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饱读诗书，自然懂得古人授权艺术。他明白敢于放权并善于放权是一个管理者取得成就的基础和条件。尽己之能不如尽人之力，尽人之力又不如尽人之智。在金温铁路建设过程中，授权是他的主要管理方式。
金温铁路建设投资总额高达172亿美元，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项目。1989年10月20日，南怀瑾派出其香港联盈公司和台湾方面代表尹衍梁和李传洪两人去浙江，同浙江省代表做了3天深入研讨，于10月22日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南怀瑾根本没有到场。1989年2月26日，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时，南怀瑾也是让李素美签字，他只是做个见证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南怀瑾的一项重要管理智慧。高明的领导者往往能把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聚大家之力和大家之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当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打败盖世英雄项羽，很大程度是懂得用贤才和善于向下属授权。他把带兵打仗指挥权交给了韩信，把计策谋略交给了张良，把后勤财务交给了萧何，通过合理的授权，创造了一个使能人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平台。南怀瑾太清楚这些历史典故了，所以，当商量研究金温铁路如何通过开发房地产来弥补铁路建设的资金缺口和规划设计时，南怀瑾是这样说的：彭会记师讲铁路码头衔接问题要注意，陈（定国）博士、蔡（世亮）老板牺牲了自己的事情到杭州去看一看，将来其他方面及房地产，蔡老板口袋里另有妙计，我就在这里听命了。温州方面房地产和火车站设计也有问题，这次由姚（永棣）老师一路去，他学都市设计的，规划问题，去观察一番，再提出他智慧的意见，我是动不出脑筋来的，猛闯猛打，答应了就去做，就这样一个信念。
1993年2月，金温铁道开发公司班子走马上任时，南怀瑾也是这样吩咐的：“董宏，你大胆地做，铁路做不好，到上海盈亚集团公司来做，这事是一样的。在人事方面，我跟伟国也讲了，要抽人尽管抽。铁路凭杨国章一个人就能挡住。”这是多么信任的语言。南怀瑾的跟随者还有不好好努力的理由？
授权之后，专业的事情当然就由专业的人士去办了，南怀瑾就又回到自己该做的事情上——一个主事者应该担当的角色。随着金温铁路预算一路走高，他不得不想尽各种法子去寻找资金，但是他对于授权出去的事情，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给予充分的尊重。1993年8月15日，有着美国铁路工程建设经验的侯承业应邀担任金温铁路总顾问，从香港启程前往浙江丽水收集向国外银行贷款的报告书所需的材料时，南怀瑾特地交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些事你看着办就可以了。这话让侯承业感到南怀瑾对他的充分信任，以至于他后来身体瘦了几十斤，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走遍整个金温铁路建设工地，完成了高达数米的报告书材料搜集和写作。
修建铁路是一项大工程，南怀瑾是整个金温铁路建设的谋划指挥者，他知道单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南怀瑾便开始通过授权的方式来催化整个项目的集体推进。1993年金温铁路刚上马，总指挥部就根据南怀瑾的意见，借力沿线政府组织了一批工作组深入到各地指挥开展“百日大战”，积极抢修工程。尤其是金华至缙云段，中层管理人员继续放权，积极吸纳周边民众参加义务劳动。从乡镇干部到普通百姓，政府民众齐心奉献，即便是在春节期间，大家也毫不懈怠，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毫不吝啬地为铁路建设出工出力，仅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建设铁路所需要的路基土石方基本上全部到位。
管理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经营绩效，许多管理思想的发展，均是针对效率的提高而来的，授权就是管理学中的智慧。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领导方式也是如此，只要授权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增加管理者的领导力，那么就是合理有效的好办法。尽管金温铁路的修建历史已经蒙上了20世纪的尘埃，但南怀瑾逐层授权的领导方式却并没有过时，即使是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有效沟通，成功管理的手段
在现代的管理理念中，顺畅的沟通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南怀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十分看重。1992年11月，他在给浙江省政府领导人的信中曾经写道：“过去我们双方沟通意见因交通不便，咨询阻碍，经过转告，或因了解水平不同，或因加入中间个人意见，因此而发生误解，妨碍进度，不胜枚举。”信件中的只言片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金温铁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中外合资修建的铁路，观念上和行动上开了风气之先，领先了国内民资参与铁路建设二十多年时间。我国政府在2013年才确定基层铁路建设和管理单位为公司制，鼓励民资参与投资经营。因此，南怀瑾在筹备和倡导金温铁路建设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铁路建设的资金投入、工程建设以及产权归属、人事安排、经营管理等问题上，都出现不同的意见分歧，需要各方进行细致的规划和反复的洽谈商议，没有有效的沟通，合作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或推进的。
南怀瑾是一个知晓人生经营的人，他在政治上主张“买票不如入场”，一生游走于国共两党和海内外政商学者之间，广泛结交仁人志士，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所以在做事的过程中，总能够得到足够的人脉支持。通过有影响力的人士居间沟通是他的一种经营智慧。在金温铁路建设需要同中央和地方沟通时，他聘请的全权代表许鸣真就发挥了很大作用。
浙江省政府请示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报告曾在中央有关部委搁置很久，为此南怀瑾特地委派香港联盈公司总经理李素美和金温铁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杨国章，一同上京求教许鸣真老师，请他鼎力相助。南怀瑾明白，天下事都是如此，你看到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大远景，是造福国家和民族，但是大多数的人，看不到那么远。许鸣真曾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当过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儿子许永跃时在陈云身边当秘书，方便和各方沟通联系。在许鸣真的帮助下，有关批文很快得以完成。
所谓沟通，就是一个磨合、适应并逐渐建立起默契，达成统一意见和目标的过程。从1989年年末开始，南怀瑾便频繁与浙江省政府方面商讨金温铁路的修建计划，但两者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显然并不一致。浙江省政府方面认为，金温铁路最关键的问题在资金，只要资金到位，那么，修建自然不成问题。但南怀瑾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着更为细致、深刻的认识。何况双方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也不尽相同，抱定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出现分歧也在所难免。在和浙江方面的沟通过程中，许鸣真也起了关键作用。双方最初在上海会谈建设金温铁路时，南怀瑾就是委托许鸣真帮助洽谈的。后来和浙江方面出现意见分歧，也是许鸣真帮助协调的。如1994年因为中国银行不肯为金温铁路建设向国外银行贷款担保，金温铁道公司调整股份，引进铁道部出资参股，也是许鸣真从中帮助斡旋。
除了通过权威人士居间沟通外，借助书信往来，直抒己见，也是南怀瑾与各方沟通的重要手段。1992年11月22日，南怀瑾在给浙江省政府领导柴松岳和刘锡荣的一封信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在贵方观念所急需的事，因立场不同，环境有异，贵方只要资金到位，铁路开工，便可万事大吉，其他确切不在考虑范围之列。其实资金不是问题，不需要怀疑，如果怀疑敝方资金有问题，贵方早应不该与敝方合作，另觅高明。与其先生等可知资金不是问题，那么，在开工所急需要的全线施工的计划书，及全线工程的明细价格估计书等，一直到了现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字，岂不为一大笑话。”这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双方的问题所在，有利于双方避免分歧，妥善解决问题。
在金温铁路上马伊始，金温铁道公司许多干部职工还不清楚自己的职责任务时，南怀瑾也是通过书信来沟通的。当时他曾给公司同仁写过两封长达近万言的长信，细致阐述了公司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等事项。他在信中说：“我写此信致敬诸位同仁的目的，是在既已就位的岗位上，应认清本公司的宗旨、精神与工作方向，然后能在同一认知的目标，互相沟通各就各位努力，单独奋斗，通力合作。”目的清晰明了。
在20世纪90年代，电话、网络远远没有今天发达，当时南怀瑾与各方面的沟通主要是通过信件以及熟人转达。此外，他还有一个个人特征鲜明的沟通方法，就是通过讲话录音来实现。在一些重要会谈和重要场合，南怀瑾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临现场，就事先把个人意见讲话录制好，让有关人员带到现场播放。这种录音沟通方法有许多妙用，一是不会因中间转达者过滤漏水，误传或漏掉个人的真实意见，具有真实性；二是可以留存备查，作为依据；三是避免一些面对面沟通时不方便表述的意见阐述。1992年9月，李素美、蔡世亮、姚永棣等到上海、杭州谈合作建设金温铁路事项时，南怀瑾就是通过录音讲话向浙江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组织机构越是庞大，领导者耗费在沟通上的时间和成本也就越多，南怀瑾深知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写信、开会，为的就是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与合作方的意见分歧，强化了公司内部的凝聚力，创造了和谐的外部作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事业的发展。
制度管理，实现“人治”的捷径
制度与文化是企业管理中两个最基本的管理手段。一个优秀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制度完善、管理规范、文化共享的企业。因为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为求得最大效益，在生产管理实践活动中制定的各种带有强制性义务，并能保障一定权利的各项规定或条例，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有力措施和手段。它作为员工行为规范的模式，能使员工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同时又成为维护员工共同利益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需的强有力的保证。科学的管理制度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创造一个融洽、竞争、有序的工作环境。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儒法之争”，儒家主张人治，或称德治、礼治，将天意、道德、权力融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认为国家应该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则主张国家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倡“法、术、势”，强调“务法不务德”。尽管南怀瑾从投身金温铁路建设开始，就未曾想过赚钱扬名，为的是造福社会民众，崇尚德和礼，但在具体经营管理企业时，他很清楚“人治”存在种种不可避免的弊端，容易造成管理经营上的阻塞和混乱，即便是整个工程的管理队伍中有不少他的学生，他还是选择通过建章立制进行管理，用制度去管人。
1992年2月26日，根据南怀瑾的授权，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代表李素美与浙江省政府有关方面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外合资修建铁路的合同。这份合同十分清楚详细地写明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其中包括双方的出资比例、股权分配转让方式、总投资金额以及资金的具体注入办法等。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中对于公司的管理框架也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确定“合资公司董事由9名董事组成，由合营双方以书面方式委派，其中甲方委派3名，乙方委派6名，董事长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由甲方委派，另设名誉董事长两名，甲乙方各委派一名”。该合同还对董事的任期和权限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这种董事会负责的管理制度来源于西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是一种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能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任人唯亲”、“专政独裁”等传统管理问题，从企业初建立就为确立制度管理创造条件。
经营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即便遗漏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很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并非危言耸听。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错不要紧，关键是制度能够把个人过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消减到最小。因此，南怀瑾十分重视运用规章制度来管理企业，运用法律协议约束合作伙伴，推动双方合作和金温铁路建设顺利进行。对不遵章守规者，坚决给予批评呵斥。
前述受南怀瑾写信批评的金温铁路温州联办章主任，擅自做主动用合营公司的美元存款，兑换人民币做生意，明知是得不偿失，还一意孤行。南怀瑾严厉指责其在财务运作上不合公司作业原则，要求其遵守制度，按月报送月报，按年报送年报，及用种种合法手续去办理。
南怀瑾在和浙江省政府合作建设金温铁路过程中，最大的意见就是对方不按契约办事，有合同不照章执行。如只知道借钱，不按合同约定去开发土地生钱；如公司章程约定每年一次的董事会，在1995年改为浙江省政府委派董事长后拖延了两年，需要调高概算，需要盖章时才开。这个意见，也是南怀瑾主张通过建立制度来实现“人治”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