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教育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要追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教育悲剧、荒诞剧？这当然涉及教育的理念与体制的问题，比如“自噬”的实质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评价机制问题，将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等，这都需要更深入的讨论。我想说的，是一个要“营造什么样的教育环境”的问题。
我从杨老师的遭遇里，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教育内部，教育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仅涉及教育内部的老师与学校领导及主管学校的各级行政部门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且涉及家长与学校、老师的关系，社会舆论与教育的关系，而学校的内外关系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比如家长与老师的关系，就会直接影响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等。这一次事件是由家长告状引发的，就更加显现了教育中的家长问题，让我们看清楚：家长可以成为素质教育的动力，搞不好就会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对杨老师这样的教育改革者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学校领导来说，他们的最大困境，就在于他们的教育改革实验常常遭到家长乃至学生的反对，这有点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多数人的、多年形成的“习惯势力”，而且是出于“善良动机”（即所谓“为了孩子好”）的反对。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马老师面对家长的围攻，特别感到无奈和无力甚至手足无措的原因。这里也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好“教师、学校领导、家长、学生、教育各级行政部门以及社会舆论”诸多方面的关系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环境”的问题，是应该提到教育议事日程上的关系教育改革健全发展的大问题。
我想提出讨论的，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们能不能在教育领导部门、老师、家长与学生之间，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达成某种共识？我很赞同杨老师的意见：“我希望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把生命教育、理想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从现实生存的角度，高考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要用人生大目标统摄高考小目标。”这里，既坚持了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与理想，强调了生命教育、理想教育，即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又面对学生现实生存的需要，即要考上大学，就必须重视高考的成绩。于是，就提出了要在“人生大目标”与“高考小目标”之间，“长远的生命发展”与“眼前的生存需要”之间寻求“平衡”。这或许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吧。我设想，追求这样的“生存”与“发展”目标的相对“平衡”，是可以作为一种共识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学生、孩子的生命负责，他们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的需求，都是不可忽略的。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平衡，而且出于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立场，对两个方面的要求，会有不同的侧重：一般说来，像杨老师以及我这样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比较注意学生一生的长远发展，因此，杨老师强调，必须用“人生教育统摄和抑制应试教育下的功利冲动”，这也是我赞同的。而一些家长或学校领导则可能更重视眼前的生存、高考的需要。在我看来，有不同的侧重是难免的，可以理解和求同存异；但将任何一方面唯一化，却是有问题的。一般说来，即使是杨老师这样的坚守理想主义的教师，也不会完全忽视学生的高考。我所尊敬的，也被我称为“真正的教师”的，我的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这样说过：“高中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质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我相信杨老师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不能让高考把功利化教育推向极致
现在的问题，或者主要危险在于，在一些家长、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以及部分社会舆论那里，高考的要求被绝对化，以至唯一化，成了学校教育的全部，这就把狭窄化的功利教育推向了极致，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正是杨老师所要质问的：“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那种把生活与幸福不断滞后的教育注定不是成功的教育。因为生命是不能保存的，一切也都是有保质期的，60岁时你能回到16岁吗？用什么呵护生命的快乐与生存的质量？”我也曾说过，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童年的、青少年的记忆——是温暖的，还是阴冷的；是蓬勃向上的，还是消极退缩的；是阳光的，还是灰暗的；是多彩的，还是无色无味的……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请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爱孩子，就要为他的一生发展负责，万万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孩子健康、快乐、幸福的童年；否则，我们将后悔一生，而教育又是不允许吃后悔药的！
其实，即使从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说，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特殊要求的，一是应变能力要强，二是创新能力要强。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素质、学养的竞争，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自己的发展，就需要有三种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的能力，以及思维的能力，包括思维的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等等；这都是不能等到大学才培养，而要从中小学抓起的。从这个角度看，遭到一些家长质疑的杨老师对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真正有远见的。
不可否认，老师、学校领导、家长、学生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杨老师说得很对，要所有的人都赞同自己，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分歧和矛盾，我们总是以恶意猜度别人，并往往采取告状之类的非理性的极端手段，人为地造成矛盾的激化、关系的紧张。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充满戾气、怨气和相互不信任的风气在教育领域的表现。我曾经说过，每个人、每个群体、社会，都是善恶并举的，健全的个人、群体、社会总能扬善抑恶，彼此以善相处；如果反过来扬恶抑善，彼此以恶相待，个人、群体、社会就会出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都出了问题，这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最不利于内部健康力量的发展的。像杨老师这样的教师遭遇如此困境，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正可以从改变教育生态环境入手，即使全国的大教育环境我们改变不了，至少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城市、学校、班级的小环境，还是可以逐渐改善的。在我看来，这一次由《华商报》组织的讨论，就是改变教育生态的有意义的尝试，通过坦诚交流，教师、教育领导部门、家长、学生和社会舆论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如果我们能因此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宽容、宽松的教育气氛，鼓励实验，允许失败，不横加干涉，不相互指责，不骂杀也不捧杀，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校园内外各种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和良性互动，我们的教育和改革就真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钱理群
201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