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啸
民国时，北平图书馆曾集中了我国历朝藏书的精华，堪称中华文化之命脉。为躲避日军炮火，其中一批珍藏辗转上海。而在那个战事四起的年代，偌大的中国，最后竟无处可安放这批国宝，保护中华文化的命脉。
1938年春，27岁的钱存训来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他此行是受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之邀，负责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尽管此前已有耳闻，但眼前情形仍让他触目惊心：“难民麋集，房屋奇缺，生活高昂，日本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内到处横行。”此等恶劣条件下，如何保护珍贵书籍？千斤重担之下，钱存训的心如这租界“孤岛”一般，沉寂，惶然。
“国宝”
钱存训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上海分馆的馆藏实在珍贵，“国宝”一词尚不足说明其价值。当时馆藏包括精选善本约5000余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含汉熹平石经残石、周鼎、楚器、铜镜、古钱，梁启超家属寄存碑帖等），共计246箱。它们都是于1935年底至1936年初由国立北平图书馆运来，其中善本书籍都是北平图书馆甲乙两库的精华。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的学部图书馆。清朝的学部图书馆是在宋、元、明三代秘阁遗存基础上汇集起来的。至清代，明文渊阁遗书及历朝档案均由清内阁典籍厅管理。清府内阁以行政管理为主，并非学术机构，当时内阁又另设昭仁殿和翰林院同时收藏官属图书。
岁月更迭，世事纵横，原内阁所有的前朝遗书及历朝档案堆积在库房深处，天长日久逐渐被人们遗忘。1909年，时宣统元年，内阁大库房屋损坏，需要维修，历经宋元明清的典籍档案才重现天下。经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呼吁，清廷令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专门收藏这些前朝遗书、内阁档案。民国建立以后，该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6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建立之初，藏书量并不算大，但却包含不少宋元孤本秘籍。再往后，经北索厂肆，南下江南，多方搜购，加上甘肃解京之敦煌经卷，文津阁《四库全书》，承德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之书，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清国子监南学部分旧藏等，馆藏日渐丰富。一时之间，藏品之精，数量之丰，冠于全国，可谓集中了我国历朝藏书的精华，堪称中华文化之命脉。
据曾任该馆文书组组长的王祖彝回顾，当时馆藏图书可分为五部分：一为普通中文书，约有15000部、15万册，其中包括唐宋以来历代方志2000余种，满、藏、蒙文书籍3000余册，以及康熙、乾隆两朝赋役全书等。二为善本珍籍，其中包括宋本130部、2000册，金本2部、3册，元本260部、4000册，明本460部、4000余册，另有影印本、校本、清初精刻本、殿本、日本本、朝鲜本等100余部、1000余册，旧写本、稿本400余部、1万余册，皆为无上珍品。三为文津阁《四库全书》，共6144函、36300册，另有殿本提要20函、120册。四为唐人写经，共8651卷，其中有数卷出自晋及六朝人。五为舆图金石，其中包括地图100余幅，金石拓本1000余种。
流亡
1933年1月12日，北平城里积雪初融，分外寒冷。坐落于文津街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会议室里，副馆长袁同礼正主持召开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会上，众人气色凝重，言语谨慎。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在动荡局势下保全北平图书馆里的这些典籍，保住中华文化之命脉。
的确，事态发展之快远远出乎人们预料。五年前，刚刚被聘为新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1926年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创设在北海庆霄楼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还踌躇满志，准备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四年前，袁同礼还“欣喜若狂”，因为蔡元培馆长经过四处奔走，终于获得美国退还庚子赔款130多万银元，作为建设新馆址的经费；三年前的6月25日，国内外2000余代表参加了新馆的落成仪式。
1931年“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也或早或晚地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袁同礼也不例外。“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的梦想被动荡的局势震得粉碎。在战火中保护历史图书精华，维护文明命脉转而成为头等大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保卫战，商务印书馆及所属涵芬楼所藏宋、元、明珍本，悉数毁于日军炮火。这给袁同礼和他的同事们敲响了第一声警钟。
众人经过数小时的讨论后，决定将馆藏珍籍，包括善本中的罕见本、唐人写经、罕见方志、四库罕传本、内阁大库舆图等装箱封存，寄存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1934年4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副馆长袁同礼：“北平图书馆承文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之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多，而明代实录及明人（当为‘文’之误）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电仰将挑有（当为‘选’之误）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这些堪称中华文化命脉的典籍，也同国人一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5月3日，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函复教育部，认为“南中天气潮湿，古本书籍在南方不容易贮藏保存，故我们决定在北方选择妥善地方保存。”
从1月13日到5月23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挑选藏书，总计封装珍籍233箱，其中包括善本甲库132箱，善本乙库38箱，舆图13箱，唐人写经47箱，金石拓片3箱。然后分四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含舆图13箱，善甲30箱，善乙38箱）、北京德华银行（含善甲86箱，唐人写经47箱，金石拓片3箱）及北京华语学校（善甲16箱）三处寄存。
鉴于华北局势更趋紧张，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副委员长傅斯年、副馆长袁守和，建议“国立北平图书馆贵重书籍，希以极秘密方法，择要移存南方，以策安全。”次日，该馆委员会复函教育部：该馆“已由同人商决，择其重要者于口前运出一百三十箱，此后仍当陆续南移，以期安全。”
北平图书馆克服运费严重短缺等困难，于1935年底至1936年初，将197箱甲库（清以前）善本、107箱乙库（清以后）善本、49箱唐人写经、15箱内阁大库舆图、8箱汉石经楚器及金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30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以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经由北平中国旅行社分批南运。
运往上海的书籍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全部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四百种，约一万余册，寄存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另一部分就是前文提到的典籍，存于公共租界仓库内。
另有一部分送存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所址，其中除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外，还有旧藏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对外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即南京分馆。
1937年7月初，钱存训受袁同礼之邀主持南京分馆。几天之后，卢沟桥事件爆发，不久战事便延及京沪。北平总馆南迁长沙，再迁昆明。8月中旬，钱存训奉令疏散南京分馆。随后，他收到袁同礼的电报，让他立即设法转道上海，主持上海分馆，维护在沪藏书。
其时这批典籍的处境已然十分危险。日本人在上海一手遮天，即使在号称“孤岛”的租界区，日伪也横行无忌，肆意攫取各种文物珍籍。当时日本与法国政府还保持有邦交关系，法国侨民在上海的产业尚未被日军没收。为安全起见，钱存训与袁同礼商议，于1938年初奉命将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中的善本全部迁移到位于法租界吕班路的震旦大学博物馆。后又化整为零，由震旦大学迁入附近租用的民房，分散掩藏，以避免注意。
1940年3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去世，袁同礼继任馆长。实际上，自1926年始，蔡先生虽是馆长，但因兼职及社会活动太多，只是挂名，馆内外一切事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负责。
仅仅三个月后，法国投降，“二战”格局产生重大变化。法国战败成为日本最终确定南进政策，完成其战略转移的转折点。远东局势骤然紧张。法国战败后，其在远东权利半数丧入日本人之手。“沪上租界允日宪兵随时搜查，已攫取我政府寄存物不少”，存沪善本书籍的安全失去保障。1941年初，随着日本南下进程加快，上海租界形势更加紧张。
袁同礼考虑将这批国宝继续转移。但是能转到哪里？大半个中国要么沦入敌手，要么战火纷飞，随时可能将典籍毁于一旦。“和平地区”则贫穷落后，无力维护这些善本图书。偌大的中国，似已无处安放自己的文化命脉。
何处安放中华文化命脉？
无奈之中，袁同礼将目光投向了远隔重洋、避开战火的美国，投向了设备先进、善于维护图书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0年起，袁同礼开始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及驻沪总领事罗君（F.P.Lockhart）协商，将这批善本书籍运往国会图书馆寄存，待战争结束再运回中国，但进展不大。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闻知后，极力促成此事，他多次与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图书馆接洽，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然而意向虽已达成，进展却非常缓慢，经费也未能拨付到位，袁同礼对政府的拖沓行为颇有怨言。1940年12月11日，袁同礼径直找到行政院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提出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前往美国，以募集善本运美所需款项，后未能成行。直到1941年4月，行政院才将此批善本赴美运费3000美元拨付到位。
中国方面的问题刚刚解决，美国方面又犹豫不决，推三阻四。“惟言及起运问题，非美政府派人押运，方能免除危险。然美政府以沪上情形不明，不肯即允。若由国会图书馆派人前往，又恐事若不成，反惹日人注目。”
胡适考虑再三，决定自己提供费用，资助原北平图书馆馆员，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的青年学者王重民赴上海进行实地考察，并与袁同礼馆长共商运书办法。
1941年3月4日，袁同礼和王重名冒险抵达上海。“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初睹此情形，二人颇觉“惊心”，更感转运善本之事，实迫在眉睫。
钱存训经过多方打探，得知公共租界里由英国人开办的美术艺术公司栈房深邃，空气流通，适合存放书籍。3月12日至13日，袁同礼亲自指挥卡车将甲乙两库300箱善本书籍运存到该公司，并电告胡适和教育部以及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各委员，准备起运出国。
但当时寄存上海的善本书籍数量庞大，袁同礼与众人商量之后，决定挑选库存精华运往美国。
王重民协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库主任徐鸿宝逐一开箱，挑选精本，重新入箱。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共选出精善本2720种，总计约3万余册，装成102箱，其中包括，宋元本约200种，明版近2000种，抄本500余种”，基本包罗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精华。
然而，另一个问题摆在袁同礼和钱存训面前：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已同意将这批善本书运美保管，但此时上海海关此时已被日军监视，如何避开日本人的视线，将这百余箱善本书籍安全运抵美国？
三策
袁同礼与当时担任上海海关监督的丁桂堂反复磋商，拟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定一契约，声明将该馆善本借予美国，然后由美国国务院授权驻上海总领事，把该馆善本作为美国财产报关，由美国负责押运出关。当时美国政府为保证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不肯开罪日本，遂以上海情况不明，拒绝驻沪领事出面运送善本出关。
中策，是将该馆善本书籍改装在旧衣箱中，用旅客携带行李的方法将书先带往香港或其他地方。但改用旧衣箱装书，箱数必然加倍，不仅一时难以购置巨量旧衣箱，即使能购到，在公司内改装也难保不走漏风声，因此中策亦难实行。
下策，是由国民政府训令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由江海关发放通行证，日方可能会免检。虽然仍有很大风险，但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冒险一试。
这批善本图书国内在沪多待一日，便多一分风险。但是重庆政府方面低效率没有因保护国宝而有丝毫提高。袁同礼多次发报催促，重庆方面皆无反应。3月15日接到袁同礼汇报的教育部密呈行政院：“所请拨款及电税务司放行各节，事实紧急，亟待示复，免失时机，敬请核准为祷。”但是直到4月30日，总税务司才接到行政院饬令江海关发给出口许可证，免验放行。这时良机已然丧失，因为“此项允许证向由江海关发，一经总税务司行文转饬难免泄露，且码头工人多被敌伪收买，骤见大宗箱件出口，难免检查阻止，总税务司以此为虑，故尔再三劝阻，嘱为另策安全。”下策又告失败。胡适得知情况后，为保证善本书籍的安全，也建议“太危险则不动”，另寻时机。
1941年7月，德、意***政权宣布承认汪伪南京政权。为排挤美、英在华势力，轴心国动议汪伪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存沪善本面临更大危险。袁同礼焦灼不安，一方面致函胡适，希望说动美国鼎力相助。另一方面与江海关再度商洽运书方法，皆不得要领。8月，袁同礼又秘密会晤美国驻上海一转运公司经理，该经理主张将书箱即日运往美国在沪海军仓库，一旦军舰到沪，即负责代运出沪，并说无须事先征得美驻沪总领事同意。袁同礼当即电告胡适，希望胡适出面，由美国国务院发电给驻沪领事，以求更为安全。时至10月，仍没有回音。
正当众人焦头烂额之际，钱存训带来了好消息。他于偶然机会得知妻子的张姓同学有位哥哥在江海关任外勤，这位海关人员乐意提供帮助。钱存训与袁同礼、王重名经过仔细商议，得出一个巧妙方案：
钱存训等在这名张姓海关人员每次值班时，将书箱化整为零，每次约10箱左右，以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票据报关，假称代替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新书，票据上注明的是《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但箱内装的却都是善本书籍。在张姓海关人员的照应下，不开箱检查，直接签字放行。
从1941年10月开始，每隔几天就送去一批书箱报关。一直延续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到12月5日，最后一批善本书籍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出。两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宣战，并进攻东南亚各国。上海报纸刊登消息称“哈里逊总统”号在航行至马尼拉时被日军俘获。钱存训等认为船上装运的最后一批善本书籍肯定被日本方面截获。但是到了1942年6月，上海各家报纸又刊登了一则由里斯本转发的海通社电稿，称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盛顿宣布北平图书馆的箱善本书籍已全部运抵，即将开始摄制显微书影。至于最后一批书籍是如何逃脱劫难，安全运达美国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去向之谜
抗战胜利后，北平图书馆考虑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籍运回馆内保存。1947年春，经教育部同意，当年直接参与运书的北平图书馆编纂钱存训被派赴美运回寄存的善本书籍，并考察美、英、法等国图书馆事业。钱存训到美后，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可是上海仓库拥挤，没有地方存放”；接着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至上海的交通中断，遂按教育部的指示，暂不运回善本书籍。
1965年，台湾当局与美国交涉，商洽归还善本事宜。11月，美国海军部调派军舰将这批善本书籍运送台湾。1966年2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从运返的3000善本中，每种各选一册，举办展览。这些被称为“平馆善本”的珍贵古籍，引来无数观者。
古籍一经告示，立刻引来众多学人询问。然而，人们不时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年在北平曾见过某珍贵典籍，理应装箱移藏，而此次展览为何没有看见？不但民间有此疑惑，时任“中央图书馆”特藏室主任的昌瑞卿，整理编目时也发现，原北平图书馆旧藏众多甲库精品，理应装箱，却未见于运美寄存书中，有悖常理。战乱之前，内阁档案甲库书目总数约在3700多种，而寄运美国的不到3000，近800种甲库善本精品未能选提装箱，而其中大约500种已下落不明。
更让人奇怪的是，若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用此批善本摄制的缩微胶卷为参照，居然还有20余种原装箱清册没有记载，运返台湾的102箱中也不见其踪。这些书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甚至，人们在清点时还发现数种并非善本的普通图书混杂其间。
如此多的疑问，至今仍无法解释。当年风华正茂的钱存训，如今已是白发老者。他大概是这个事件最后的亲历者了。亲历者尚有疑问，何况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