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们不都是人品好、学问高的好人吗？”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在亲友、同事当中是有名的。
记得刚下干校那会儿，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老经济学家骆耕漠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骆老是个知识分子老干部，某些方面很像顾准伯伯：早年参加革命，没上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58年因潘、杨事件受牵连，被削去职务，贬到经济所。“文革”期间更被打成“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冠以“叛徒、特务”嫌疑，一直挨整，没人敢跟他沾边儿。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东岳是黏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变得异常泥泞。骆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来。可骆伯伯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经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中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诉他雨夜行走千万别往亮处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90年代初，骆老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到这样一件事：干校期间，他因挨整被彻底孤立，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只有张纯音悄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你可千万要挺住啊！”几年后，高建国见到笔者，谈到那次采访。他说骆老讲那件事时老泪纵横、激动不已，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那句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呀！”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
顾伯伯的胞弟陈敏之在他故去后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会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在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