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仗义豪侠、乐于助人的人。记得“文革”初期，一次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孙冶方伯伯家，赶紧跑到他家去报信。结果孙伯伯赶在抄家前夕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母亲跟我讲到顾准伯伯后，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时整个气氛“左”得出奇。食堂伙食很差，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不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孩子，不引人注目。
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搂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在接头。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
后来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住所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炉子”是用十几块砖搭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还被指派照看炉子。瞧见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可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干校后期，工作重点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已不再干体力劳动，每天集中精力搞运动。顾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放松，开始着手艰难的探索研究，他要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是易卜生创作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她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毅然出走。娜拉勇敢地寻找新生活，激励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批进步青年。可是，鲁迅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可出走之后呢？也就是说，破“旧”了之后如何立“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取得了成功。
顾准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特别1959年下放到商城，在那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提出这样一连串疑问：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什么会出现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研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顾伯伯当众说：“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顾准日记》附录）
那本《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在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这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作用。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