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女士的《干校札记》写的是“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以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河南息县办干校的故事。虽然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但那些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读起来仍然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徐方是当时学部所属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张纯音女士的女儿。1969年下干校时她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属于干校人员的随带家属，就在当地农村的学校里借读。因此，从总体来说，她是干校经历的旁观者；但是，由于她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所以她又成为干校生活的亲历者。特别是在干校后期和回京初期，她的妈妈张纯音和我们其他几个人都成为顾准指导下学习英语和经济学的学友，于是，徐方（小名“咪咪”）也就随之成为我们几个人非同代的挚友。
我认为，咪咪所写的这些札记的一大特点是其真实性。一名作为非完全亲历者的少年，要把当年的故事写得真实、准确和动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她在这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工夫。除了自身的超常记忆以外，她还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查阅了许多相关的文献。就以非正常死亡来说，她对袁代绪和郭谨议这两位的死亡时间、地点、情节、原因和所属的研究组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当时干校除了这两位是由于过度劳累而死亡之外，还有因安全事故防范不严而造成的死亡，如拖拉机翻车事故。作者没有把这两类死亡简单地归为一类，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同样是安全事故防范不严，既有造成伤亡的，也有并未造成伤亡的，后者如经济研究所的塌窑事故。可见，要做到所述故事的真实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上世纪60年代史学界有一场关于“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讨论。我想，不管持什么观点，尊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一切描述和推理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研究特别强调实证分析，换言之，首先要把“是什么”搞清楚，然后再探讨“应该是什么”。如果没有实证分析作基础，规范分析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咪咪所写的札记，在方法论上是符合研究工作的一般规律的。
咪咪所写的札记多数是一些小故事。不过，小故事中却含有大道理。如果我们能从这些小故事中悟出大道理，就能上升一步，做到以史为鉴，开拓未来。
就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来说，札记中的许多记述是颇为感人的。札记中主要记述了知识分子中两个群体的遭遇：一个是1949年以前已经功成名就的群体，包括钱钟书、陆志韦、丁声树、吕叔湘、何其芳、巫宝三、严中平等；另一个是50年代的海归群体，包括关淑庄、孙世铮、汪友泉等。
除了这两个群体之外，札记中还涉及其他知识分子：一是着墨不多的解放以后新培养的知识分子群体，二是着墨甚多的顾准。顾准是革命家兼学者，并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是属于自学成才、异军突起的一类，同上述前两个群体相比，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异类；但是，作为革命家，从开国之初到1974年离世，他又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异类。他的这种双重异类身份，使他的生活极其艰难，不仅多次被革职，而且两次戴上右派帽子。他在夹缝中求生和求真，在学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艰苦卓绝。20多年来追忆顾准的文章已经不少，不过，札记中所写的张纯音母女同顾准的私人交往仍然使人感到特别的亲切和动人。
至于解放以后新培养的知识分子群体，“文革”期间除了参加政治运动以外就是从事体力劳动，札记中对这一群体着墨不多是很自然的。不过，从总结经验教训和推动改革发展的眼光来看，对这一群体的培养和使用才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兴盛，是要靠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不妨插上一段有关人才培养的小故事。
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紧接着于当年9月就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上层拟邀请经济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去参加接待。但是，经济研究所从1964年“四清”运动（也称社教运动）批判孙冶方以来，已经有八年没有从事研究工作，无法同美国经济学家交流，因此这两位专家只好婉言谢绝。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的哈佛大学教授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访问之后写了一本书，其中写道：“经济研究所是一个相当大的和享有盛名的研究机构，但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仍然遭受某种迷失方向之苦”， “大学自文化革命以来仍处在混乱之中。学生和身体健康的教员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工厂和人民公社同群众相结合”，“我冒昧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观点：尽管防止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变成一个特权等级是重要的，但是，你不可能在工厂里面造就出第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而这样的人是不容许在青年时代浪费光阴的；他们在三十岁或四十岁时把创造性的才华消耗殆尽（burn out），随后就成为学术领导人（academic statesmen）”。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否完全准确可以另当别论，不过，他要求青年时代不浪费光阴这一点总是千真万确的。
“文革”结束以后，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新一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命运进行过短暂的讨论，例如当时就讨论过中关村知识分子中年早逝的问题，文艺界也出现过像《人到中年》那样感人的电影。如果说，80年代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生活之艰难上面，那么到后来“钱学森之问”出来之后，就涉及更深一层的问题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可以由一条线穿起来的。我希望，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多少能对现实和未来提供有益的启示。
整个“文革”都处在恶斗之中，干校也不例外。在这篇读后记里，我没有必要去重复描写那些恶斗的场面。在这里，我是想寻找恶斗背后那些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我从来不相信人性中只有恶的一面，或者只有善的一面。在我看来，当法制、教育、道德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好的情况下，人性中善的一面是可以得到发扬的。反之，则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在恶斗的环境下，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在权钱交易和物欲横流的环境下，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我想，即使在客观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是不可能被泯灭的。札记所回忆的干校中张纯音母女偷偷将奶粉送给顾准滋养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有的人则因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即使没有物欲横流的环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有强大的自制能力。丁声树婉拒搬到部长楼居住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事情是这样的：从干校回京以后，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很差，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盖了一些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的房子。位于钓鱼台宾馆附近的南沙沟住宅区（俗称部长楼）就是其中的一处。丁声树是50年代的一级研究员，有资格住进南沙沟的部长楼。但是，当组织上安排他搬家时，却被他婉言谢绝。所以，他家一直住在三里河一般干部宿舍区（是我家的邻居），直到他变成植物人送到医院为止。丁声树不仅淡泊于利，而且也淡泊于名。他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许多年，但不同意写上他担任主编，而仅仅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丁声树确实不愧为学术界的善人。我们不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吗？而社会是由一个一个人所组成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多一些像丁声树这样的善人，那么，和谐社会不是就有了很好的微观基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