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艾禾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劫难3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敝。遍地尸体，满城瓦砾，1/3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1937年6月，根据当时民国政府的统计，南京人口为101万，其中城区人口有85万。在战争爆发前夕，大量公职人员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据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发的一份公函，称南京市还有50万人没撤走，而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说南京市长称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内。据学者们研究，这个数字外还应加上大量涌入的周边地区难民，至少3万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军队官兵，可能达3万余人。在大屠杀之后的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统计人口（已经是“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持的了），登记人数是17.2万人，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增至23.5万人。
实际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权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住在安全区里的20多万中国难民，这时候只信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给了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国际委员会给日军的第1号公函中，曾强调国际委员会暂行市政府的职权，后来又多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恢复水电就是一个善意之举。此外，国际委员会更要面对20多万人每天的吃饭问题，那是一个极重的任务，所以日军当时也没有轻易提出接管安全区。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其占领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安全的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的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迫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员会”
此时，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职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会”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的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当日军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个伪政权时，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没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陶锡三一旦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就在劫难逃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听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他是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又与日本人有各种联系，或许，他也出于一种想法，总得有人出面为中国人做这种维护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担任了这个职务，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了日军统治的工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这样分析。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察，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中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曾分析说，许传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难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员会”。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而这个“自治委员会”的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们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日本旗和伪政权当时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①解除人民困难；②恢复地方秩序；③劝导工商复业；④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这个时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自治委员会的关系，相当微妙。应当说，自治委员会同国际委员会是对立的。但是，从国际委员会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虑自治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拯救难民的合作组织。用张连红的话说，“自治委员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是超过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人的关系的。自治委员会的很多人也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等事情上，都有合作关系。”
说到埋葬尸体，当时有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慈善组织的掩埋队，自治委员会除了资助这些掩埋队，自己也组织了一个16人的掩埋队，4个月中，共掩埋尸体9116具。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日军曾要求把江边的尸体推到江里了事，后来他们又重新掩埋。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提供的数字，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具——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初统计数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公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后来，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起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
难民们都不相信：“米在哪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这些小青年，当下就涨红了脸，嗫嗫嚅嚅地说：“是他们教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我们也不知道呀！”难民们哄堂大笑。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给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们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工夫就叫出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感叹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位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还记载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两个自治委员会的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哪个王八蛋想当汉奸！
欠下的债，历史总是要你还的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的人，那么这5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这也是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
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若是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就完了。还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日本人操着极流利的中国话与他搭讪，但郭岐凭直觉感到这个人是日本人，没有搭话，后来他看见这人上了日本人的车。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奔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4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迈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捡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不一定。他分析，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