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去的时候，生活很不习惯。那里没有电，当地农民天一黑就睡了。他们舍不得点灯，那灯油是用鸡蛋换的，金贵得很。干校的人用马灯，倒是挺亮，就是相当费油。
有那么两天，经济所杜浩智低头鼓捣着什么。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干得特别专注，原来他在试着用墨水瓶做油灯。先在瓶盖儿上钻个眼儿，然后穿一根棉捻儿，再往瓶里灌些煤油，就大功告成啦。他捧着这个宝贝去军宣队报告，说这是他发明的墨水瓶灯，比马灯省油，希望推广使用。所里有人私底下说风凉话：“中国两千年前就有油灯了，怎么成了他的发明？”“他那个灯倒是比马灯省油，可也远不如马灯亮啊。”军代表倒也不傻，知道在巨大的棉花仓库里点鬼火般的墨水瓶灯行不通，此事不了了之。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食品。可那些东西都放在箱子里，而箱子又都集中堆放在一个仓库里，门上了锁取不出来。母亲跟狗熊叔叔商量：“这些日子吃得实在太苦了，不瞒你说我带了些食品，可都在箱子里，取不出来怎么办呀？”狗熊并不正面回答，他摇头晃脑地背了几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母亲心领神会，晚饭后带着我假装散步去了仓库。我们绕着仓库转了两圈，发现有一小块门板是活动的，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摘下来。仗着身材瘦小，我从那个缝隙挤了进去，果然是“初极狭”继而“豁然开朗”。找到我们的箱子打开一看，那些宝贝都在！我迅速取出几件，再从箱子堆里爬出来，心中窃喜。就这样，我们每隔一些日子就去“挖宝”，等宝贝挖得差不多时，食堂的伙食也逐渐改善了。
当地供销社只出售两种食品，一种是像黑泥巴似的水果糖，一分钱一块，除了甜味儿什么味都没有；再有就是“大众糖饼”。这糖饼极其坚硬，里面有白糖馅儿，牙口不好的可吃不了。一次狗熊叔叔开玩笑，说他不小心把糖饼掉到地上，只听“当啷”一声！我母亲笑弯了腰，说：“你这掉的是糖饼呢还是袁大头（银元）啊？”他继续调侃：“一口咬下去，差点儿把牙硌掉。吐出来一看，原来是块冰糖。怎么还设这种陷阱啊？”
学部下干校，当地农民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下放干部好，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罗马表。”大概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帮装穷的有钱人。
下放干部普遍穿得破是真的。当时社会提倡艰苦朴素，很多干校学员都穿打补丁的裤子。董辅礽叔叔的裤子尤其破，补丁摞补丁。就连当时担任副所长的老干部、马列主义老太太冯秉珊都看不下去了，说：“你穿得也实在太破了，简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那些原先整天坐在书斋里读书、写论文的脑力劳动者，怎么会把裤子磨破？
说干校的人吃得好，实在不敢苟同，特别是刚下去的那几个月。或许我们感到缺少营养、难以下咽的伙食，在农民看来还是美味佳肴。
东岳逢双日有集，农民把自家出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刚去时没事干，跑到集上转悠。我看到有人卖樱桃，心里痒痒的，便询问价钱。那人说一毛五一两，我还觉得挺便宜，就买了一两。他从筐里随便抓出几个递过来，我问怎么这么少？他说一两就这些。后来我们到公社中学借读，有个农民子弟抱怨：“都怪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人，把物价给抬高了。以前我们这儿的樱桃卖一毛五一斤，现在变成了一毛五一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十倍的价钱买了人家的东西。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
看见北京来的人，就把价钱抬上去。这也不能全怪农民，干校学员也有责任。一次俞平伯先生到集市上买河虾，他大概从来没买过菜，问人家多少钱一只。卖家一定偷着乐吧？虾都是论斤卖的，哪有问一只的价钱。大家都怪他太迂腐，这不是明摆着帮人家往上抬价吗？！
俞平伯先生特别喜欢逛集，还为此赋诗一首：“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北头供蔬菜，南首卖鱼虾。”
后来食堂伙食逐渐改善，小卖部开始卖酱肉，两毛钱一盘，大伙儿都觉得特解馋。狗熊叔叔最喜欢吃肉，每顿饭必买。吃完又后悔，觉得太费钱，对不起老婆……
干校学员除了带家属者，绝大多数都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即便是夫妇俩都在学部工作，一起下放，只因不在一个所，也不得不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里。如今社会进步了，有人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两地分居问题，可当时却没人理会这些“臭老九”的正当需求。中国人好脾气，什么都能忍，可也有个别忍不了的。哲学所严家其一个人去了干校，夫人高皋却留在北京。有一次他请假去信阳看病，到了信阳买张火车票直奔北京。千里迢迢赶回去，只为了跟老婆之间的“一夜情”。之后立马往回赶，回来居然没被发现。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还是传开了。大家都笑他没出息，当然也有人暗中佩服他的勇气。
干校精神生活极为贫乏，不过知识分子会自娱自乐。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时兴学唱抗日歌曲，广播里总是播放什么《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在太行山上》等。董辅礽叔叔嗓子好，主动承担给大家教歌的任务。他一句一句地教唱，那嘹亮的男高音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
干校还有一项文娱活动——观看露天电影。放的片子就那几部，什么《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被人们戏称为“老三战”。每次看电影军代表都先把大家集合起来训话，然后就让连长（经济所干部）把队伍带走，而他们却从不跟着一起去看。等人们回来时，往往看到军宣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不知里面神神秘秘在干些什么。
1972年7月，学部干校接到命令要迁回北京。这些军宣队的人临走前随意乱扔东西，办公室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经济所的公用信笺，上面写满了打百分的记录。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每当干校学员去看露天电影的时候，军代表们在忙此等“公干”。
1971年4月，学部干校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住进一座废弃了的军营。军队驻地的院子树木繁茂，道路平整。营房是正规的砖瓦房，很宽敞，每个大间大约140平方米，安排住进经济所的一个排（研究组）。门前屋檐下有回廊，即使下雨的时候从外面进屋，也不会把泥水带进来。虽说还是睡大通铺，但居住条件远比东岳的棉花仓库要强得多。
明港镇在京广线上，位于驻马店与信阳之间，交通便利。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里集市贸易发达，供销两旺。“文革”期间，农民哪怕是种一点自留地，或在自家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偷偷摸摸的。当时农村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个县城都设有市管会，专抓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农副产品的人。明港却没人管这些，给人感觉好像不是中国的地盘似的。
这时干校学员已不再干活，集中精力清查“五一六”分子。经过在东岳近一年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家松懈下来，每天三饱两倒。很多人开始做小锅饭，捕鱼捉蟹，整天琢磨怎么让自己吃好。
河南农副产品价格低廉，集市上有不要粮票的大米，鸡蛋七分钱一个，小公鸡一块钱一只。本来当地人不吃甲鱼（俗称王八），可学部这些人跑到集市上买甲鱼炖着吃，结果把当地甲鱼的价钱都抬高了。
那段时间经济所与文学所共用一个食堂，掌勺的大师傅以前是张闻天的厨师，手艺了得！他的拿手好菜是甲鱼炖肥鸡，味道堪称一绝。人们给这道菜冠名为“霸王别姬”，颇为形象、有趣。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军代表们似乎嗅出了什么，像泄了气的皮球，远不如以前那么神气了，对下放干部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
干校后期，食堂伙食越来越好，可还是明令禁止学员去集市贸易上买东西吃。一次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后不许再到集市上买老乡的花生，谁要是买了让我逮住，立刻没收！”刚开完会，他就找到当时在食堂担任采购的狗熊叔叔，说：“喂，一会出去买菜的时候给我带两斤花生。”狗熊叔叔愣住了：“您刚才不是说……”指导员打断他的话：“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会悄悄的吗！我马上就要探亲了，总得给家里捎点东西。”狗熊叔叔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军宣队也是人，也爱吃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