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战时期叶剑英在桂林骑上高头大马去作抗日形势报告这件事，还得从国共两党在南岳的湖南衡山共同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及共产党与桂系的特殊关系说起。
在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
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关系处于相对友好的“蜜月”期。为明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战略方针，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有300多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在会上，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的白崇禧很想打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针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一直失利的情势，也想趁此召开军事会议之机，借鉴共产党军队运用游击战取得局部抗战胜利的经验，于是他直接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及重要内容详细介绍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考虑到自抗战以来，国军正面战场失利太多，损失太重，鉴于共产党的游击战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日军造成打击与创伤，能够扰乱日军的战略部署，有利于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于国民党及其军队抗战是有好处的。所以，在会上蒋介石不仅痛快地接受了白崇禧有关学习借鉴共产党“游击战”经验的建议，而且作为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还正式决定要在南岳衡山举办国民党部队学习“游击战法”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会上蒋介石决定训练班主任由他自己亲自兼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应邀担任国际问题的讲师。同时蒋介石和白崇禧等还迫切要求共产党方面派出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去教授全部的游击战术。
考虑到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大局，以及全面抗战的特点，同时也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叶剑英当即商量同意，并立即电告了党中央，请求中央意见。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同意并马上批复，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组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
周恩来与叶剑英在南岳与蒋介石协商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确定在桂林组建南岳游击干训班中共代表团后，于1938年12月3日经衡阳到达桂林。12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为昭告中共在南方各地下党组织，方便工作联系，他们在桂林联名致电各地地下党组织，称：“周、叶已抵桂，南方局暂设此，特此通知。”电文的标题就是“南方局在桂林成立”。这个内部通电实际上表明南方局在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示南方局组织机构在重庆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经在桂林存在并开展工作了。
考虑到当时处在战争迁徙环境下的国民政府陪都是重庆，为方便国共两党在南方地区的合作抗日，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最终设定位置，16日南方局又特地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称：“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南方局的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等。此后他们还在桂林进行了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和有关南方局的组织机构筹备与建设工作。
作为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叶剑英，在与周恩来具体商定培训内容，拟定培训计划，确定代表团人员名单后，决定军事教官由叶剑英、边章伍、薛子正等担任，具体承担游击战争内容的教学任务。教材内容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实践经验编写的。政治教官由李涛、吴奚如、李崇等担任，教材内容主要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论持久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等编写的。中共代表团教官成员分工编写的教材内容经集体讨论后定稿，然后再油印成讲义。由于准备充分，教学内容大多是从实战中总结的经验，所以内容比较生动、具体，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1939年2月，叶剑英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挑选出吴奚如、李涛、边章伍、薛子正等一批教员，经过统一集训后随叶剑英从桂林一同前往南岳开展工作。中共代表团共有30多人，一同住在南岳镇上的一个地主庄园“桔盈园”内。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有学员1000多人，培训过程比较顺利，效果也很好。第二期，正值国民党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时期，学员只有400多人，国民党不很重视，而且在训练班中开始散布反共言论。这一期训练班里，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上等兵作掩护的从事抗日和越南革命活动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也化名“胡光”，以办事处新闻台少校身份参加了培训，并在当时的同学通讯录中有胡光的名字。第三期，因南岳被日机轰炸，搬到湖南零陵办班，参加的人就更少了。共产党方面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员和中共代表，一直坚持到1940年3月第三期全部结束后，才撤离培训地。当时第三期同学通讯录中也有胡光的名字，但1939年底胡志明因与越南国内派来的共产党代表在广西边境的靖西、龙州一带接头，实际上没有参加。
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举办期间，叶剑英作为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成员之一，除了主持南岳游击干训班工作，也十分关心南方各中共地下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经常到各地给予具体的工作指导和帮助。所以，从1938年底到1939年这一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来到桂林，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城内机关驻地，前后算起来有半年多时间。
叶剑英在桂林期间，支持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民主人士黄琪翔将军曾把他位于东江七星岩附近的泗合别墅“龙正泉”公馆让给叶剑英作为临时“叶公馆”，叶剑英则将这处住宅改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这样既方便了办事处代表南方局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系，同时又起到隐蔽与掩护的作用。
在桂期间，叶剑英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城内机关的一间小屋里。叶剑英生活上相当随便，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平时对待办事处的战士、工作人员以及附近群众也总是和蔼友好，打成一片，不拘小节，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总爱与同志们一起生活，一起娱乐；每天与大家一同吃大锅饭，喝南瓜汤，吃白菜粥，从不另开小灶或加菜；平常一有空闲就与战士们聊天、打乒乓球。同时他还特别注重与桂系各层开展团结抗日的活动，并且很善于利用各种场合与机会做桂系高层、各民主党派和文化人的统战工作。
1938年12月初，是他第一次从武汉撤退南下，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一道经湖南长沙、衡阳、衡山来到桂林。在桂期间，他应广西大学进步教授千家驹的邀请，到该校向广大师生作抗日时事报告。
1939年1月下旬，当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到桂林集训时，得知叶剑英也在桂林，便通过《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经理张尔华的关系与办事处李克农处长联系，特别邀请叶剑英去作报告。叶剑英接到邀请后，爽快地答应了，去到该团作了题为“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抗战形势报告。报告中，他不仅精辟地分析了武汉撤退后中日战争进入二期抗战阶段的新形势，而且就怎样才能停止敌人进攻，阐述了“只有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正规军的运动战与游击队的游击战相结合，才能在敌人前面挡住敌人，在敌人的后方或侧面拉住敌人，并且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坚持持久抗战。特别在演说中，他考虑到学生军中有许多来自讲粤语的地方，为拉近与学生军们的距离，他还时不时插入一些粤语，语调幽默，语言流畅，不时引起全场欢笑和阵阵掌声，演讲效果极佳，他独特的宣传方式，幽默的演讲风格使学生军们更加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也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
1939年4月21日叶剑英应邀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全体师生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报告。
叶剑英在1939年5月21日的这次演讲尤其特别。得知叶剑英在桂林小住几天的消息，时任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兼任着广西地方当局以培养村、镇、乡、街基层抗日骨干而举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校长（名誉校长），实际全权负责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工作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直接受八路军桂林领导的教育长杨东莼，实际主持着干校的全面工作，考虑当时干校教学采用的是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教学模式，而且当时的桂系上层与共产党高层、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都很密切，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去干校作抗日形势宣传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也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好方法。所以经杨东莼提议，黄旭初以省主席的名义出面邀请，再经黄旭初向白崇禧请示与商量，最终由白崇禧等众多桂系高级军政要员亲自陪同的一次极为高规格的抗日报告会就产生了。
当天，叶剑英去东郊天圣山“干校”为师生作抗日报告时，在白崇禧等桂系众多军政高层的陪同下，叶剑英骑上高头大马与白崇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大群战马载着一大批高官浩浩荡荡来到天圣山校区，受到全体师生们的热烈欢迎。操场上，叶剑英精神振奋，报以最大的热忱，慷慨激昂地向全体师生们生动、激情地作了一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抗日形势报告，几乎全程热烈振奋，全体师生与陪同前往的桂系军政要员们都感觉备受鼓舞。
当时受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在干校任指导员的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文艺家司马文森就在《救亡日报》上发表通讯《叶剑英将军谈战局》，对此次演讲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叶剑英在桂林期间的活动影响最大的，当属参加5月28日桂林各界团体在乐群路李子园储才学校大礼堂联合举办的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大会，会上他所作的《积小胜为大胜》的著名演讲将此次大会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此次座谈会由生活书店同人自治会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听众达1000多人。由于他精彩的演讲充分调动了听众的积极性，所有听众十分踊跃。他在演讲中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后的时局，指出我们虽然在战略方面还是以持久来对付快速，可是在战术上则可运用“用全力求小胜”、“以大力打小仗”的办法，来消耗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准备反攻的力量。一定不要忽视小胜，而要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他说，我们在战略上的防御和战术上的运用，一切都是为着进攻，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这一时期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扫荡报》和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都曾先后发表了叶剑英的《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文章，为扫清在国统区流行的“亡国论”，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增强抗战最后必胜信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6月，由于中共中央来电催促他去重庆开会和南方局机构建设事宜，叶剑英由桂林经贵阳赴重庆协助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工作，在桂林留下了骑马作抗日报告的有趣故事后，结束在桂林的工作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