1号，给即将上船南撤的郭沫若、胡愈之等送行告别。送走郭沫若等人之后，他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思考着如何为《新华日报》武汉版写最后一篇社论，这时候的周恩来显得比谁都冷静，其大将风度让人知道了什么叫镇定自若。就在当天所有人基本上撤走的深夜，他还亲自到《新华日报》编辑部与留下来坚持工作的章汉夫、朱世纶、林肖硖等研究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版报纸的版面。由于来不及书写，他只好口述了将于25日最后发表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由朱世纶记录，他自己修改定稿。社论大意是郑重宣告共产党只是暂时离开武汉，一定还会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当时已经停电，印刷工人只得用手摇印刷机印报，直到接近凌晨时分，报纸的清样才赶制出来。此时外围保卫武汉的守军指挥部来电话告知，说围攻的日军已迫近市郊，要求城内人员全部立即撤退。这时周恩来才要求章汉夫等人即刻撤退，并同留下来的地下党派来帮助的报纸印刷工人一一握手告别。临走前，他还坚定地说：“你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说完后就与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沿汉宜公路向沙市方向撤退。此时已是25日的凌晨，敌军进攻的炮声已清晰能辨。
在日本侵略军方面，为夺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重镇，不惜兵力，集中九个主力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再加大量的空军、海军与重炮力量，从水、陆、空三方面向武汉疯狂进攻。国民党虽然动用了130个师和海空军力量，蒋介石还亲任作战总指挥，对日寇的进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他实施的仍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方针，未能动员和武装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一起抗战，也没有在武汉外围以运动战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保卫武汉的会战中，即便消耗了日军两三万兵力，争取了一些战略转移的时间，最终仍没能守住武汉。10月24日，大势已去，蒋介石下令撤退，日军在没有遭遇太大抵抗的情况下，于25日轻松地占领了武汉。
虽说10月24日国共两党已经基本将人员撤出武汉了，但在撤离武汉的途中，人流集中、队伍庞大，一路上人多路窄、行路艰难，行动也比较缓慢。就在离武汉不远的湖北荆门，连白崇禧也没料到他乘坐的德国制造的指挥吉普车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抛锚了，按理说进口车性能比较好，又是指挥撤退大军的指挥车，理应走在最前面开道并安排一切事务，结果却成了最后的尾巴，这让白崇禧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心想他这个北伐的老将，指挥千军万马从桂林打到山海关都没有失手过，如今南下撤退回老家却遭遇这样的事，不知是不是天意。
正当白崇禧感到无奈、无助，甚至有些沮丧的时候，恰巧周恩来率领的小车队从这里经过。因为周恩来他们是最后一批撤出武汉城的，看到白崇禧在路边着急地走来走去，肯定也猜出此时白崇禧焦急的心情了。武汉保卫战的枪声已经越来越震耳了，抗战时期的白崇禧而白崇禧作为军训部长只是随机关负责指挥撤退，不是真正的作战部队，即使他再有军事指挥才能，手里没有部队可指挥，心里是没有底气的，更何况他还是国军中的高级将领和军事指挥官，是比较要面子的。这些周恩来都知道，出于真诚的关心，周恩来让司机把车停下来，走近白崇禧真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询问后，周恩来大致了解了情况：白崇禧随身警卫团队走散了，汽车一时半会也修不好，因为汽车配件是德国进口，不容易配上，兵荒马乱的，如果要等到从德国运来配件，那显然不可能；而从别的地方调车，通信又联系不上，因为当时车上没有准备电台，这事还真的有些麻烦。考虑到情况紧急，周恩来建议白崇禧说：“敌人的先头骑兵部队离我们不远了，还是与我同车先走吧！这样会安全些，一路上也有个照应。”周恩来这一提议，正是白崇禧心里所想，毕竟这个时候还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开始，双方虽为十年内战的冤家，但国民党中央与桂系又不一样，毕竟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些接触，而且还存在一些共同语言，有一些合作和一致的见解也不足为奇。不管怎样，在这个关键时刻多少还是让白崇禧有些感动。一路上两人交心长谈，周恩来赞扬桂系有革命精神，尤其称道白崇禧在北伐时能指挥桂军从广西一路北上打到山海关，确实是了不起。周还表示，现在广西各方面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团结抗日也是顺应潮流的大势，保家卫国，使百姓免受战火之苦是一种责任，希望今后国共在抗日合作方面有所作为，使广西成为真正的“抗日模范省”。白崇禧在危难中得到帮助，还一路得到真诚的夸奖和安慰，心里舒服多了，刚才那番焦虑和不安也算得到一些缓解。
周恩来感觉到白崇禧这个时候很高兴，对合作抗日的事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趁机表示共产党要在广西设立办事机构，想真诚与广西合作办些事情，并说设办事机构只是为了方便工作和团结抗战，不会挖广西的墙脚，给广西带来任何麻烦。周恩来诚恳的表白与光明磊落的想法让白崇禧基本消除了原有的一些顾虑，原来白崇禧一开始怕共产党与桂系抢地盘，所以还有些不太放心，毕竟统治广西的是李、白、黄三巨头，这事一个人答应下来确实有些为难。但现在清楚了共产党的意图，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也就比较容易应允了。所以他不仅允许共产党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还表示回到桂林后要指示警备司令部负责人王泽民司令对办事处的安全加以保护。就这样，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等办事处机构的事情顺利得到了解决，这真是“路上巧遇定乾坤”。
在与桂系合作抗日期间，由于桂系与蒋介石政权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抗战时期的桂林实际处于桂系与国民党中央若即若离的复杂环境中，所以这段时间桂系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发展持开明态度。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对桂系上层和中下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周恩来在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来桂林，指导和亲自部署“八办”工作，具体策划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而桂系内部和国民党部分民主派也比较支持进步的抗战文化事业，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这些都为桂林营造了一个比较宽松和自由的活动空间。
抗战时期的桂系，不仅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建设表示支持，而且还在与共产党合作方面开展了一些文化活动。
1938年12月底，周恩来在桂说服了白崇禧以团结抗日为重，切实保护在桂教育界、文化界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安全，并支持他们的抗日活动。事后白崇禧分别召见了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参谋长张任民、行营谍报组长杨继荣和绥署第一宪兵团团长邓光伦，让他们知晓抗日救国大义，并表示非经他本人批准，不许对桂林文化界进步人士和文化团体、报刊、书店进行搜查、干扰，更不得私下抓人。
正是由于良好的统战关系，即使是在“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加紧对进步文化的钳制和摧残，对进步人士和文化人大肆逮捕和杀戮之时，广西也没有采取一网打尽的做法，只是比较温和地先通知谈话再封门，甚至还帮着买车票、机票，开具证明，“礼送”出境等，这就为进步书店和进步文化人的转移留出了时间和机会。对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共产党员和文化人如夏衍、范长江等人，广西当局做到“以礼相待，送客出门”，让他们去香港。对进步书店的查封，广西当局接到国民党中央查封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命令”后，不像其他地方那样采取“闪击战”的办法立即封闭，而是先对生活书店“限期停业”，约生活书店的负责人谈话，限定三天内办理结束；其他进步书店如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则有时间隐蔽精干，如新知书店把桂西路的门市部转给文化供应社，而文化供应社冒险接收新知书店大批图书和部分人员，承担新知书店的部分发行业务，继续开展工作。这些其实都是以陈劭先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人士对进步文化事业暗中保护和支持的结果。
据著名记者范长江回忆说：“国新社总社为什么选在桂林，而不在重庆？因为重庆政治环境太坏，不能立足，桂林可以利用国民党广西派和蒋介石中央派的矛盾。他们允许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存在，也允许我们的一些文化事业存在。他们采取‘不干涉’政策，我们的工作，他们不过问，新闻不检查（在国统区，各地都设有新闻检查处），他们还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联系。表面上是蒋介石桂林行营主任的李济深，也暗中和李克农和我们都有一些来往，供给我们一些消息。”
另一位著名文化策划人和出版家胡愈之也表示：“抗战期间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士很多，为什么呢？因为1938年武汉撤退之后，到桂林比在重庆还‘自由’些，不像重庆那里国民党公开捕人，广西还文明些，不公开反动。桂系和蒋介石有矛盾，李济深、白崇禧说过：‘欢迎你们到广西！’那时候广西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许多人都愿意去。广西地方上政治空气比较好些，出版、宣传都可以适当进行，所以桂林就成了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
事实上，在“皖南事变”前后，桂系虽然逐步转向反共立场，对进步文化和文化人也实施过限制和摧残政策，但仍然与蒋介石政权有区别。在桂林“八办”被迫撤离时，周恩来致电李济深要求照顾全局，李济深即特别交代其秘书长张威随时注意事态动向，了解情况变化后及时向他报告，同时秘密传话给李克农，并亲笔通知“克农即走，上边清洗”，帮助桂林“八办”安全撤离。桂林“八办”撤退前夕，在办事处周围被军警特务包围，与外界联系困难的情况下，李克农仍然没有放弃做桂系的统战工作，他指示国际新闻社的张铁生在离桂前再找广西当局商谈，张铁生通过陈劭先的关系，向当局各层要员说明他们的朋友要暂时离开广西，并暗示蒋介石可能要借刀杀人，希望当局不要上当，共产党与广西的关系应善始善终。随后张铁生直接找省主席黄旭初面谈，黄也默许了对共产党和进步文化人低调放行出境的做法。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所指出的那样：“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次虽然转到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这些结果，不能不说是周恩来卓越统战工作取得的成效，而这也与其真诚与桂系搞好合作统战关系的努力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