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有光指出了皮凯蒂的逻辑错误，他认为资本回报率长期大于经济成长率，有助于资本份额的增加，但却非充分条件。给定资本总量，资本回报率高，提高资本的收入。但这资本的收入，可以被资本所有者消费掉，未必能够用来增加资本将来的收入与份额。皮凯蒂说，只要资本所有者没有把收入完全消费掉，只要用一部分来投资，就会造成资本份额越来越大，这是不正确的。资本份额等于资本的收入除以总收入，而资本的收入等于资本总量乘以资本（平均）回报率。因此，资本份额是否增加的必要与充分条件是：资本总额增加率加上资本回报率的增加率（这可以是负数）是否大于经济增长率。既然r>g不能保证上述条件成立，r>g就不是资本份额增加的充分条件。如果从非资本收入的储蓄等于零（这没有被排除），则资本所有者即使完全不消费，也不能满足这条件。或者说，非资本收入的储蓄，必须大于资本收入的消费。这条件远远比资本所有者只储蓄一部分收入要难以满足。
黄有光指出，即使非资本收入的储蓄，大于资本收入的消费，而使资本总量的增加率大于r，而在r>g的条件下也大于g，如果考虑了资本回报率可能随着资本累积而下降，r>g依然不能确保资本份额的增加。皮凯蒂“新资本论”的中心要点是不正确的，他认为皮凯蒂的“新资本论”的要点很简单。他聚焦于资本或财富（包括土地、工厂、机器、知识产权资本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并认为这比例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并增加到接近于1，即几乎所有收入都给资本家拿去。这惊人的结论的推论很简单。为了叙述方便，把资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简称为“资本份额”。这比例全等于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总值）与产出之比例。这个简单的恒等式，就是皮凯蒂新资本论的基础。当然，一个恒等式不能是什么理论，但皮凯蒂认为只需要加上一些简单的东西，就能够得出惊人的结论。
黄有光强调，其实，资本累积使非资本的生产要素或劳动的生产力提高，这应该是19至20世纪中期收入分配大量平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重要性没有被皮凯蒂足够重视。市场经济的前途，没有他所论述的这么悲观。黄有光认为，虽然皮凯蒂的主要论点是基于一个逻辑错误，但这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大量不平均化，却是事实。
五、《21世纪资本论》的现实启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因《21世纪资本论》红火的皮凯蒂要来中国了，相信他在中国会受到比在美国更大的关注。但是我希望并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能参与对他的著作的讨论，因为这本书其实是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的著作。他是用社会学家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现象，与经济学的解释有根本不同。当然了，马克思也是。”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说，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可以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
第二，中国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中国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用税收和社会奖励等多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可能做到的。
皮凯蒂认为，中国需要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
他还认为，中国可以凭借强有力的中央统一领导体制和高层领导者的反腐和促进公益的决心贯彻累进税制。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自序中写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累进税制，从某些方面来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但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制度不太透明，尤其税务部门仍旧不定期公布详细的税收数据，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级、水平和类别每年的变化。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测算出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为什么官方数据（基于有限的家庭抽样调查和收入自动申报）总会低估财富不平等水平，特别是分配制度顶层的不平等（只有依据详尽和强制性的税收数据才能准确测算）。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情况鲜为人知。
他指出，出于同样的考虑，或许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除去负债后的净额）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在此必须强调，这样的税制会增强资本分配（尤其是分配顶层）的公共透明度。税务部门可每年公布100万—500万元、500万—1000万元、1000万—5000万元、5000万—1亿元、1亿元以上（以此类推）各个等级的数目及金额的变化，年收入也如此。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
对于目前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皮凯蒂认为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
他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万焕谈到《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现象时，也谈到了这种现象给出的几点启示：
第一，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贫富差距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二，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贫富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并证明：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贫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认为对贫富差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是否占有资本。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结论却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皮凯蒂的书名也有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最近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资本论》曾一度脱销，西方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论。
第五，解决收入差距必须把握劳动与资本这一关键环节，注重财产调节。既然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占有资本，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资本性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这个药方有效吗？我们只要看一看最新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便能找到答案。
第六，中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一个永恒话题。《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皮凯蒂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就试图克服过去的缺陷，应用量化历史研究范式，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翔实分析和解读，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迁历史。
他说，我们必须看到，皮凯蒂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问题的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这两轮全球化不仅都经历了市场地理范围的大规模拓展，而且也都经历了改变人类的技术革命。既然这样，皮凯蒂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茨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
陈志武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财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分配，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而不是货币收入和财富本身。如果消费分配不很极端而是比较平衡，那么，即使财富分配过度集中，也不会那么糟糕。道理在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亿万富翁而每天吃100顿饭或者大热天穿100件衣服，吃多了会发胖，穿多了会过于麻烦、也太热。他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他强调，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从皮凯蒂、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一个事实是：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搞科学、像比尔盖茨那样做软件，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发力。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几个天才是出于制度的激励发力的呢？收入的平等并不指收入平均。
有学者指出，看到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