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制定一个全新的管理制度与模式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中的复杂与艰难不言而喻。从“人治”的角度来说，南怀瑾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深得众望，在整个商业领域也颇有影响，而且是建设金温铁路的主要出资者，占有合资公司80%的股份，完全有条件实行“人治”。但南怀瑾不仅不主张，而且乐于做遵守制度的模范，不做超越权力范围的事。
1994年11月22日，南怀瑾在香港联盈兴业公司会议室谈到一事，说近日浙江省有关人员给他打电话，称中国交通银行调拨一千多万美元经费给金温铁道公司，让南怀瑾签名具领。这本是一件好事，可南怀瑾认为自己7月下旬已经声明只是名誉董事长，没有地位立场去领取中央下拨的款项，公家的事情要符合法律手续，不能含糊不清，为此拒绝。
纵观全球政商两界，功成名就者搞个人崇拜的并非个案，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取得了一定成就后，就会盲目自信，极力夸大自己的个人能力，而不再相信制度。与那些人相比，南怀瑾始终都十分清醒，哪怕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相信制度。
事实表明，南怀瑾坚持用制度去代替“人治”，充分体现了他的经营智慧。如果采用人治，一旦犯错，而当事人又听不进旁人的劝导，整个铁路建设和管理事业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南怀瑾一开始是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他认为，制度毕竟比人可靠，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董事长、总经理任免权交到了董事会手中，将有关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一切让制度说话。如此一来，管理上的漏洞自然也随之减少。
第六节在逆境中推进
1993年8月，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侯承业应南怀瑾的邀请，以专家总顾问的身份参与金温铁路建设，在短短的3个月里，他走遍了沿线工地，修正了不合理的规章，设定了工程质量核捡制度，规划了财务报表，理顺了自己存拨问题，完成了向外贷款的各项资料收集，建立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个人体重下降了很多，可谓业绩非凡。但3个月后，他却感觉很累，工毕身退，返回美国休息。此时，他深深体会到南怀瑾为了建成金温铁路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巨大，也深深体会到南怀瑾在逆境中推进的不容易。
在逆境中推进，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傲骨风范。被南怀瑾誉为一本治世的老书——《周易》之中，有大半的卦象都要求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学会忍耐，在逆境中前进。被南怀瑾称为商人祖师爷的姜太公，也是白发苍苍的时候还待在渭水河边钓鱼，等待出山起事的机会。许多事情从开始到收获，都会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和困难，甚至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时候该怎么办？在静观其变中“忍熬”，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寻机再发，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金温铁路建设工程浩大，期间困难重重，耗时甚长，对一些困难南怀瑾是有充分估计的，但也有一些挫折是他意想不到的。在主事金温铁路的岁月里，是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就了他商业实践中的另一番辉煌。
言出如山，成功做事的推力
中国的文人，是一个讲究骨气的群体。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苏武牧羊，寒地18年，矢志不改对祖国的思念，不改坚定的信仰；文姬归汉，尽管有千难万险，也无法阻挡她回归祖国的脚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作者文天祥，更是人们熟悉的傲骨英雄。在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日子里，南怀瑾追求的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人生信条。
金温铁路的建设计划是浙江省政府与南怀瑾反复商议后的产物，尽管政府支持，家乡父老乡亲给予热切期望，但还是有人等待观望，怀疑南怀瑾是否有钱修铁路。为了不辜负众人所托，不失信于人，让浙江省政府早日完成金温铁路修建的可行性报告送呈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批，南怀瑾于1991年1月19日特别开具出资证明，作为保证投资之依据。证明的白纸黑字写着：为完成总投资额约172亿美元的合资兴建金温铁路项目，根据合资协议本公司负责筹措合资企业注册资金，双方在境外贷款资金约12亿美元，资金的年利息现定力6%，还贷期约为15年，其中宽限期为5年。落款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怀瑾。
对于大任已然在肩的南怀瑾来说，此举颇有悲壮的色彩，南怀瑾曾说：“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80年，修了7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外资合作。”他还常常告诉人：“我无钱做呆事，但事实上，也常常做些无钱的呆事。我常对年轻人说，记住古人名训：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我不是奇才，但天下事在人为。”
对于剑已出鞘的修建金温铁路工程，南怀瑾丝毫不会给自己任何退路。金温铁路总指挥杨国章曾积极为南怀瑾在西湖边寻找一个地块修建图书馆，就此事他说：“杨国章兄的努力，为我构想修图书馆，他找到里西湖的地方。我也说过，如铁路搞不好，我不但不要西湖的地址，而且也根本不回国，如果铁路修得成，那又何处无地方修图书馆呢！”
作为一个胸怀天下的时代智者，南怀瑾此时的所思所想确实已经超越了一般企业家的心态，中国传统的修学之道在南怀瑾身上尽显无遗。
1992年5月，南怀瑾在写给李传洪与李真吾的信中说道：“金温铁路必须建造起来，这是我承诺了的话，言出如山，必须做到，除非国内政府不须或不许建，那就作罢。其错就不在我们了。”尽管话语十分简洁，但却彰显了南怀瑾言而有信的儒商风范。
战胜挫折和困难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既然痛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锲而不舍的坚持到底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一种渴求成功的宽慰，更多的人为了个人的信仰和追求。作为第一条中外合资建造的铁路，金温铁路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次强烈碰撞。在合作的过程中，南怀瑾提倡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设想运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股份公司与融资形式，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规矩可循，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旦失信，后果不堪设想，一生声誉，将毁于一时，文人风骨，将荡然无存。因此，南怀瑾始终坚守人生信用的底线。
1992年9月18日，金温铁路建设计划终于获得了中央的批准。随后在杭州商谈金温铁路的会议上，南怀瑾没能亲自前来，而是将所有的事项都交给了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李素美等人处理。他在给与会者的录音讲话中表示：“现在这条铁路，我始终讲是要修的。我答应了要修，不是我主动要修，答应了就要做到。”
人立于世，都渴望成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声誉和诚信更是无价之宝。承诺再重也不过是一句话，说出来容易，要坚持却很难。反观现实生活，有很多人，他们在承诺的时候往往干脆得很，但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却是一推二五六。有些生意人嘴巴上说着“童叟无欺”，而实际上却是“缺斤少两”，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不诚信”行为，在当今社会尤其泛滥。当下市场经济的核心跟一般人想象的已大不一样，最重要的因素不一定是资本，而是一种社会诚信。在南怀瑾老师的眼中，诚信是无价之宝，只有恪守诚信，才能够赢得世人的尊重与认可，反之则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一条金规铁律。要想维护自己的信誉，就不能开空头支票，一旦说了，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坚持到最后。南怀瑾这种言出如山，必须做到的品行，让我们看到了他经营智慧的金光。
静观其变，在逆境中推进的谋略
南怀瑾在逆境中推进的另一种智慧是在静观中谋变。
1989年4月，南怀瑾在写给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的信中曾提到：“天下事图难行易，往往不遂人愿。图易畏难，往往成于意外。”他以为，天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困难，怕难想找捷径，往往不如人意。更何况是修建铁路这样的大工程呢？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坚持到底，到最后，就可能出人意料地做成自己想做的事业。
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有许多事情的确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早在金温铁路还没有开工时，南怀瑾就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铁路公司马上就买了几十部汽车。然而，当1993年8月他应邀从香港到浙江工地去考察时，却不见一辆汽车来接，只得从杭州挤火车去金华。这时的侯承业已是年近花甲，却连基本的礼遇也享受不到，他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原来公司有些人是有计划给侯承业这个总顾问一些考验的。
1992年12月金温铁路动工时，南怀瑾曾给温州市领导建议发行债券修路，结果却因组织宣传不当，让人误以为是南怀瑾缺钱修路发动大家捐钱，弄得他哭笑不得。为此特于1993年1月5日致函温州陈文宪市长问询。南怀瑾在信中说：“所示温州为金温铁路建设配套募捐事，本来以为一大好事，经先生鼎力提倡，殊属可喜，故而1992年12月18日晚电话与先生联络，只是贡献意见，请小心谨慎，务必一一登记清楚，以免后患。但是过了旬日之后，忽接温州及台北来电，都说：某某也为你们金温铁路捐款了啊！其意主要报功，其次讨谢。听了真有啼笑皆非、左右为难之感。”事后经省政府领导出面协调了解，方知误会，由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出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解说清楚，才消除误会。
金温铁路建设耗资巨大，面临的困难多如牛毛，其中最关键的当然还是资金问题。最初的估算资金投入至少需要8亿元，后来提高到172亿美元，折算为人民币约15亿元。开工两年后，到1995年调高到21亿元，最后结算时，尽管扣减了不少，还是达到29亿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原先合约上写明由中国银行担保向国外银行贷款，待南怀瑾运作获得摩根士丹利银行同意时，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却说不能担保了。前面的一切努力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是天神下凡，没有资金，铁路也是没办法开工建设的。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用南怀瑾的话说：“不只是资金（钱）的问题，而是怎样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的问题。资金毕竟是人的智力所造成所聚集的。无钱固然难办事，但无办法聚财和运用财，有钱也等于无用。”
在南怀瑾看来，修建金温铁路的困难不仅仅是缺少资金。1991年11月8日，他在和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从美国回到香港3年多，同国内做了很多事，也做了一些投资。除了温州南氏医药科技奖励基金会每年奖励5~6万港币，是温州市领导支持算比较快，国内办事，没有一件是快的，使你头痛得不得了。换句话说，讲国内不能批评它没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化的，不符合开放政策的社会。每一件事，签约也好，合资也好，你想做一件好事把钱汇进去，做好事都有困难。
事实的确如此。南怀瑾的一生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混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与成长。忧国忧民是中国文人的共性，南怀瑾也不例外。他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上近数百年来，中国是处于最弱的时候，但时代在变，国运也在变，未来中国会有200年的机运，会比唐朝开国时还强盛，但事在人为，有机会如没有好好的抓住，也是发生不了作用的。”尽管前路困难重重，但南怀瑾深知，民之所需即是自己所行，他还是选择坚持“忍熬”前行。
因为能正视过去的问题，所以才能找到最为合适的解决之道。这也是金温铁路几度“难产”，终于在南怀瑾的坚持下成功建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怀瑾说：“真正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不是钱的问题。过去国家在政治的措施上、思想的领导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现在所谓改革开放、开发，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框解放出来，使自己活起来，这是主要的精神。”
检查反省，寻找困境中的出路
1997年8月8日，金温铁路全线铺通，浙江省省长柴松岳特地给香港的南怀瑾致电，并代表浙江省政府和全省4400万人民，向南怀瑾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称浙江人民将永远记住南先生的卓越贡献。这一年，南怀瑾已是耄耋之年，对此他感慨万千。
1997年8月15日，南怀瑾给柴松岳省长写了一封信。因为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和柴松岳相识多年，也建立了极为珍贵的友情。在南怀瑾眼中，朋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之一，极为可贵。也因为此，他在信中向柴松岳倾诉了修路的种种苦楚和反省。
南怀瑾认为，一是被乡谊情感所自欺。认为自己不必先与浙江打交道，应该一开始就找中央交涉，那样一切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