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46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强制性扭曲，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通过劳动锻炼能够改造人，可实践证明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笔者打电话给当年同住一室的陈长源阿姨，问她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么。她说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杨绛先生于1970年底听说钱钟书先生要提前调回北京，是那么高兴。可后来得知这是误传，又极为失落。杨先生坦承：“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杨绛：《干校六记》）
学部从1969年11月“先遣队”下干校，到1970年8月上旬，学员先后分四批到达，共1858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8000亩平川，其他一无所有。
要说学部下放人员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数人们辛辛苦苦在东岳盖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这些房子在1971年4月4日我们搬迁到明港之后不久，就被当地农民几乎拆光了，干校学员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东流。农民为何敢哄抢干校财产？估计是因为这些财产归属不明，而农民又实在太穷，且缺乏法治观念。据说当时中央把这个干校交给了河南，河南交给了信阳，信阳交给了息县。到底由谁来接收，并不明确。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只保留近代史所和考古所。这不奇怪，当时最高层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有人认为与其跟着学部这条“泰坦尼克”一起沉没，不如弃船而逃，于是主动调走。经济所陆续调走的人有王湘元、李国强、王庆瑞、赵银花、邵广礼等，全学部在此期间走了三四十人。
干校期间，学部这个单位悬在半空，使用的公章都是“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所”，军宣队的正式名称也改为“×××驻原学部宣传队”。经济所原来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可那些办公室早已全部清理移交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都搬到学部大院一号楼底层。其他研究所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学部职工，在干校期间表面上干劲十足，内心却十分茫然，惶惶不可终日。
幸好当时的总理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1972年7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那些1964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最初满怀心志，希望通过潜心钻研，日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可来了之后先是搞“四清”，紧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干校，直到1976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有的研究所下干校时把图书馆的书扎成一捆一捆地带下去，直到人员返回北京两年后，才把图书运回。一些珍贵的图书资料经过这一折腾，损失不小。
我家下干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在大院一号楼三层，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很多空书架。那些高大的墨绿色铁书架，不知是哪个所图书馆的，扔在过道里没人管。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普遍缺少家具，于是偷偷把那些铁书架搬到家里用。说不清这是借还是偷，反正家家都那么干，法不责众。我和哥哥两人一个晚上就搬回来三个。同住在八号楼二层的顾准伯伯也用这种铁书架摆书。就连住在七号楼一层的钱钟书先生家里，两面墙壁摆放的都是这种借用的铁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