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代表着一个国家社会的劳动力”这观点被资本主义给扭曲，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消耗性的日用品，传统的商人借由转手买卖赚取商品的差价，而资本家却是靠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发财致富的。而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便形成资本。劳动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资本需要增值，就必须吸取活劳动，而使劳动者始终生活在只能维持自身生命的再生产的水平，是吸取活劳动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讲究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改变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和平式的协商办法无法从实质上解决阶级间的对立，因此，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无产阶级将进行短暂（相比较起其他历史阶段而言）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多层面的革命，尽一切的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皇皇巨著，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峰。《资本论》以深沉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对资本主义及其辩护士进行了严厉的指控，是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著作。
马克思说，《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第一句写道，“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14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也正如《资本论》所揭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资本主义社会也一次又一次走出了经济危机。马克思错了吗？资本主义社会又为何始终无法彻底消除经济危机？是不是马克思当时也忽略了一些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岗指出，这个问题也可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间找到答案，他讲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如果它对生产力容纳的限度还有，它就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通过一定的调整，确实它扩大了自己对生产力发展的包容的这种空间，这里面也有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如果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在国际工人运动这种压力下，没有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做这种调整的。现在西方所谓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其实是一种修复，确实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只是把问题缓和了或者把它推后了。但缓和推后的同时，它又把问题累积起来了，到最后它还是要有一个大的爆发。“二战”以后公认的，算上2008年这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应该是有四次。经济危机还是有，还是存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消除，到时候还是工人失业，还是工厂倒闭。
林岗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跟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一样的科学家，应该这么看待他。因为他掌握了一种科学的方法，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然后从这种分析中间，感到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而能够去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呢？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边受到最大损害的那些占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所以他就有了自己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他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其实他出身并不是工人，他出身是有产阶级，他爸爸是律师，他的夫人还出生在贵族家庭。当时俾斯麦政府还拉拢马克思，还让他去做顾问，他都不要了。作为科学家，他忠实于他自己的科学发现，所以他有他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工人斗争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下，在那种斗争条件下，他来进行调迫，迫使它（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贡献，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改良，马克思也有贡献的，更不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产生了。
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胡培兆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即以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中进行的。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分析逻辑，得出的结论全面、深刻，是科学的、正确的。如马克思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矛盾，提出资本主义将灭亡。这是正确的。
当代资本主义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发展，按马克思的理论，当一个生产方式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可是我们过去讲当代资本主义时总要强调灭亡论，就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因为今天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就说马克思当时的结论做得不对或过早。实际上，直到1942年就像熊彼特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还肯定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崩溃没有错”。实际上，马克思所讲的那个资本主义已灭亡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重大变化和发展的后资本主义，本质不变。
胡培兆对《资本论》的观点是：在马克思时代应重在它的原理和结论的应用，在今天应重在它的能获得科学原理和结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应用，以取得新的发展。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的，今天的社会主义却不仅不需要消灭资本主义而且需要与资本主义合作（如需要它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才能实现，这又该如何来解释，就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讨。
当然也有争议。一位名为黄佶的大学副教授认为《资本论》中有八大错误：一、断言商品只有一个属性：劳动产品；二、断言异种劳动之间的换算比例，是和市场无关的常数；三、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过度抽象；四、把对商业资本的分析结果用于产业资本；五、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能够“只贵买不贵卖”的群体；六、忽略劳动条件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七、否认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理由不充分；八、在证明超额剩余价值也由工人创造时，使用了错误的计算公式。
他的《资本异论》一书提出了《资本论》可能存在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他说，马克思和斯密等人一样，认为商品的生产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资本异论》证明劳动时间不能唯一地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只能决定交换比例所在的范围，而且这个范围趋向于无限大。《资本异论》证明：“互通有无”只是人类进行交换活动的表面动机，其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降低成本）”。
他谈到，《资本论》论证了资本家的利润完全（100％）来自对雇工的剥削，并据此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异论》指出该论证过程存在严重问题，并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证明：剥削雇工不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唯一方式，资本利润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
黄佶认为，正确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指出《资本论》存在逻辑错误，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助于打破对马克思的盲目崇拜，使人们能够正确客观地对待马克思及其理论学说，有助于前共产主义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家和学者克服在经济和政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理论障碍。
对于黄佶提出的马克思《资本论》存在的错误，有人指出，马克思经济学需要的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支撑的理解。常见的几个争论有：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与剩余价值规律在所谓经营亏损的微观情况是错误的；还有例如“马克思认为价值只来源于劳动，因此如果一个人勤俭节约，把省下的价值作为资本用于出租，租金就是剥削的剩余价值很荒谬”种种。究其根本，这些观点只是孤立地看资本运动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以哲学为支撑的从整个社会出发的资本运动过程，也不是以历史角度考察的结果，只是为了颠覆而颠覆的庸俗。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主要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离开这一坚实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厦就会坍塌；牢牢地站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石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前，认真学习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有人认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也是在《资本论》中得到系统阐发和运用的，《资本论》还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无论是唯物史观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
有学者指出，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并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才能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那种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的看法是肤浅和错误的。在我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首先必须认真学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大胆创新，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关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看来，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
聂锦芳认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去文本中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而是在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评价《资本论》中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经济学家裴小革指出，《资本论》不仅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还创建了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研究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路。
裴小革认为，《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的区别。当前，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协调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因此，以《资本论》为精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我们创新发展现代经济学有关财富和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财富和发展研究来说，它具有比西方经济学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颜鹏飞认为，《资本论》中蕴藏的方法论瑰宝，把辩证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且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融于一体，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第三大理论贡献和伟大“发现”。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理论界很少有人对此做深度挖掘和文本解读。
颜鹏飞指出，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叔本华语），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而在全球化语境和当今时代条件下，重读《资本论》，无疑有助于彰显和发扬其在场的现实可能性、跨越历史时空而与当今时代对话的当代价值，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应现实和指引实践的理论张力。
郭真、梁东兴在《南京社会科学》撰文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全面地分析了资本本性的矛盾在社会生产中的具体体现。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资本主义存在根据的质疑和追问，从物质生产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和暂时性。时至今日，这一分析对于我们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仍有诸多启示意义。
有评论认为，1866年，马克思在对《资本论》第一卷作最后润色时，不无自豪地认为：“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马克思极为罕见的对自己科学研究成果的高度评价。《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精髓”，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内涵，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