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伯伯外表看上去有些高傲，我行我素，内心实际上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脾气有点儿倔，不了解的人会感到难以接近。
记得刚从干校迁回北京那会儿，顾伯伯和李云等四人被临时安排住在八号楼一层东侧的一个大房间里。他们找来几个高大的铁书架，在背后糊上牛皮纸，当做屏风，把彼此隔开。这样每个人就享有一小块儿半封闭的“领地”。房子正中有个炉子，顾伯伯常坐在炉火边读书。
一天，经济所刘某某来学部大院上班。也许是天气冷的缘故，他先跑到顾伯伯他们的住室，边跟人聊天边用火钩子摆弄炉圈儿，吵得伯伯无法读书。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没见人家在看书吗？你给我出去！”刘觉得有点下不来台，悻悻地出了门。刚走了没几步，想想不对，自己这个革命群众怎能让一个老右派给撵出来？他迅速返回，在顾伯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他嘴里拔出香烟扔到地上，然后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伯伯先是一愣，然后愤然站起，怒目而视，吓得刘某某一溜烟地跑了。
事后顾伯伯跟母亲说，其实刘这个人本质不坏，就是没有脑子。接着他半开玩笑地用上海话说了句：“聪明面孔笨肚肠。”顾伯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所有伤害过他的人都不记仇，一律宽恕。
顾伯伯在生活中不修边幅。他经常戴一顶藏青色呢子帽，日子一久帽檐开了线，从一侧耷拉下来，他也不缝。后来干脆将帽檐扯下来，就戴那顶无檐帽。母亲看了还跟他开玩笑说挺好，像是西方人戴的贝雷帽。后来“贝雷帽”里面的白色衬里也开线了，他又将衬里拆下来，戴在头上，看上去像个穆斯林，有几分滑稽。他就是这样我行我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顾伯伯平时抽烟抽得特别凶，一支接一支。而他又非常节俭，老是买那种八分钱一包的劣质烟。据说这种烟的尼古丁含量很高，对肺部伤害极大。我非常担心，极力劝他戒烟。可他却说：“我这个人早熟，从十几岁就开始吸烟了。几十年下来烟瘾变得很大，做学问的时候全靠吸烟来集中精神。虽说理智上明白吸烟有害，也曾多次尝试过戒烟，结果都失败了。”
顾伯伯为了节省时间，每天都吃食堂的大锅饭，去北图看书就带两个冷馒头。母亲对此十分忧虑，劝他给自己做点可口的东西吃。他却说： “I eat for work， not work for eat.”（我是为了工作而吃，不是为了吃而工作。）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把所从事的探索研究看得比命还重。
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过去的一些经历。
他说：“1940年，我一边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著书立说，一边在之江、圣约翰等几所大学教书。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已经可以挣到300多块大洋了。那年我才25岁。可是为了革命理想，舍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徒步走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顾伯伯问母亲：“你知道上世纪30年代，300多大洋是什么概念吗？”母亲说：“我当然知道。那时我家雇个用人，每月只要两块大洋。300多大洋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了！”
他还讲过这样一件往事。刚解放时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一座小洋楼给他住。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作为孝子，他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他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还有一次，顾伯伯跟我们谈起1952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一事。他说：“我心里很清楚，那次整我、把我打下来的人就是薄××。说来话长，这事跟解放初期上海的税收方法之争有关……”
接下来他跟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个时候薄××是财政部部长，他要求上海的税收工作搞“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是解放区用的老办法：先确定一个城市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个税额摊派到各个行业，然后在行业当中大家来评议谁该交多少税。这个法子适合纳税户少、账册不健全的中小城市。而顾准则坚决反对在上海用“民主评议”的办法收税。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到接近垄断规模的永安公司，小到路边的纸烟店，多如牛毛，且彼此之间差距巨大，怎么个评法？他认为这样做最终只会导致不合理的摊派。作为会计学家，顾准很了解上海的情况，一般大一点的厂商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用查账的办法征税。为此，他从已关闭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挑选了十几位会计师，聘请他们做税务局的特约查账员。薄××对顾准居然改变解放区全面实行的税收方法十分不满，一再要求他恢复“民主评议”。而顾准却认为这在上海行不通，坚持据账计征。顾伯伯告诉我们，他曾为如何征税的问题，当面跟薄××拍着桌子争吵。
后来这件事惊动了上海市委，陈毅市长专门找顾准和潘汉年到他家谈这个问题。在听取了顾准的汇报后，他也赞成废除“民主评议”，采用顾准的“自报、查账、店员协税”的方法。也是在陈毅的大力支持下，顾准的税收方法得以执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仅在1951年3月份，一个月内，便征收了一亿八千万（新币）的税款，相当于1950年同期的六倍。为此，陈毅、曾山、潘汉年等多次表扬顾准的工作做得好。
这场争论自然也捅到了中央。在事实面前，中财委主任陈云于1951年12月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这个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按说上海税收方法之争至此尘埃落定，可薄××却从此对顾准怀恨在心。他很讨厌顾准的抗上和不服管，一次在华北局负责人会议上说：“顾准再不听话，就让他没饭吃！”
1952年2月上旬，上海开展“五反”运动。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席大小会议。2月25日，薄××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三反”“五反”的领导机关）主任的身份到上海指导工作。此时的顾准完全没意识到厄运将至，还于2月28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市委作了关于“五反”的广播讲话。可是仅仅过了一夜，在29日市政府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突然高调宣布：上海市委已从高级干部当中，捉出八只“大老虎”（当时称贪污犯为“老虎”，贪污额在新币一万元以上者称“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其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犯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在历数他的一系列罪状之后，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人们听到这里目瞪口呆，会场上一片寂静。顾准懵了，对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更难以接受。他深感痛苦、迷茫……
顾伯伯后来跟我们说：“当时指控我的那些罪名根本不属于‘三反五反’的范围。我是个非常廉洁的干部，就算工作中有什么做得不对，也跟‘老虎’完全沾不上边。这是薄××挟中央对我打击报复，实际上是公报私仇……”
为了理清这段公案，笔者最近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薄××于1952年3月3日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写的报告中点了顾准的名，那一段是这样写的：“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这充分证实顾准伯伯当年说的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