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值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暨南大学南迁至福建建阳。外公因大舅患肺病，不能一同前往。后来，他到沪江大学任教，并在大夏和光华两所大学兼课，外婆则在私立培成女中教书。
那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数变，个别教授甚至靠摆摊儿过活。外公、外婆两个人的薪水合在一起，不够买一担米，很难维持八口之家的生计，更何况家中还有个病儿。他俩拼命到处兼课，外公累得体重减了三十多斤，还是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外婆忍痛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四库备要》和《图书集成》等书籍。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同事中有的当了伪国大代表做了官，有的丧失民族气节成为汉奸。他们对此极为鄙视，立刻与其绝交。
当时留在上海的，还有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他是外婆程俊英“五四”时代的老朋友，这时期跟外公、外婆过从甚密，常约他们到家中品茗闲谈，参观他藏书楼中的各种书籍、文物。他也常到外公他们这边来，彼此拳拳，互以“保持民族气节”相激励。
郑振铎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就在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走的第二天，他来到外公家，焦虑地说：“外面风声很紧，敌人到处抓人，我不能呆在家里，先在你这儿过一夜，然后再想办法找个藏身之所。”外婆一听赶紧打扫亭子间，换上干净被褥，同时张罗晚饭。外公也诚恳地说：“您就长住在这儿吧。我家阳台上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藏身。汉奸×××找我开会，我就是躲在那儿混过去的。如果有人敲门，您也往那儿藏，很安全的。” 郑公大受感动，说：“你们如此殷勤招待，使我感激涕零。可我不能连累知己……”次日凌晨，他还是悄悄地走了。
郑振铎先生还是个渊博的学者，涉足的学术领域十分广阔。抗战期间，他养成了收集古籍和文物的癖好，俨然是一位收藏家。他有时购得珍贵古籍，如四函善本《金瓶梅》等，家里藏书楼实在放不下，就寄存在外公的书斋里，直到抗战胜利才陆续取回。
一次，郑振铎拿来一份报纸给外公他们看，上面刊载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的谈话：“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密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两千万册，为数且与日俱曾……”他气得脸通红，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们欲研究孤本秘籍，还要到国外去找，岂非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合力买古书，阻止外流如何？”当时在座的还有暨大教授周予同，他长叹道：“买书我是赞成的，可哪来的钱呢？”郑公瞪着眼，久久无言……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一次，他兴冲冲地赶来，说买到了《脉望馆钞校古本今杂剧》。他说：“这部书是国宝，其中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共六十四册，几乎每种都是可惊的发现……我患得患失地失眠了三夜，生怕它流入异国，终于以九千元成交。”外公、外婆听了，深为郑公那热爱祖国文化的痴情所感动！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此时，大舅张正奇肺部的结核菌经脊椎传到大脑，病入膏肓。外公悲伤欲绝！ 为了挽救爱儿生命于万一，他找到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岸的美国军舰，说明情况，要求见船上的军医。美军出于人道考量，允许他登舰。外公向军医咨询，国外有没有发明什么新药，能救孩子一命。医生遗憾地告诉他，到目前为止结核病还是人类尚未攻克的医学难题，表示无能为力。不久之后，年仅18岁的大舅就去世了。仅仅过了两个月，用于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问世，外公为爱子没能等到这一天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