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在海外求学或已经毕业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满腔热情奔向祖国。然而，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学文科的，归国之后却被整得灰头土脸，遭遇令人扼腕。笔者在干校期间，就曾直接接触过这样几位。
汪友泉
汪友泉阿姨是我们住在公社粮管所时的室友，当时已经五十出头，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倒在床上唉声叹气。她是个直性子，敢讲敢说。我们俩的床挨着，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聊天。
汪阿姨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回国后到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她的文笔很好，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阿姨的丈夫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按说事业有成。可杨先生有化解不开的乡愁，他说：“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举家迁回。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杨先生的事业也就此终结。他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干校搞基建要脱坯，有一道工序叫“踩泥”，得光着脚在泥里面踩来踩去，起搅拌作用。军代表让汪友泉阿姨干。她从来没干过这种活儿，不知该怎么踩，可能也有点儿不情愿，结果被军代表狠狠训了一顿，骂她是资产阶级，训得她直哭。
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得到水塘边去洗衣服。母亲身体不好，我不忍心让她干，于是一个人要洗两个人的衣服。当时正值十冬腊月，塘水冰冷刺骨，洗衣服绝对是个苦活儿。汪阿姨叹气说：“唉，想当初在美国，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的……”我听了瞪大双眼：“什么？衣服还可以用机器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说洗衣机，别提多好奇了！赶忙问：“那机器长得什么样儿？”她反过来问：“你想象中会是什么样儿？”我说：“应该是一个大桶，里面装满水，有几根木棒来回搅拌。”她听了哈哈大笑说：“大桶里装水是对的，但没有木棒。”没想到我们之间的闲聊，居然让人汇报给军宣队了，李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裳。”汪阿姨听了气得要死，私下里跟我说：“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杨雪章先生于1964年患肾病去世，躲过一劫。“文革”初他们家被抄，后来经济所落实政策，要归还抄家的东西。汪阿姨说别的都不要了，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
从干校回北京后，我和母亲还去过汪阿姨家做客。她的大儿子杨安中回国时九岁，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出来就被外边的孩子欺负，还骂他是“美国佬”。可当我们见到安中时，他早把英文忘光了。他们兄弟三人因“文革”耽误了学业，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很是可惜。
改革开放后，汪友泉阿姨和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听说她现在在加拿大，已经95岁了。
关淑庄
土坯房盖好后，我们跟关淑庄阿姨同住一室。关阿姨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戴副金丝眼镜，满头银发，腰板笔直，一副学者派头。她讲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的。
关阿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由于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占据着中国席位，因此那些年她实际上是在为台湾当局工作。这使得她回到大陆后格外抬不起头来，“文革”初更被怀疑是美蒋特务。
关阿姨原来学的是计量经济学，回国后根本吃不开。她曾对赵人伟叔叔说：“你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跟我所受的完全不同。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你们那种论文我写不来。”写不来只好不写，结果业务就逐渐荒废了。
关阿姨回国前其实一直有顾虑，可是先于他回国的夫君丁声树先生一再写信催促。直到1956年的一封信，才促使她最终下了决心。信中说：“我所以劝你和孩子早日归来，是因为新中国需要你，你也需要在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中陶冶一番。孩子更不用说了，她本是新中国的女儿，不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祖国服务，这是多么光荣多么美丽的事啊！”
说到丁声树先生，那可是非同凡响。他是学部语言所一级研究员，在语言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在中国语言学界是不多见的。1932年，他刚25岁，就写出成名作《释否定词“弗”“不”》一文，发表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里。本来这个论文集是没有稿酬的，可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看到该文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观点新颖，功力极深，竟破例给了他二百大洋稿费。这件事说明丁先生早年学术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从1961年开始，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丁声树先生继吕叔湘先生之后，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中国首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凝聚了丁先生后半生的心血。1966年“文革”开始后，丁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游街，研究工作戛然而止。
1970年3月，丁声树也来到干校。语言所还算照顾他，只让他干烧茶炉、养鸡等轻活儿。虽说是两口子，可他们却只能各自住在本所的集体宿舍里。干校学员每隔十天休息一次，叫大礼拜。这时丁先生会从语言所干校点赶来探望夫人。因为是休息日，宿舍里的人都在，完全没有隐私。结果他俩说的都是一些桌面上的话，什么“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听起来怪怪的。
关阿姨有时也会跟我们拉拉家常。她说自己实际上是满族人，原姓瓜尔加。后来满人统一改姓，他们就姓关了。她家隶属镶黄旗，是前清贵族，因此才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上燕京大学，继而赴美国留学。在哈佛读书时，有一次看到一帮人手持乐器吹吹打打朝她走来，还以为是什么节日。结果人家说是因为她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了哈佛经济系多年的纪录，为此授予她金钥匙奖，那些人是来向她祝贺的。
关阿姨1956年决定回国，联合国秘书处为她送行，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形木头包装箱，把她家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等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到达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把那一带的交通都阻塞了。后来统计局征得他们夫妇同意，把大木箱拆了，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办公桌椅。
“文革”后期，丁声树先生又重新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社会地位迅速跃升。这时他们的女儿丁炎已二十好几，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心地非常善良，又听父母的话，关阿姨为女儿择偶开出了极其苛刻的十大条件。如今我已记不全那十大条件，只记得其中四条：一、共产党员；二、红五类出身；三、大学毕业；四、身高一米八以上……让人不禁想到按图索骥的故事。
当时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可一看这十大条件都摇头，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结果居然就有人介绍了一个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年轻人是贫农出身、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身高一米八几……丁家一看，乃大喜，于是很快就成了亲。丁炎跟他头几年过得还行，生了一个女儿。可到了1979年10月，丁声树先生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后来病情逐渐恶化，竟成了植物人。丁家这位乘龙快婿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抢班夺权。他要求丁炎交出装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肯，他竟把丁炎关在厕所里痛打一顿。这位顶着十大优越条件的女婿，不良居心终于暴露。关淑庄和女儿丁炎痛下决心将其扫地出门，结果他留下孩子，离婚后净身出户。
这段婚事伤透了丁炎的心，从此以后再也没嫁。她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一手造成的，也许关阿姨事后会很自责吧。
20世纪80年代，一次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这时翻译赶过来帮忙，钱纳里笑了，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跟得过金钥匙奖的关阿姨在哈佛是同班同学。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再次相见，他们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书，继而到哈佛深造。后来关淑庄阿姨带着外孙女也去了美国。1992年，经济所赵人伟赴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还专程探望了关阿姨。看到她们祖孙三代三个女人同在一座屋檐下，所租住的房子就在哈佛大学附近。我猜她们住在那儿是缘于关阿姨的怀旧情结，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关淑庄于2012年11月6日病故，享年93岁。
孙世铮
孙世铮伯伯跟我母亲是好朋友，在干校的时候我们经常聊天。
孙伯伯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北京大学任助教，之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专攻经济计量学。解放初期，他满腔热情奔向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孙伯伯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到了芝加哥大学更同住一室。杨振宁因其岳父杜聿明是共产党阶下囚而不能回国。孙世铮临行前，杨对他说：“我虽然现在不能回去，但爱国心一点儿也不比你少，将来也要报效祖国。”
孙伯伯回国后到经济所工作，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那以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来处于荒废状态，只在1962年与巫宝三、胡代光合作编写了一本《经济计量学》教材，1984年出版过一本《经济计量学》；而杨振宁却获得了诺贝尔奖，誉满天下。孙伯伯与杨振宁两个人受教育的过程几乎完全相同，又都非常爱国，可之后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天差地别。虽说个人才能和机遇不可能都一样，但结果总不至于差得那么远吧？
孙世铮伯伯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一次听到广播里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快乐的女战士》，他说：“我怎么老有一种错觉，这个时候从舞台侧幕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战士，而是扑棱着翅膀的小天鹅呢。”他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色娘子军》的两位作曲者——吴祖强和杜鸣心都是50年代留苏的学生，就读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得老柴的真传。因此，写《红色娘子军》时借鉴《天鹅湖》也就不足为奇了，“洋为中用”嘛！我那时候学小提琴，可对他说的这些却一无所知，只是感到特别有趣。
孙伯伯知识面很宽，博古通今。他说起什么，都能讲出背后的故事，人称“孙典故”。他常讲一些名人轶事，如杨振宁的父亲是大数学家杨武之，可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学数学。当时人们不解，说子承父业该有多好呀。可他却说，之所以不学数学，是因为诺贝尔奖里面没有数学奖。人们听了都说他太狂妄，简直是说疯话，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
孙伯伯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大家都觉得了不起。有个美国人问他：“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杨振宁笑了，说：“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
孙世铮于2013年2月15日病逝，享年94岁。
1957年“反右”运动后，几乎再也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的人回国。时至今日，我耳畔仍回响着汪友泉阿姨的那句话：“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