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眼睛睁大看看我，默过一阵后，扭头看了一下哪儿：“你不打算把那文物交出来？”
我又点了一下头。她说：“你要那些干什么？”
“我要做生意。”说过这一句，我从椅面朝地上滑一下，过去跪在她面前，声音变得颤抖如汽车开在搓衣板似的路面上。“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我要把那文物卖掉做生意，开公司。我要让你我过有新房有车的好日子。要让我们将来的孩子到贵族学校去读书。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你我眼里都是羡慕的光。”
跌跌宕宕地说完这些话，我等着她的赞同或反对，附和或阻拦，可她只是看着我，把她额前的头发捋一下，说：“睡觉吧，天已经不早了。”
然后她就和衣倒在了她与我同床共枕了三年的床铺上。至来日，她起床、洗脸、梳头，上街给我买回了豆浆和油条，然后，无言无语地离开家，走出文化馆，自己朝公安局的方向走去了。这之后，她被判刑了。在她三年有期徒刑居监劳改的日子里，我再次离开了那小城到北京去。
我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开了一家所谓的广告公司后，认识了毕业于服装设计学院的顾婷婷。她端庄秀丽，读书期间设计的服装参加法国组织的国际服装节，在巴黎拿过二等奖。我们干柴烈火，一见钟情，相爱中关了广告公司，注册了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总公司。用我从那个小城偷运过来的泥罐和青铜器，变卖后在京郊租房买地，又开了服装加工厂，从此生意就如日中天，虽没有打造出如皮尔·卡丹那样的名牌来，但设计生产的童装和廉价女性时尚装，却也曾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地运往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及拉美的秘鲁和智利。
吴碧霞出狱后，我的钱就像溪流一般流进公司银行的账户里。和吴碧霞离婚的同一天，我和新妻顾婷婷的女儿降生了。在北京那座有两千万人口，三百五十万辆轿车的城市里，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算不得显赫和了得，和那些做房产、地产及证券股票的公司相比较，天马云裳只是三百五十万辆轿车中跑的一辆豪华车，但我王书平，到了这时候，我的人生之愿基本实现了。十年的拼打，让我有了两套别墅、三辆超豪华轿车和一个下有三百多人的公司和服装加工厂。有了我心满意足的妻子和女儿，有了可以让我的老师、同学见了备感意外的尊崇和敬重，有了家乡的县长、市长到了北京都常要登门拜访的荣耀和地位。我没有想过要做京城第一巨款人，但我和妻子念念不忘的，是想要让我们的服装卖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和欧洲男男女女身上去，想要中国那海洋般的服装市场里，无处不在地有着天马云裳制造的上衣、裤子、裙子和围巾。
我们把京郊的一个服装加工厂，用三年时间扩建为四个服装生产加工厂，还把这些厂子直接开办在离码头、港口较近的海边上。当这些厂房、机器、宿舍和工人都齐备开始生产时，当扩建生产的新装码满仓库等着往天津、大连、青岛的码头运输时，先是来自欧洲的所谓反倾销，再是云黑雨稠、房倒屋塌的经济危机如海啸般在一个星球上的滚动和漫延。那一世界蒸蒸日上的繁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林毁花落了。
原来，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也就是一片风雨林地中的一棵草，随着无数订单的退回，它就像人走屋空一样不得不关门倒闭了。
所有的工人在没有领到缺欠他们三个月或是半年的薪水后，他们把工厂的机器、窗户、桌子、电线和所有能变为钱财的物品扛着抬走后，我的妻子、女儿也风来雨到、恰到妙处地带上离婚证书和我们的全部财产弃我东去上海了。
她是上海人。她说她在干燥肮脏的北方从来就没习惯过，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那个湿润的都市是她后半生的梦。天马云裳的垮亏给了她一次机遇，就像上苍在她命运中重新开了一扇门。
她跑马占地、云开日出地在上海很快有了新的公司和公寓。也有了新的男人和爱情。在此前，因为债务和来自法院的债务判决书，我们说好彼此到街道办事处来一次假离婚，把婚前、婚间可动和不可动的财产都移到她名下，也商定七岁的女儿相随财产跟着她，待公司从法律文书上确认倒闭后，我们再择时复婚过日子，再东山再起经商开公司。可当财产、女儿过户完毕了，离婚证书拿到了，她郑重地对我说：
“王书平，我是真心想和你离婚的，复婚的事情我求你以后别提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缘分上，什么时候你有困难我都会帮助你。”
离开那一天，她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站在我铺过世界地图的老板桌前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算我对不起你了。为了我，你知道的那个男人他人到中年还未婚，现在我不能不到他的身边了。给你一个机会吧——眼下，要么你把我掐死在你的办公室，要么你过来和我握一下手。”
我过去笑着和她握了手。
就在我和她握手告别的那一瞬间，死的念头冰冷狂躁地跳进我的脑海里，从此它就生根开花地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3.飞机上
我的死亡之地确定在了西班牙的马德里。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我所做的只能是沿着命运的导引，迈着双腿向前就是了。我们有太多的能力和智慧来改变现实与世界，而唯一不可改变的，就是人生命运的预设和安排。
去西班牙的签证不是我拿着一封西班牙的邀请函和各种证明信到西班牙使馆排队去签的。我找到一家专门负责西班牙和法国旅行的签证公司后，将四张二寸白底的照片和两千块钱交出去，一周后他们把签证护照给我了。
十月十日法航的AF125航班在午后一点起飞时，我才知道航班并不直接到达马德里，而是途经巴黎转机先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再到马德里。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机票是签证公司帮我代购的。既然在世界地图上的三抛都落在西班牙，而且在一枚回形针和一枚硬币叠在一起落在马德里，毫无疑问说，马德里就是我命运的最后归宿了。我计划到那个陌生的都市里，选择一架高处或一条河流我就跳下去。也许我在马德里会安心的吃顿饭，在某条大街上转一转；也许下了飞机后，某辆出租车把我随意地拉到马德里的哪家宾馆内，只在宾馆的阳台上朝大街的景色望一眼，我就从那个阳台朝着大街上跳了。我不知道我会死在马德里的哪儿，但我知道我在西班牙，不出三日五朝就会把自己的生命断路截流掉。
可是，现在的飞机是要先到巴塞罗那了。
那就先到巴塞罗那吧。既然死心一定，早一天晚一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像一个人决定要登到生命的绝峰去，多走一步少走一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机票是公务舱，从天马云裳第一次有了国外的订单起，乘飞机我就不再走进经济舱里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去中国旅行归回的西班牙姑娘，她约一米七〇的身材和其欧洲人特有的硕胸与丰臀，让人想到那个国家的饮食和土地。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由二女三男组成的学者、作家代表团，男性皆中年，女性皆青女，是中国统称的一代八零后。如果在往日，我会对这个作家团略带有神秘和崇敬，毕竟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文科，虽学的是广告设计，可老师总在课堂上讲文学。毕业到现在，广告美术设计早就被我弃去了。奋斗了十年的钱、色和公司，让我看谁都如骗子的伪装和演戏。街头站在红绿灯下向司机伸手要钱的残疾人，你若知道他存折上的钱款数，你会吓得倒吸两口冷气说不出话；穿名牌有专用司机替自己开豪华轿车的人，也许正为逃债而四处奔波着。当官的为做不出亲民的样子而苦恼，百姓为在电视和生活中见不到暴乱而怨愤。中国就像把所有的动物赶在一个山坡猎养的圈兽场，除了相互撕咬和倾轧，剩下的就是争相的逃离和哀鸣。
现在，我终于在哀鸣之后逃离出来了，可以坦然自由地去命运给我安排的那个死亡之地了。不用为银行的巨额债务而接到法院的传票就心慌不止了；不用为因还不起那些贷款和逃税如我的前妻一样准备去居监劳改三年五年了；不用为妻子、女儿、爱情、婚变而苦恼痛心了；也不用想十二年前因把我的第一任妻子抛弃留在内心十二年的不安了。一切都已过去，如风吹云散般，我的头脑中除了死，余着的是干净素洁茫茫一片的雪。一切都已开始渐次地分手解脱了，犹如在树上累了一春一夏的叶，纷纷下落的轻松把我深深淹没在了公务舱的座椅上。从飞机离开北京首都停机坪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弥漫着一种渴望死亡的轻松感，待把行李放入行李箱，把座椅调至可以半躺的沙发状，让身子陷下去，我就像一个精疲力竭者躺入了宽敞的棺材一样舒展和自在。身边的西班牙姑娘，把她除去拖运外的大包小包安顿好了后，到我身边朝我笑了笑，用英语说了你好又问我去哪儿，是旅行还是去经商。她的英语生硬如还未成熟的果，但却带着白金白银的脆响和吸引力，脸上的灿烂配着那令欧洲人自豪的金发与碧眼，还有一身随性而穿的大红上衣和放开却又在脚脖处缩紧的浅蓝的裤，让人无法猜测她的身世与经历，也难以判断她确切的年龄与性格。对于东方人，西方女人的年龄似乎总在模糊中，你以为她很大，她却还小在青春少女里。你以为她很小，她却说她已是两个、三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以礼貌的姿势欠起身子朝那女郎笑了笑，用更加生硬和酸涩的英语加表情，告诉她说我去西班牙。说我去西班牙不知做什么。
她要坐下的身子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块板。“你说……你去西班牙，不知自己做什么？”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怔怔，木板的表情松开了。“幽默。你真会幽默的。”她说着，也把自己陷在了坐椅里。
我郑郑重重地望望她，不置可否地朝她苦笑笑，又把身子仰躺回去了。以为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一对同机行程的人，可以一路说下很多的话，也可以彼此不言不语，沉默至生来与死去。更何况，我俩彼此间语言不通，双方使用的英语，都如不会种田的人操持人家的锄头犁耙般。可我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她又突然扭过头来用生硬的英语问：
“你真的，不知你到西班牙要干什么吗？”
我有些郑重其事了：“我知道。”“是不便……告诉我？”“便。”我说，“我去死。我想死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她脸上淡红的好奇顿然消失了。回味了一会儿我的话，那淡红灿然如刚燃的火苗遇到了冰，双唇紧闭一下子，习惯地耸耸肩，双手心向上做个怪异摊开的姿势后，也把身子仰进座椅去。
事情就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着。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沮丧而又有一种不祥感。接下去是喝水、吃饭，乘务员给大家发耳机。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每次乘务员对我的询问，我的回答都是木然地摆摆手。当我的木然到了让别人不可思议时，女郎听到我身后代表团里那位陈姓的学者用西班牙语和乘务员的讲话声，这勾起了她在中国旅行后言犹未尽的感受和兴趣，起身到我后边和学者知己知彼地攀谈起来了。他们彼此流畅的西班牙语音，如同交汇在一起的两股叮咚流淌的溪流或河水，时而潺潺，时而奔放，宛若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或亲人。而我，占有着她留下的安静与宽敞，终于把眼睛闭起来。
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我因为对死亡的考虑和安排，没有真正踏实地睡过觉。现在，我可以在死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公务舱里那些中国、外国的商人、官人和旅人，他们各种语言的事谈、扯闲都与我没有瓜葛和纠纷。我的生死去留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联和纠缠。只是身后的那个作家代表团，他们在以虔诚认真的态度谈论文学时，让我感到是那样的不合时宜与别样，如在婚庆喜宴上，有人穿了一身孝白色，或如在一场丧白的葬仪里，有人故意穿了一身喜庆的大红样。
4.巴塞罗那与斗牛
到巴塞罗那是夜里十点钟，时差六小时，而我真正转机、飞行用的时间是一天间的三分之二多。下了飞机后，所有的旅客，都如越狱样纷纷朝外逃，唯我独自着不慌不忙像一个人睡醒后并不急着起床般。
走出机场时，我又碰到作家团中那个叫劳马的作家在路边抢着时间抽他的烟，彼此点了头，想说什么没有说，我就朝出租车的方向走去了。和一个流浪者不需要思考自己的墓地在哪儿样，出租司机问我去哪儿，我在刚买的巴塞罗那旅行图上随手指一下，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神圣家族教堂边上的酒店里。那酒店说不上豪华，也说不贫寒，大堂里的雕塑和壁画，让人猛烈地感到你确实不在东方了。地上油黄的石材和墙上古朴素洁的纯白与各房门口挂的小品现代画，透出了西班牙人对艺术的热爱和品位。还有走廊上、电梯上、墙角处和客房的床头、帘侧、厕所，全都挂了大小不同的画框和艺术品，似乎让你觉得你不是走进了宾馆里，而是走进了用宾馆改建的美术馆。因为我曾经在北京工艺美院读过书，我对那些作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热情。因为到巴塞罗那不是为了游览和艺术，而是死前的绕道和驻足，这使我对那些现代小品画只是淡脚看了看，就倒在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