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特别牛气的校长。时任晓庄师范学校的校长陶行知算是一个，他在大革命时期过后的白色恐怖日子里，连发3篇时评，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也算一个，他当面骂蒋介石是军阀，是社会流氓。或许有人说他们两人也仅仅是耍耍笔杆子、动动嘴皮子、发发牢骚而已，没什么实际行动，激进一点的动作都没有，够不上是最牛的校长或最牛的文人。
那真正最牛的人是谁呢？这还得数时任中国公学的校长马君武了，这位马校长是地地道道的广西桂林人。
有如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经说的：“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广西省政治办得好，有模范省之称，正是环境的影响，广西产武人，多军人，也是拔地而起的山的影响。”马校长耿直率性，这是不是与桂林的山有关呢？那就无从考究了。
马校长在抗战特殊时期的前瞻性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马君武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时，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性，文人自我的独立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担任校长职务需要受人管制，但他根本不把上级放在眼里，就连对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不假辞色。当时他还以维护人权为名，保护当时的共产党学员，并大胆开除和共产党作对的国民党学生，这在抗战时期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
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就连蒋总司令出面说情也不顶用。可见这个暴脾气的马校长在当时是何等牛气。
马君武在七十多年前牛气冲天，与蔡元培一起号称“北蔡南马”。马君武曾担任过教育总长、广西省长。他不但是中国第一个留洋工学博士，精通好几门外语，出版过几十部教科书，更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有一年，国民党机关组织请他填表，让他在“何时入党”这一栏填写下日期，他指着“何时入党”这一栏大发雷霆，对着让他填表的那人的额头骂道：“狗崽子，知道同盟会吗？知道同盟会章程是谁起草的吗？让我填入党日期，你是不是瞎了眼啦？”搞得那人好不尴尬。
马君武年轻的时候不仅性格刚烈，做起事来更是雷厉风行，毫不含糊。别看他是做校长当教授的文人，他的工学博士可不是吃素的，他还曾经做过炸弹呢！反清志士进行恐怖袭击的炸弹就是他的杰作。若要把他惹毛了，给你一拳还算是客气的，当年那个号称“清党”刽子手的陈群，就挨过他一记老拳。此等“直率近乎孩童，勇武略似鲁莽”的风格，在民国当年几乎找不出第二人，如此脾性在政坛上行走，自然难免碰壁，最终他只好退出了政坛。从此，中国政坛上便少了一个“勇夫”，却多了一个雷厉风行，对中国教育事业作贡献的大学校长。
1939年，已经59岁的马君武再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了。广西大学是由他在1927年创办的，并担任了首任校长。1929年，蒋桂大战，中原大战，校务停顿。1931年，粤桂战争结束后，马君武应邀回广西大学重任校长之职。1936年，马君武被排挤被迫离职。当他第三次担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已是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了。当时桂林因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聚集不少全国有名的文化人，成为抗日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当时不少知名的学者、文人都到广西大学或短期讲学，或长期任教，比如李达、王力、千家驹、李四光等。这个时期广西大学的教师阵容之强，可以说是建校以来从未有的。在大后方的各类大学中，广西大学也因此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
马君武作为一代“牛人”，纵观其一生经历，也着实很有特点。他生于1881年7月，1940年8月1日，因胃穿孔医治无效在桂林去世，人生虽短，但却轰轰烈烈。1905年刚满24岁的他怀着革命的志向，跟随孙中山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并担当了起草《同盟会》章程的重任，颇有革命家的风范。正因为他是同盟会创始级元老，所以敢与国民党中央叫板。
马君武曾任广西省长等要职，但因性格刚烈直率，不适合政道仕途，最终退出政坛江湖，于1928年10月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并亲自出任校长，干起了教书育人的工作来。1929年粤桂混战，粤军占领梧州，校务被迫停止，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广西远走上海，直到1931年5月粤桂战争平息后，才回到广西复任广西大学校长。1936年7月，因政见不一，受到排斥，马被迫离开广西大学，跑到广州谋差，就任培桂中学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再返桂林，致力于桂剧改革，第三次主持广西大学工作。这一时期对他而言，既算平静也算他最有成就的一段。
抗战时期广西的教育事业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可以号称“教育模范省”，从幼儿教育到国民基础教育，从基础教育到中等和高等教育几乎全面开花。虽然马君武从1924年至1940年，先后在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广州培桂中学等学校担任过校长，但这个时候的成就感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此时的马君武为推动抗战教育革命和抗战教育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广西的抗战教育搞得好，所以从1938年到1941年先后迁桂的高等学校有几十所，如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西南商专等。桂林还充分利用聚集的人才先后办起了国立桂林师范学校、省立艺术学校、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桂林美专、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苏友好协会开办的俄语专科高等学校。不少教育家、文化名人几乎都在高校任教或做外聘教授，尤其马君武主持的广西大学聘用的专家人才最多，如杨东莼、林励儒、马相伯、白鹏飞、徐悲鸿、李四光、千家驹、夏衍、薛暮桥、胡愈之、秦似等，这些都是相对长期的聘用教授。
桂林在抗战时期发展的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不仅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还直接为抗战服务，其以抗战救亡为主要教育内容，使学生抗战热情高涨，贴标语，搞宣传，发动民众，参加义卖，战地服务，搞得轰轰烈烈。
整个抗日战争，广西出兵百万人，仅次于四川，人均出兵量全国第一。广西学生军直赴前线英勇杀敌。抗战期间，为了让学生适应战斗生活，马君武大力提倡军训。广西大学学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戴军帽、扎皮带、裹绑腿，每日三餐，号兵吹号，学生列队进入食堂，有时候还要搞夜间演习。
桂林的抗战教育，也是桂林“文化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大的特点是以抗战救亡为中心，以培养地方抗战建设人才为目的。抗战期间的桂林，各类教育得到空前发展。从幼儿教育到大学高等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都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类学校100多所，省级以上教育会议、学术活动有140多次，教育书刊26种。
1936年，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国民基础教育中心也由南宁转移桂林，国民基础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连边远落后的山村也第一次出现了学校。不仅机关企事业单位、文人学者的子弟有书读，就连贫苦孩子、流浪儿童都能读书。虽然战时不能正常上课，但通过综合编队方式进行机动性教育，以乡镇为单位，将本地或外籍失学儿童编成国民基础教育队，运用“互教共学”的方法，利用野外和桂林天然岩洞进行教学，可谓是桂林战时教育的一大特色。每年计划扫盲达数万人，到1944年已扫盲达5万人。
抗战时期的马君武，不仅在教育上得心应手，颇有功劳，也最佳地表现了他的诗人情怀。抗战之初的1937年他就写有《抗日记事诗》五首，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时，他立马写下了《三·卅记事》，这一时期他还写有《马君武诗集》、《南社诗集》等等。
抗战时期桂林的戏剧改革也是出了名的，而桂剧改革是这场戏剧改革的肇始。也许很多人只知道当时桂林戏剧改革的旗手是欧阳予倩和田汉，都知道欧阳进行桂剧改革，田汉开展湘剧和平剧改革，但真正将桂剧纳入改革道路的却是马君武。因为在抗战初期，马君武就已在桂林组建了桂剧实验剧团，开始建设演出阵地，吸收了一大批桂剧名角，如谢玉君、尹羲、刘万春、方绍媛、庆丰年、金小梅等等，并以专业团队训练的方式提高他们的演出技巧。在剧团里还开办了成人文化教育班，实行成人扫盲，帮助演员提高文化水平。同时又对当时流传的桂剧剧本进行系统整理。当时桂剧的内容和唱词都很粗俗，基本上是宴会上和茶余饭后娱乐的一种方式，而且剧本也不完整，有些还是口授相传的，人物的性格与剧情都不相适应。马君武首先想到进行桂剧改革，将一种有两三百年历史，用来娱乐消遣的传统剧种进行改造。马的戏剧改革的创新精神，也算得上是他“牛”的表现。
当年欧阳予倩第一次来桂林，就是马君武聘请他来桂林专门从事桂剧改革的。1939年，马君武聘请欧阳予倩为顾问，对桂剧进行全面改革，欧阳予倩新编的桂剧剧本《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等演出都曾轰动全市，影响特别广泛。
马君武的“牛”或“傲”，其实是他直白本性的表现。1940年7月22日适逢马先生六十大寿，广西大学学子向他祝寿时，马君武在答词中以一副楹联概括他一生的言行，并以此勉迪后昆，联云：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办事。联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概括了马先生做人和办事高风亮节的风格。遗憾的是几天后，马先生便驾鹤归去了。对马君武一生的评价，周恩来曾题词称赞他为“一代宗师”。
如今在桂林湖滨路的马君武故居处，马君武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那：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湖山。后人评说这副对联“早洗净先前勇武之气，显得温情脉脉这般”。
抗战时期，正是有马君武等如此牛气的校长们起带头作用，发挥号召力，才使桂林“文化抗战”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