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这片土地上追寻伟人的历史足迹，这并不困难。历代的文人墨客曾这样称道桂林的山山水水：“仙姿神态桂林山，如情似梦漓江水”；“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五岭皆炎热，易居独桂林”。尤其近现代更有陈毅元帅的“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山”的美妙诗句盛赞桂林的绚丽风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早就享誉全国，影响世界，桂林也素为古今中外游人向往和迷恋。所以在桂林寻找历史名人、伟人的足迹还是比较容易的。
桂林的历史文化包含着山水文化或者说山水旅游文化。自从唐代李勃、元晦开辟隐山和南溪山第一批旅游景点以来，桂林的山水旅游无不透示着文化的气息，桂林的山水文化与历史文化始终是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如今的桂林山水旅游已经成为一张世界名片，旅游中的国际品牌。但桂林作为国家公布的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文化内涵虽然丰富，历史文化遗存也保存不少，可历史文化这张名片却一直体现不出分量，不被很多人所知晓，甚至连桂林人自己，尤其是后生之辈更是知之甚少。桂林的历史文化究竟有多丰富，又有些什么人到过桂林呢？
自唐代李勃、元晦开发桂林第一个旅游风景点以来，历代名流墨客旅桂观光者和客居桂林者数不胜数。翻开历史的第一页，可以看到古代有史禄、米芾、袁枚、颜延之、余靖、黄庭坚、范成大、周去非、柳宗元、李秉绶、朱唏颜、徐霞客等；近代有孙中山、康有为、唐景崧、龙启瑞、蔡锷等；现代有周恩来、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何香凝、马君武、陈嘉庚、蒋介石等。这些历代名人墨客不仅为桂林写史、补传，传播文化，推动了桂林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且也为桂林本身增添了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
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桂林，她不仅是全国仅有的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而且位居交通枢纽线上，成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后方城市，是广西的首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共产党对桂系的统战作用，为桂林形成全国性文化中心创造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所以短期内，全国大批文化人集聚桂林，各社会团体及文化机构纷至沓来，各类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和书店、出版社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高亢激昂的兴盛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抗战初期的文化救亡热潮。使“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唯一的抗日文化中心了”。
由于桂林抗战文化具有全国范围和国际性特点，知名度高，影响大，特别有那么多文化名人在桂林生活、战斗过，他们的生活轶事，传奇经历，鲜为人知。他们每一段经历的背后，都是一个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比如，在观音山下，何香凝怒斥蒋介石10万元支票诱惑拒绝去重庆，而宁愿“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故事在当时桂林山城传为佳话；柳亚子穷困潦倒，却一身傲骨，坚持正义，在丽君路租住屋为自己写下的诙谐自嘲的对联，让人感慨万千；茅盾在一间别人让出的简易厨房里，一头放置油盐酱醋，一头做写作用的破桌子上经历他一生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李克农领导八路军战士智斗特务的破坏与捣乱，巧妙摆脱敌特的跟踪与盯梢，确保各种情报信息畅通无阻的神奇故事，等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与背景下，才有了抗战时期周恩来连续三次的桂林之行。
历史上的这些文化内容与信息也正是人们感兴趣的桂林红色旅游的亮点与焦点。加上桂林抗日活动、抗战文化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斗争具有特殊作用，桂林的抗战文化与文化遗存又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有着较高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教育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一生中只来过桂林四次，其中抗战时期的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仅6个月时间里就连续三次来到桂林，这足以见得桂林的地理优势、政治环境、人文因素和特殊地位对当时中国抗战影响的无比重要，说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中国抗战的历史作用也极为特别和巨大。
周恩来来桂林的具体时间也许大多数人都知道，是1938年12月、1939年2月和1939年4月下旬至5月初。可是每一次到桂林的目的和具体活动内容就鲜为人知了。
其实周恩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连续三次来桂林，是因为抗战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因为在广州、武汉沦陷以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时的桂林已是中国仅剩的几座未被日寇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桂林特殊的地理优势，又是连通西南、华南、华东、华中的重要交通枢纽，还是抗日大后方和通往新四军地区的重要通道。而且在上海、广州沦陷后，由海外通往国内的物资运输线，只能通过越南的海防入口进入广西，桂林便成了这条通往海外最便捷的生命线上的重要中继站。再一方面，是由于广西桂系的开明政治，主张抗日救国。因此，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便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周恩来为实现广西和整个南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做好桂系和广大文化人的统战工作，便有了他连续三次的桂林之行。
在广州、武汉沦陷前夕，眼看武汉失守无疑，必须做撤退准备。党中央根据时局的变化，决定要在南部地区另设共产党的领导结构。在武汉南撤途中，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统一领导南方各地抗日斗争的南方局，书记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并决定暂设在桂林。同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正式建立，由善于情报工作、号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担任处长。12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相继抵达桂林，为昭告南方各级中共党组织，方便联系工作，周、叶联名致电各地：“周、叶已抵桂，南方局暂设此，特此通知。”而且电文标题就是“南方局在桂林成立”。
后来考虑国民政府陪都迁往重庆，为国共合作对等，方便工作（因南方局实际是中共中央派出机构，驻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局改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所以，桂林“八办”既是公开的八路军设在桂林的办事机构，对内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担负着中国南部地区红色抗日指挥中心的重要角色。
开展统战工作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法宝在抗战期间的桂林也一点不假。党中央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其目的就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对桂系及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
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总是很善于抓住时机，真诚相待，以真情打动人的。
桂林“八办”得以建立，其实就是周恩来利用在武汉大撤退南下途中，与白崇禧巧遇，一路同车南下，在路途中达成协议的。因在撤出武汉不远的地方，白崇禧乘坐的德制吉普指挥车抛锚，恰巧周恩来的小车经过，看到白崇禧在路边着急地踱步，出于真诚的关怀，周恩来让司机停下车来，关切地询问情况，考虑到白崇禧的安全，周恩来告诉他说：“敌人的先头骑兵部队离我们不远了，还是与我同车先走吧！”这让白崇禧很是感动，经过一路交心长谈，周恩来赞扬桂系有革命精神，在北伐战争期间表现极为突出，不仅各方面基础与条件好，而且团结抗日也是顺应潮流的大势，保家卫国，使家园的百姓免受战火和外侮之苦也是一种责任。同时周恩来还表示共产党在广西设立办事机构，只是方便工作和团结抗战，不会挖广西的墙脚。周恩来诚恳与磊落的表白，让白崇禧打消了一切顾虑，他不仅允许共产党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还表示回到桂林后指示警备司令部对办事处的安全加以保护。据抗战时期担任广西三青团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先回忆材料称：白崇禧回到桂林后还特别交代了桂林警备司令部司令王泽民对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常安全加以保护。桂林“八办”的筹建也因此比较顺利。
为真正实现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桂后，对桂系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实际上也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尤其是周恩来对桂系各层及广大文化人的大量、细致的统战工作，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化运动的形成、兴起、发展，起到积极的领导和引导作用。
周恩来一生当中四次来到桂林，他每次来桂林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留下了些什么信息呢？
具体考证与整理后，其实他的这四次桂林之行的时间和活动内容是这样安排的。
1938年12月初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桂林，主要是为了桂林“八办”的设立和《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等事宜。到桂后，他首先与郭沫若一起拜会了白崇禧，白不仅表示欢迎和支持，答应资助一些复刊经费，并且还答应每个月拨付200元的办报经费。12月8日，周恩来还应桂林各界邀请出席了在桂林大华饭店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还在会上作了抗日形势的讲话，并号召全民一致抗日。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应蒋介石之邀在桂林商讨有关“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事宜等问题”。会谈中他与蒋介石针锋相对，而且敏锐地指出：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集体加入国民党显然是不可能的，部分加入工作不好做，那也是变节，而且于国民党不利，也是不敬。坚定的立场和睿智的辩论弄得蒋介石无言以对，只能对此事作罢。不久南方局来电催促到重庆建立南方局机构事宜，他由秧塘机场乘飞机去了重庆。
1939年2月15日，是他第二次由重庆到桂林。主要是送**去皖南新四军军部赴任，并亲自去解决项英与**之间的矛盾，路经桂林。这次他又应白崇禧的邀请，与**出席了2月16日召开的“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了《军训工作之重要》的演讲，在会上，他号召“不仅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还要准备着明天的胜利决战。”会后还出席了白崇禧的招待晚宴。第二天傍晚，也就是大年除夕之夜，他与**在办事处的交际科长邱南章和警卫员刘九洲的陪同与护送下，一同乘火车北上前往新四军地区。
1939年4月23日是他由皖南新四军返回重庆中途第三次来到桂林。这次的主要活动是亲自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而且在桂林停留的时间也稍长一些。在桂林期间，他不仅看望了李济深、白崇禧等高层人士，还会见了许多黄埔军校学员和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要员，广泛联系在桂的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进一步做好民主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同时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路莫村（现桂林始发站西侧）的龙王庙连续作报告和传达党的文件精神三个半小时，向桂林各界共产党员、社会名流、全体办事处人员约200多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当时形势与任务进行分析。会上他还将自己随身使用了十多年的一支派克牌钢笔送给了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的曹瑛同志（因当时曹瑛做记录没有钢笔，只有铅笔，很不方便。如今这支钢笔已是桂林“八办”纪念馆的一级文物，并陈列在展厅里）。会后又回到城里的办事处听取了李克农等人的工作汇报达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才肯休息。之后他还接见了《救亡日报》的记者姚潜修，并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5月6日，由于南方局来电催促他回延安开会，他才从桂林二塘机场乘飞机经重庆回了延安。
有关这三次活动的详细情况，当时的《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均有相关的报导和记载。
周恩来同志抗战时期虽然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连续三次来桂林，但每次都因公务繁忙，来去匆匆，无暇他顾，未能好好观赏一下桂林的美景风光。而且是每次来桂林只是短暂的几天，都因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或作重大决策等，在中央及相关部门来电催促中匆忙离开桂林，更谈不上去游览桂林的山山水水和绚丽风光了。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但对桂林这片热土怀有深情的他，还时刻惦念着这片土地。1960年5月中旬，他率团出国访问归来，途经桂林时，还在紧张的行程中决定在桂林停留一下。他与陈毅等在榕湖饭店稍作休息后，便匆忙登上漓江上的游船，与陈毅、邓颖超、张茜一起视察漓江。这次在漓江的游船上，他还是无暇观看漓江的自然美景，只是一路听汇报，在地图上找地名，规划着漓江的生态建设，仔细审查着正在兴建的青狮潭水库的蓝图。到了兴坪漓江最风景最漂亮的地段，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与请求下，他才登上船仓顶上饶有兴趣地观赏了一会儿桂林的山光水色。在阳朔停留休息时还留下一幅他们四人在桂林的合影照片，即1960年5月14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张茜同志在阳朔的一个凉亭里休息时的合影。回到桂林后，他们连晚饭都没顾得及吃，就匆匆乘坐北上的列车离开了桂林。
如今周恩来同志抗战时期来桂林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都已开辟为进行红色旅游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全国百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以旧址为依托建立的纪念馆又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首批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现在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和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旧址的救亡室、电台室、周恩来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龙王庙旧址都已作复原陈列对外开放，每年都要接待几十批越南游客参观和部分老同志及家人故地重游。每年的观众参观量在36万人次以上。
今天这些纪念地既是追寻革命先辈足迹，学习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精神的重要场所，也将在桂林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