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张纯音致陈敏之
敏之同志：
您好！
这次在北京见面，看到您身体如此之好，真高兴。所科研处给您寄去的写传记要求想早已收到。据悉院部考虑到40篇传记如果篇幅太长，就得分两本出版，而他们只想出一本，这样每篇只能写八千到一万字。
关于顾老在经济所的一些情况，我回忆了一下并与赵人伟、陈瑞铭等商量了一下，写了一些片段，供您参考（吴敬琏的电话没打通）。我觉得，他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这点用您生花之笔可以着重展开写一下，这点很重要。
祝
全家安好！
张纯音1988.5.6
附录二：张纯音致陈敏之信摘录
▲ 顾老是个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他对各种人类文化成果都很注意吸收，不但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十分熟悉，在这方面的造诣颇深，而且对吸收外来文化也很积极，既不简单化，更不盲从。现在人们往往容易有片面性，一讲自力更生，就闭关自守；一讲改革开放，就对西方东西生搬硬套。顾老如果活在今天，一定是个颇有深度的、能结合我国国情的杰出的改革家。早在1956年，他所写的有关价值规律的文章，就充分说明他的思想不闭塞，不是墨守成规，人云亦云；在那时他就大胆地对南斯拉夫经济做出自己的评价。
▲ 顾老一贯主张民主，主张多元化，认为在政治上要有制衡，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迷信。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现在越想越对头。
▲ 顾老是个硬汉，在强权面前从不屈服。“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给本所的人前后共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是实事求是的，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任意写不负责任的话。“文革”初期，有几个红卫兵到所里来，要顾老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顾老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老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以后顾老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
▲ 顾老是个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五十年代他在综考会工作，一次出差到黑龙江。那时正值“一边倒”时期，别人见到苏联专家一般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顾老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因选地点问题，同苏联专家争执得很厉害。以后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时，反对苏联专家就成了他的一条重要“罪状”。
▲ 顾老平时不畏强权，对任何一级领导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与此同时，对一般同志，特别是对年轻人却十分热忱，大力提携。1972年从干校回北京后，他一方面埋头读书和翻译，同时也常常跟年轻人一起交流思想，还亲自动手帮他们修改译文，从不吝惜时间。一次赵人伟同志要顾老帮助看看译文，那天他本来是要去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为了帮助年轻人，从早到晚给赵人伟连续讲了七个小时的翻译技巧。他甚至对中小学生也爱护备至，常在晚饭后给他们讲一些有意义的历史故事。
▲ 他虽然在政治上累受挫折，但对祖国、对集体始终充满了感情。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房山劳动，每天收工后，吃过晚饭常独自一个人去工地看看第二天劳动的用料有没有备好，还经常满腔热情地在劳动中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虽然当时有个别人批评他爱“指手划脚”，但绝大多数同志对他热爱集体的精神都深受感动。在河南干校时，傍晚收工后，别人都在休息或干些自己的事，他却一个人去剥蓖麻子，他认为蓖麻油是国家工业需要的一种润滑剂，自己能搞一点就搞一点。
▲ 顾老看问题很敏锐。他读历史经常结合当今现实，做到古为今用。他曾说过，古罗马帝国曾经繁荣了很长时期，可是到后来，城市居民吃大锅饭，养了一大批懒汉，罗马帝国的衰落同国内存在着一大批懒汉直接有关。（《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可能有类似观点。这本书我借给别人看了，现在手头没有，无法查找。）
▲ 他在治学方面十分刻苦认真。“文革”前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
▲ 1974年冬患肺癌，他自知生命不能长久，不能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便立下遗嘱，愿死后将遗体供协和医院作解剖用。可见他在病危之时，还想到如何最后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作点贡献。
▲ 顾老常说：“我的眼睛总是向前看的。”确实，平时和他相处，总是听他讲工作计划，有什么打算或对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分析等。他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不幸遭遇或光荣历史。
附录三：点滴回忆
骆小元
我的爸爸骆耕漠，是1908年生人，年长顾准八岁。他们两人初遇是1940年，两人在新四军盐阜根据地一度搭档，分别任盐阜行政公署财经处的处长和副处长。我妈妈唐翠英和顾准的妻子汪璧也都在财经处工作过，两家人的深厚情谊就是自那时开始的。1949年5月随新四军解放、接管上海后，我爸爸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兼计划局局长，顾准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他们共同致力于抑制上海延续了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恢复了上海以及华东地区的经济活力，支持全国渡过了解放初期的经济困难。1953年我爸爸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物价总局局长，顾准也调北京任国家建工部财物司司长。1957年，我爸爸因受“潘汉年事件”牵连，顾准因被划成右派，他们先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此后直至顾准去世，他们一直都在一起，期间也一起度过了“文革”、下放干校到河南农村去的艰苦岁月。
顾准去世那天，天气非常冷，寒风凛冽。晚上八九点钟，我又陪着爸爸去医院看望顾准叔叔。那时爸爸视力已经很差了，经常是由妈妈和在京工作的我二姐小予、20岁的我，陪着他去探视。
进到病房，看到顾准叔叔时，他的脸色煞白煞白的，更显得很文质、隐忍、孤傲。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但一听到爸爸在他枕边的轻声话语，马上就睁开了眼睛，吃力地点点头示意。我扶着病床栏杆站在他的对面，当顾准叔叔把目光慢慢转向我时，我像小时候一样欢快地唤他：“顾叔叔，顾叔叔，我是小元！”他的嘴角瞬间溢出一丝丝笑意，紧接着，泪水便盈满了他黑亮的双眸。到现在我都难忘顾准叔叔在走到生命尽头时，目光多么的清澈，那一定是因为一生光明磊落、心底干净。
那天晚上，爸爸一直握着顾准叔叔的手。顾准叔叔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两个几十年的老友就这么静静地手握着手。在那种高压政治的年代，他们经常这样相对无言而心灵相依。也许，那时那刻，他们又再以这种熟悉的方式，在郑重地、有尊严地道别。
离开病房，扶着爸爸迎着寒风。沉默了好久，我对爸爸说：“顾叔叔流泪了，大滴大滴的。”爸爸心情沉重地说：“看到你，他一定是又想到了他的孩子们，想他们能来看看他啊！”当天夜里，顾准叔叔就和我们永别了。
“文革”结束后，顾准的小女儿顾秀林要来家里看望爸爸。顾秀林和我的三姐小红是小学同班好友，那时她常来我家玩，进进出出犹如回自家一样无拘无束。我一直揣摩着，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爸爸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她呢？当身材高挑的顾秀林跨进家门，和爸爸握手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成年的她，神情、身姿都像极了顾准叔叔！爸爸对她非常非常的和蔼亲切，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临别时还鼓励她：“风雨已经过去，要努力，要向前看！”
事后谈及，爸爸对我说：“文革”期间很多事情都被颠倒是非了，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承受着太大的政治压力，一时难辨曲直啊。你顾准叔叔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他在心里是谅解儿女的，只不过始终是心存希冀而已。顾准是我的好朋友，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他一定希望我能好好地待他的孩子们。我会尽力帮助他们的，我和你妈妈会永远对他们敞开家里的大门。
我爸爸妈妈都是甘愿为朋友雪中送炭的人。顾准自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起，便一次次遭受政治磨难。爸爸妈妈从没有避讳过，反而对顾准和汪璧阿姨格外好，他们的友情从未间断。“文革”前，爸爸妈妈经常请顾准夫妇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顾准叔叔也总是亲热、幽默地和我家姐弟说说笑笑。“文革”初期汪璧阿姨去世以后，不论是下放干校的艰苦日子，还是回到北京顾准孤独多病期间，我妈妈总是让爸爸带给顾准南方的菜品和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也经常请他来家里一起过年过节。走麦城的顾准叔叔在我们家孩子眼里，仍旧是风度翩翩、妙语连珠的，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爸爸2008年去世了，他以百年长寿战胜了一生的艰难坎坷，他为顾准叔叔这些故去的战友们守望到了国家经济腾飞、社会文明不断推进的新千年。父亲们留下的，是不凡的坎坷经历、博大的精神情怀。从父辈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力量和文明精神的不朽，他们值得子孙后代永远景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