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伯伯于1974年12月3日病故。屈指算来，至今已整整40个年头。笔者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干校的时候认识顾伯伯的，直到他去世，长达五年。在“文革”那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岁月里，我与顾伯伯从初识、到相熟、再到成为忘年交，是一段永远不能忘怀的经历。那五年也适逢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目睹顾准伯伯对追求真理的执着，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恶势力的不屑，对晚辈的谆谆教诲，再加上我跟他在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这段经历使我受益终生。
我虽然是在干校期间认识顾伯伯的，可那时他是监管对象，处境特别恶劣，时不时会挨斗，动辄得咎。记得一次我从公社中学放学回来，路过集市的时候给他买了个香瓜。他特别高兴，掏出小刀刚要切，不巧让排长看见了。他大声呵斥：“顾准，你这瓜是从哪儿来的？”吓得我心怦怦直跳……所以，尽管我喜欢跟他聊天，但要特别小心，得趁没人的时候，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受顾伯伯影响最多的时期，还是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之后。
1972年初，我从干校返回北京。由于没地方住，只好投奔当时在兰州的父亲，随即考入甘肃省歌舞团乐队拉小提琴。不久，因患慢性肝炎回北京养病。
这是我跟顾准伯伯交往最多的一个阶段。我家因下干校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我们成了近邻。
自从“文革”开始后，顾伯伯一直在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交代、劳动中度过，没有任何私人空间，更没有搞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此时，人们忙着清查“五一六”，对顾准这样的“死老虎”已经不感兴趣，放松了监管。他不仅拥有一间单独的住室，而且行动也很自由。伯伯赶紧趁这难得的机会，开始着手探索研究。为了解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花十年的工夫，对东西方历史做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娜拉出走后怎样？”这是鲁迅先生曾提出的问题。顾准重新提出，意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他甚至已经拟定了将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
顾伯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那段时间大量阅读，经常是一两天就读一本书。他读过的书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左传》《史记》《战国策》《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中世纪史》《日本史》《经验与自然》《经济动力学》《国外科技动态》……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
他每天白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晚上经常跟母亲和我聊天，谈他的思想、他的研究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有一次跟我们谈到中日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日本是近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互补。中国有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日本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这两个国家要是能合作，力量可不得了。”他还戏称自己是“亲日派”。
还有一次谈到台湾，他告诉我们：“台湾经济已经起飞，正在高速发展，是真正的‘大跃进’。一个小小台湾的年出口额，超过了整个中国大陆。”我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听到如此颠覆性的描述，惊讶之极！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国人还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顾伯伯了解到的上述信息，相信来自他所阅读的国外经济学资料，而这些资料都是从经济所图书馆借的。感谢图书馆长宗井滔先生，“文革”期间一直坚持购入国外最新资料，使顾准能够及时了解、吸收国外六七十年代经济学思想及经济动态，站在学术最前沿。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点极其不易。
顾伯伯认为，将来大陆与台湾之间最终应该实行“邦联制”，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可行途径。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一观点也跳脱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此时，顾伯伯的妻子汪璧自杀已近五年，孩子们跟他断绝关系也有六个年头了。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怀念亡妻、思念儿女，这种情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跟他聊聊天，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的痛苦。他把我当成晚辈，倾注了很多关爱，在学习、生活、做人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指点。
那年我18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极有学问的师长，无论问到什么问题总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我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那时求知欲极强，囫囵吞枣地读书。可顾伯伯却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例如，他年轻的时候曾坚定地信仰过那个神圣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他放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伟大的事业”中去。可经历了种种残酷现实之后，他痛苦地发现，他所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天堂并不存在，有的只是进步。”一次，他跟我和母亲感叹：“天堂固然好，路有冻死骨。”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来北京探亲，他很快也跟顾伯伯成了朋友。父亲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69年下干校。两年后干校解散，把他发配到兰州电力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蹉跎岁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
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伯伯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伯伯去北图，父亲到他的房间读书，晚上伯伯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
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读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顾伯伯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伯伯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