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死在了他新购置的玛丽娜公寓四楼的工作室。躺在棉被上，身边放着威士忌和酒杯。就这样，这位日本的大作家，用73年的生命，圆满而辉煌地完成了他一生对日本美的探索、守护和塑造，使他的死同他凄美的小说一道，共同走入了日本的不朽乃至世界范围的生。也许可以说，先生的自杀，比起他的《伊豆的舞女》《千鹤》《雪国》《古都》《睡美人》等作品，是一部更富有生命力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值得后人去探究、品味和揣猜。日本这么做了。世人也这样做了。日本和世人这样做的前提无疑是这位先生写下了大量艳丽伤愁的小说和美文，并在1968年10月17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日本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人们并不为拥有他的那些小说感到十二分的喜悦，人们更为喜悦的是那些小说换得的耀眼的光环。因为日本人、世人都与我们一样，在许多的时间里，不是惋惜作家没有写出可以强壮文化的传世之作，而是惋惜没有拿到诺贝尔的奖。人们需要这个奖。人们需要借诺贝尔奖树立一个文化神人。康成先生拿奖了。康成先生就自然而然成神了——是日本的神，也是我们东方的神。因此，连康成先生的自杀都是死亡的美，都是生的升华。为了使这位先生更加神话化，日本和我们都把先生的自杀推论为是对美的最后追求和守护，从而先生就成了日本美的化身，永生在了日本和世人的心中。
日本有了这尊美神。我们也有了对这尊美神的无尽向往和怀念，这一切都源于他的那些小说和自杀。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人，都是宁愿把先生的自杀当成不朽的美文来读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太浅薄，而是因为先生的自杀和他的文品太相近、太逻辑、太合理。先生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先生这样说了，先生也就这样做了。先生这样做了，我们就把先生当成美神的化身了。我曾在另外一篇短文中写过这样的话：川端康成在战后的日本看到美国的文化在他面前无孔不入时，对日本传统美便愈加疼爱、抚摸和守护，他的自杀，事实上是对日本传统美的最后坚守，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是对这种传统美的壮大。这种说法，不是我的论断，却包含了我们对这位日本文学大师的敬仰与我们对他小说虔诚的膜拜。我想，这也是我们许多文人对先生和我们文人自己的尊敬吧。
只有把先生的死神话化了，才能多少提高一些文化和文人的地位。在我们这里如此，在日本大约也是如此。可我们忘了，先生也是一个凡人。或者我们不想说先生也是一个凡人。所以我们把先生无言的死说成是对美的最后的完成。然而，伟人也平凡，大师也平庸，却是我们抹不去的事实。我们知道，康成先生幼年时怕同伴打骂，连学堂都不敢进的，每每听说又有一个亲人死了，恐慌就不期而至，久久地缠绕在他心灵上不肯散去，这也可见，先生不是自幼就视死如归敢于死亡的神童天才。至十五六岁的少年向青年交接时期，先生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宁可荒了学业，也要沉溺于花街柳巷，与妓女们相守厮混，这虽算不得什么要命的劣迹，然至少说明这位大师也有常人的一面，某些方面也是与大众相差无几的一个凡人。就是到了二十几岁的大学时代，川端康成为人处事已经比较成熟，用我们的官话说，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招魂节一景》那篇美妙的小说已经问世，第四位千代小姐这当儿远他而去，他所表现的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完全是我们凡人失恋的模样。进一步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川端康成已年近七旬，记者们围上门来，络绎不绝地采访拍照，使他本来瘦弱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不得不被人扶回房里休息。然他回到房里片刻，就又自己走了出来，让记者们继续为他拍照，把这些照片拿去发表。这一方面说，是先生为他人着想，怕记者们扫兴而归；另一方面，先生也是为拿奖而高兴，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荣誉。我们明白，一个巨大的喜悦，如让一个人独自享用，这个人会品味出其中巨大的苦涩，而把这个喜悦分给更多的人，喜悦的获得者就能获得加倍的喜悦。川端康成是明白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的。当祝贺他得奖的客人和看热闹的群众把他的宅邸挤得水泄不通时，当他门前的小路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子时，先生就反复地说：“可不得了啦！”“太麻烦了！”其实，我们把先生当作常人看时，是可以从他这仿佛是唠唠叨叨的话语中，听出他对拿奖的那份喜出望外之心的。这时候，我们就可发现，川端康成绝对没有托尔斯泰那种对诺贝尔奖的不屑一顾，也没有萨特那种一开始就对诺贝尔奖的傲视和冷漠——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先生就低于托翁和萨特，也不是说先生作为大师就逊色于别人。而是说，作为大师的川端康成，更接近于我们常人，更有我们常人的一面。
回到先生的自杀上来。既然川端康成有我们常人的一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先生的自杀说得那么神圣呢？难道他的自杀，不可能是“不想活了”和“不能活了”——仅仅因为不想活和不能活就去自杀吗？我们不能忘记，先生是一生都反对自杀的人。34岁的时候，川端康成在他寻美、塑美的文学思想基本形成以后曾经说过：“无论怎样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杀的人想要达到圣境也是遥远的。”在获得诺贝尔奖的69岁后，他还明确地说：“我既不赞同，也不同情芥川，还有战后太宰治等人的自杀行为。”然而，在川端康成作为杰出的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说完这些话后，他却在他新置的套房里把煤气管道送进了自己的口中。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真的是为了死亡之美吗？
作为大师的先生也许是那样，但作为凡人的先生，却决然不会在死前想到什么美。1972年4月的那个下午，日光、景色、风向都无什么异常，康成先生也无什么异常。他想去散步，他就对家人说，我散散步去。然后他就步出了家门。谁能想到他这年迈的脚步，会是同文学、荣誉、生活最后的诀别呢？我们能够望得到先生离开宅邸愈来愈小的身影，我们能猜测他这时候愈来愈空落的心吗？一条通往他文学工作室的道路，一套新置的仅有他一人，显得冷清而又寂寞的房间和73岁高龄的衰竭心脏，他在想些什么呢？他能够不想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至老年吗？这时候凄寒的感觉便如细雨淋在了他的心上。这种如雨的寒冷，并不是那天突然来袭，而是形影不离地伴随了他很长时间。
从记事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加入亲人的送葬队伍。葬礼不计其数，出殡仿佛是他少年的职业。孤苦的生活，使他几乎得不到一点温暖，随着年龄增长，希求从异性身上获得点滴的情爱，却又先后有四位小姐离他而去。第四个千代小姐同他的无端分手，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终生失落的阴影，以致他在人的一生中青春最为饱满的二十六岁前的几年间，再也不敢接近女色。后来终于邂逅秀子，虽然七周八折成婚，以为可以一生享有一湾爱港，秀子却不断流产，无法生育，导致了先生梦求已久的家庭一年比一年空冷下来，不得不使这位大师终生过着“养狗比养子女还好”的生活。再想康成先生的身体，幼年多病，瘦如细竹；青少年时曾想应征入伍，却因短斤缺两被退了回来。到了老年，又得精神障碍症，不吃药就难以维持生活和创作。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身体，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屋中，望着眼前静静不动的酒瓶，他怎么能不想到人生最为简单的总结之语呢——活着有什么意思哟！文学，先生赖以生存的文学，这时候也终于如女人一样离先生而去。
因为寻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寻找了文学；因为得不到人生的爱抚，就在小说中尽情地表达那种清寒的凄美，以求在这种美中得到生的力量。可是，随着诺贝尔奖的获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再也写不出那样美艳的文字和苦情的故事，再也不能从文学中获得生的力量。把威士忌倒入酒杯的时候，先生望着那透明的液体，怎么能不产生文学抛弃了他的悲凉呵。还有荣誉，先生是很为获奖高兴过一阵的，可过后又发现，荣誉是多么的无用。本来对政治素无兴趣，以为获得了诺贝尔奖后，以世界名人的身份去帮助人家竞选东京都知事是定会成功的，是可以影响东京的都政的，甚至可以影响当时关东、日本乃至亚洲和世界的某些问题的。不料那位本来就要落选的秦野章先生，有了川端康成的演讲、支持却仍然是一个落选。秦野章的落选并无什么，但它却使先生叮当一声明了文学的作用——一无用处和功效。它既不能挽救日本美的衰落，更不能左右丝毫的政治和社会。
一个奋斗了一生的73岁高龄的伟大作家，在他生命力衰退之时，突然明白文学原来除了可以挽救作家自己的心灵之外，并无别的甚大功用时，那该是多大的哀伤哟！把威士忌咽进肚里时，先生他怎么能不想到人生的虚无呢？怎么能不想到终结生命的事情呢？最后，他想到了三岛由纪夫，这位自己的得意门生，同样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他不就那样死了吗？不就那样自杀了吗？不就那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原来生是相对的，死是绝对的，有谁能逃脱死亡呢？把棉被铺在煤气管道边，静静地躺在棉被上，喝下一杯威士忌，望着洁白的天花板，想到了三岛的死，想到了文学的无用，最后把思绪落在自己孤苦哀伤的一生的回忆上；先生他怎么能不像常人一样想到：
活着还有必要吗？
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倒不如死了好啊。
他可能把煤气管道握在手里等了许久，希望脑子里产生一个还是活着为好的念头。然而，他为这个念头，等了很久，最终也找不到一个活下去的念头。最后，不得不把煤气管送进了自己的口中。当他把煤气吸进肺里时，他还在像我们凡人、常人、庸人一样地想：我这一生，爱弃我而去了，文学弃我而去了，亲友弃我而去了，与其孤寂地活着，倒不如孤寂地死去，人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情嘛，文学又如何？获奖又如何？有什么比有一个儿孙满堂、有情有爱又和谐温暖的家更好哟。我川端康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抛舍哟。
也许，活着的是不朽的大师康成先生，死去的是凡人川端康成吧。但是，有一点我们已经得到过许多经验，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整个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圣人就是死了，他的灵魂也平静而安详。如果我们真的把川端康成先生认作大师，真的尊敬这位为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的优秀作家，我们就应该让他的灵魂如凡人的灵魂一样平静一会儿。
千万，别累着了我们自己。先生终生孤寂，但他缺少的不是热闹，不是崇高，而是一个凡人应该有的温馨的爱。先生是为他的缺少而死的。